1963年秋，饶宗颐从印度东返，经由缅甸、柬埔寨首次来到泰国，在余子亮的资助下，停留约一个月。在此期间，饶宗颐考察了佛教南传踪迹。饶宗颐在友人的陪同下，先后到泰国东北部的呵叻、武里喃、素辇、四色菊等四府，北部的素可泰、清迈、南奔等三府，曼谷附近的大城、佛统两府，泰南的素叻他尼和洛坤两府，访问当地佛教迹地，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
此外，饶宗颐与泰国华裔文化人士吟诗唱和颇多。1963年10月31日，恰逢泰国水灯节，泰国《星暹日报》副刊《国风吟苑》于当天晚七时假座一世桥畔国华堆栈公司天台举行雅集，陈慕禅、谢晋嘉、林中川、高向如等四十多位诗友出席。《国风吟苑》以及《世界日报》的副刊《湄江诗坛》在当年10月至11月间连续刊登了饶宗颐同泰华诗人唱和的诗作，部分作品收入1973年出版的《旅暹潮安同乡会成立48周年纪念特刊》。
应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之邀，饶宗颐在潮安同乡会礼堂作了题为《禅门南北宗之汇合与传播》的演讲，泰国佛教华宗大尊长普净大师、仁闻大师，潮属七县同乡会及各佛教社二百多人出席演讲会。随后，泰华报纸《星暹日报》、《世界日报》等均全文刊登饶教授演讲内容。
饶宗颐在泰国期间，受到泰华各界的热烈欢迎。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副主席谢慧如，潮安同乡会理事长林维高、副理事长张旭江，文化界人士陈慕禅、谢晋嘉、王诚、高向如，企业界人士丁家骏、方涯生、辜植材、周修武等泰华各界名人争相宴请饶宗颐。
饶宗颐这次旅行等于把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走了一圈，能够像他这样做的人是很少的，在几个月之间，杷印度和东南亚的古迹考察了一遍，其中关键是汪德迈的帮助。饶宗颐买了1000多本印度书籍回来，有印度文、英文，还有其他文字的。此次出国，饶老购置的书籍竟达200箱之多，临行时颇感携带困难，所以突然想到《庄子·大宗师》的：“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去，昧者不知也。”要是能有一个庄子里面说的能背舟负山的大力士，夜半不知不觉地帮忙把这些重重的书背回去就好了。原来饶老用了庄子这样一个很玄的典，只是为了发一个有趣的小牢骚，真是童心不泯。
饶宗颐通过旅行与实地考察来了解印度，而不仅限于文献上的材料。比如说他在恒河口，看见排着长队、穿着破毯一样的衣服乞食的印度人，都面带菜色。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去，印度人没有正常人的生活，都是病态者，其实这就是印度人生活的常态。婆罗门教的戒律很严格，有两个印度研究人员陪饶宗颐，吃饭用手去搅拌油和米饭，只吃很少的一点菜，不用筷子，他们睡觉时必须回到庙里去，绝不许在外面过夜的。饶宗颐认为，“法显、玄奘都说印度好，他们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排斥外道，他们不能了解印度本位文化。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两边都不偏袒。”饶宗颐当时有一首诗讲“我到天竺非求法”，这正是他的身份，即不是以佛教徒的身份去考察，而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
在印度的参观考察，对于饶宗颐学术上的思考非常有启发。饶宗颐总是能在文明的比较中审视不同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且总能看出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所在。比如关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饶宗颐曾经提到：在印度，修行是必要的事情。我到印度后才看到，很小的一个洞，只一个人可以坐进去打坐，是坐禅那，这完全是靠精神集中，是一种苦行。西藏的打坐是从印度婆罗门教搬过来的。这本来是一种很苦的事情，要实际地去做，并不是口里头说的。达摩西来，他一面壁就是九年，长时间坐在石窟里头，很残酷。中国人真的能够做修行的，除律宗以外，并不多。后来禅宗说不立文字，但是它还是有文字。我个人认为，禅宗到了六祖和神会阶段，都含有人的见存，三祖、四祖、弘忍，却是折磨自己了。印度人就折磨自己，并不是讲讲，而是长时期的苦行。他们有衣钵传授的问题，我不足批评他们两位，所以真的修行根本就不管外面，用佛教术语来讲是“我慢”。其实谁传谁都无所谓的，不一定要我传嘛，只要我修道就行了，何必争呢。