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齐福
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近代科举制度的革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然地与近代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科举制度的革废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要求，但科举制度的革废又对近代中国文化之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西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近代科举制度革废的一个重要特征。西学在近代以雷霆之势席卷神州大地，除了其自身所挟带的强大威力之外，科举考试以西学为内容也为其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
晚清科举考试变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在考试内容中增加了西学。《湘报》曾刊登了1897—1898年湖湘地区科举考试题目，如浏阳县试题为“伸民权可以尊君权说”、“罢谏官设议院议”；宝庆府试题为“光武禁奴林肯禁黑奴论”：永州府试题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说”等等。这些考试题目皆打上了深深的西学烙印。为此，传教士明恩溥指出“在某一段时间里，考试的题目明显地染上西学的色彩。那些能够在答卷中多少显示一点西学知识的考生，几乎都可以确保获得功名。对于极为简单的数学、地理或天文问题的正确回答据说也可以得到某种成功的回报。”吴玉章的例子便是明证。他曾参加1902年科举考试，在考试时把所学到的“新学”知识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结果县、府试成绩甚佳，府试还取得了头名。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增加西学内容的改革进而又促使士人以西学为知识取向。1894年湖南学政江标在岁试时将试卷中“言时务者，拔为前列”，而“持迂谈者弃勿录”，“每试必如此”，于是“应试者不得稍购新书读之”。清末四川，“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试卷中或能用二十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语者，并得受宏奖得高等以去”，于是“自白乎老儒、黄口学僮无不家喻而户诵”西学。尤其戊戌变法之后，士人纷纷“吐弃科举之学，取时务典籍而研求之”，如河南士子王锡彤1898年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在京购得包括“泰西译本”之类书籍约数百种。这样，许多过去专卖科场书的书店遂纷纷改卖西书。皮锡瑞在其朋友的书店中看到“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之类几乎无人问津。连外国传教士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一位四川传教士在给广学会的信中说：“现在（指戊戌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的改变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知识如此史无前例的需要”。1902年江南乡试，某书商在考场前卖书，从其所销售的书籍来看，历史类书有38种，卖出893部；地理类书19种，销出337部；政治类书27种，卖出533部；经济类6种，卖出168部；而科场书仅有5种，只卖出46部。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致使读书人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转变，学者认为其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的科举制度废除。“国家取士以通洋务，……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士人如果要想继续走仕进之路，那么他们就必须对西学给予科举的冲击作出回应，也就是说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知识体系，因此“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以皮锡瑞和刘大鹏两人的经历为例。湖南士人皮锡瑞是一个西学的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考试的内容可能要变，马上按照梁启超所著的《西学书目表》挑选其中佳者选购数册。刘大鹏则是一个被动追随者，他虽然对西学有较强的排斥感，但科举考试以西学为内容使他不敢大意，托人购买了《皇朝经世文新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等书来恶补西学知识。这样，西学在有形的（科举考试）和无形的（人们心态）变化中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传统士人是西学在华传播的最大阻力者，他们视西学为“小技”、“淫巧”，诋学西学者为汉奸，而科举考试中接纳西学促使士人不得不改变对西学的态度，从排斥到迎合，这个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为西学在华的传播消除了障碍，加快了西学在华传播的步伐。
二
由于科举考试引进了西学的内容，学校与书院不得不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某种程度变革，从而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科举制度在清末的命运凸显其气数已尽，人们预感到其离灭亡为时不远了，遂竞相寻找新的出路，而新学堂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04年江西万载县“各绅富见科举将停，非此无由出身”，遂慷慨捐资兴办学堂。端方在奏折中说，地方筹办学堂，“苦款项支绌不能扩充，近年风气渐开，绅富乐助巨资。”在废科举之前，新式学堂的数量相对而言是较小的，增长速度也是缓慢的。在废科举后，各地出现兴学热潮，原为科举而准备的宾兴、学田、公车等款项皆被用作办学经费，考场也被改作校舍，士绅“咸知登进之路舍学堂末由”，或送子弟入学，或捐资兴学。这样，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群体急剧壮大。1902年—1911年全国新式学堂几乎呈直线型发展，1902年仅为700所，1905年即为8277所，1906年竟达23862所，1907年37888所，1908年47955所，1909年高达59117所，即使到了王朝覆灭之时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人数也急增。
1902年学生人数为7000人，1903年突破到31428人，1905年增加为258873人，1906年就增为545338人，1907年猛增为1024988人，1908年上升为1300739人，1909年发展为1639641人，到辛亥革命前，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是1905年的12倍。即使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学堂。如川西藏族地区，1907年有2所学堂，学生60人；1911年竟发展到200余所学堂，学生900余人。这样的成绩在这个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奇迹。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清末新教育自成体系。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亦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一位外国人在北方某城看到该地“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而外，如农业，如法律，如方言，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学，固无不应有尽有。”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向广阔的下层社会，使普通百姓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由于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教育被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内容的近代新教育所取代，西方科学知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课堂并成为教学内容的主体。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新教育虽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科举时代，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况且还有社会助学的环节，这既扩大了教育层面，又降低了教育费用。但新教育就不这样了，它的高昂成本成了人们接受教育的障碍，特别是新学堂要交一笔为数不少的学费。1907年学部对学堂学费作出具体规定，初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高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至六角，中学堂每人每月银元一元至二元，高等学堂每人每月银元二元至三元。此外，伙食费、操衣费、学杂费等也数目可观。如1906年浦东中学校每学期学费银十五元，膳宿费二十五元，课业用品费五元，共银四十五元。高等小学学费银十二元，膳宿费二十三元，课业用品费四元，共银三十九元。初等小学学费银三元，课业用品费一元，共银四元。新学堂学费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个沉重负担。据张謇估算，在本世纪初江苏南通地区一个家庭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学费30—50元（传统私塾仅需几元），而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2—15元。又以3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时人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盖在科举时代，凡有志于学问者均得自由研求，初无何等限制，一切费用亦少。既有学校以后，凡欲求学者遂不得不入学校，学校——尤以高级学校——每非各地所有，学者遂不得不远道就学，此外如学费、课业用品等，已足令家计不富裕者裹足不前，乃复有名额限制，使此少数人家计才量均能追求高深学术者，亦不能得一读书机会。”这使新学堂中的学生大多为权贵富商子弟。学者根据各种史料对1895—1913年湖南省受过新教育73人作了统计，发现出身仕宦家庭的25人，出身士人家庭的26人，出身富商家庭的10人，出身农民与贫民家庭的12人，权贵富商子弟在其中占了83.6%多。近代新教育贵族化倾向使人们担心“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
然而这只是过渡时期的教育弊病，是新旧教育的衔接与磨合问题，我们对此既不能忽略不见，也不能无限地夸大，认为新教育反不如旧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