有了这东西就有“我慢”。后来禅宗在中国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艺术，这同印度是完全不相干的，是中国人自己创出来的。我对禅的看法，是看重它的另一面中有生活艺术，譬如它那种语言的艺术，是用相反的话头，非常的艺术，制造一种新的意境，所以文人很喜欢它，从它那里偷了很多东西，如苏东坡、黄庭坚等，都在那里讨生活，但是他们并不是十全的禅味。想不到禅宗的语言机锋，到了中国文化里头，就变成文学艺术，尤其是变成书画那样的一种有魅力的因素，变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味精，开拓了一条大路。这个是他们想不到的，不立文字而又是立了文字。大家看了禅宗，有很大的、各种各样的启发，在当前就可以得到新的体会。顿悟，其实这也是一种联想，有一种动机，不能联的联，联得很新鲜，给文学开了很多途辙。其实中国的禅宗，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艺术。但是修行的人不是这样讲的，譬如说当代有几个大师，如印顺，如圆瑛，如虚云，这三位都相信修行，他们当中虚云是禅宗，他们都是主张信、愿、行的。但这种主张在中国并不流行，因为中国人都不太喜欢苦行，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所以现在来看佛教在中国流行是非常想象不到的事情。在印度觉得为人那么苦，苦得那么厉害，所以要修行，中国人是没有人要修行的。其实印度人也是蛮功利的，寄望于来世，觉得现在很苦，修行了来世顺利，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功利的。中国人是现世都讲不清楚，哪里去管来世。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全世界的宗教都讲死后的事情，包括埃及、阿拉伯，他们瞧不起当前这几十年，很勇于牺牲，觉得生命没有意思，而中国人的生命很值钱，所以佛教能传进中国是非常想象不到的事情。饶宗颐当时还有一个感慨，印度的文字、语言，非常繁多，有十几种文字，几十种语言，而现在通行的语言是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对印度有了不起的贡献。对比之下，中国文字尚简，几千年来皆如此，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的文字不受宗教、政治的影响而改变。饶宗颐学习了很多种文字，比较下来才知道中国文字的了不起。饶宗颐在比较了各种语言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比如巴比伦、波斯的文字，发展到后来都成了死文字。但是中国文字一直存在，而且依然是三代的系统，还是象形的。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文字尚简，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极重要的优势。
由于饶宗颐和汪德迈的关系，饶宗颐要指导汪德迈的论文，他也接触一些西亚学的知识。法国人的惯例是授予博士学位时，要请不同地区的人来担任答辩委员，汪德迈答辩时，其中有一个委员是卜德合，是著名的西亚史专家，于是饶宗颐有缘结识了卜德合。卜德合在法国高等研究院教书，属西亚研究所，西亚学极其复杂，有很多学派，各持一说，有点像我们的甲骨学。卜德合给饶宗颐提供了很多资料、书籍，希望饶宗颐研究西亚文化，后来饶宗颐在巴黎跟卜德合学楔形文字及西亚史、翻译《近东开辟史诗》。
1976年至1986年，饶宗颐毕十年之功，完成了七巨册《近东开辟史诗》。这是中国第一部涉及西亚史诗的书籍，填补了重大空白，是著居功厥伟。《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 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宗颐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味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
游历南亚期间，饶先生发现刘熙《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南山诗》深受马鸣《佛所姓赞》的影响，“悉昙”之学对中国音韵学、文学影响深远。期间饶宗颐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