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锋
民国时期，浙江籍学者大量进入北京，在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在北京呼风唤雨的同时，也关注浙江省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力图施加自己的影响。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不少领袖人物，如先后担任一师校长和教育厅长的马叙伦，继任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计宗型、蒋梦麟，曾任浙江一中校长的黄人望，一师校长何炳松，以及继蒋梦麟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子，都曾长期在北京活动过。他们回到浙江后不仅占据教育界要津，还援引了不少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起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来浙任职。这些人本为浙江籍，但当他们重返浙江教育界时，却被视为“外来户”。他们到来后，与以浙江省教育会为中心的本地教育界人士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他们内部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对于这一问题现有研究还甚少论及，本文拟以马叙伦的经历为切入点略作探讨。
一、从一师校长到教育厅长
五四运动后，马叙伦不仅在北大内部地位迅速上升，在整个教育界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从1919年底起到1921年，在要求政府清偿旧欠、改发现洋及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等此起彼伏的学界风潮中，马叙伦起到了实际的领导作用，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据他晚年回忆：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连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了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叙伦已成为北京教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汤尔和的暗中襄助，多年后胡适阅过汤尔和日记后称：“当时人只知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独秀之语——原注），不知全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也！”胡适本身在当年亦有北京教育界“让马夷初（即马叙伦）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感慨。这中间自然掺杂着彼此立场和见解的不同，但亦可反证在当时教育界人眼中马叙伦所发挥的影响之大。不过，马叙伦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1921年6月3日在新华门索薪请愿中，不仅惨遭军警痛殴，身负重伤，还被大总统徐世昌告上法庭。悲愤之下，他不顾病痛在医院里绝食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声援。出院后，北大内部围绕复课问题又存在争议，遂请假回杭州养病，因此机缘得以再度与浙江教育界发生关系。
在杭州休养期间，马叙伦因为好友诸宗元的关系，受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的邀请出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没有记载出任一师校长的具体时间。据胡适日记载，9月5日马叙伦已经回到上海；不久即决定出任一师校长，9月26日已开始到校视事。北大保存的档案显示，马叙伦曾于10月底返回北京（很可能他本人并未回京，由他人代为办理），正式向北大请假，并于11月初携带家眷、行李南下。
浙江一师经过经亨颐长校时期的改革，一跃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重镇。1919年底至1920年初发生的“一师风潮”，更使该校闻名遐迩。经亨颐去职后，继任校长姜琦以“经规姜随”的态度维持改革精神，再次引起浙江省内守旧议员的不安。而且，“那时一师学生自治会做了学校的主体，校长‘动辄得咎’。”据曾任浙江一师学生会主席的曹聚仁称，一师校长“那位置是很好的，但那只饭碗是烫手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姜琦只好借赴美考察之机辞职了事。马叙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任的。马叙伦以北大教授兼北京教育界头面人物的身份出长一师，接任之初，学生们“以为继任有人，大欢迎而特欢迎之”。由于大环境并无根本改善，随着工作的开展，马叙伦与前任校长姜琦一样面临着种种挑战。他在担任一师校长的九个月时间里，中间曾两度辞职，均因各方挽留而未果。
关于第一次辞职，据马叙伦回忆：“我虽则做过头二十年的教员，却不是教育家，我没有办学校的经验，我就拿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推行到一师，同时仍不去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力，调剂了一下，算得相安无事。到得第二个学期，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和学生会代表谈话，有一位代表对我语言失礼，我觉得办教育的失了信仰，只有立刻离开学校，便提出辞职书，可是学生会也马上推了代表来挽留，只得忍耐一下。”马叙伦执掌一师后，仿照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成立了评议会，由评议会执掌校务。学生自治会成为“学校的主体”，是“一师风潮”后的特殊产物，本非学校机构运作的常态。虽然马叙伦自称在主观上无意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力，但依据教授治校的办法，校务决策权应由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掌控。随着校务逐渐步入正轨，评议会与学生自治会在校务决策上难免产生冲突。
马叙伦关于此事的回忆甚为简略，从当时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这一冲突的大致经过。1922年4月，一师评议会议决学生请假办法，内有“无故旷课三十点，令其休学”一条。这一规定意在整顿教学秩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被视为是对学生行为的约束，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14日，全体学生开会对校长马叙伦提出责问，马叙伦遂于15日上午召集全体师生大会。据载：
首由教务主任袁心产（即袁易——引者）发言，略谓本校教员与学生隔膜太甚，不妨于今日会中尽量发表。学生张春浩云，半年来本校种种事情，都系倒行逆施，不知马校长究竟用什么主义办学。马氏答称予办学只有普通方针，办一师的另外方针，则予不敢另定，其大致总要学生在轨道上走，请诸位不要以学校是校长的学校，如欲牺牲人格做良心上不能做的事，则非予所敢知也。学生魏金枝云，马先生只顾到教职员人格，不顾到学生人格。相起责问者踵趾相接。次黄人望云，师校自治能力，素闻全国，今以小事而滋大祸，况今天系谈话会，要讨论将来应兴应革之事，而徒事辩论，恐结果愈坏，希望诸君将应兴应革之事具体的提出来讨论改进的办法。次朱章宝云，予未入师校以来，甚抱乐观，外人有说学生嚣张不堪者，予亦不稍留心，近日来现象愈恶，悲观顿起，其最大原因，在教员与学生隔膜太甚，教员方面开评议会，总说评议会议决案件必须照行；学生方面开自治会，单说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种种事项依法执行，未免各有意见存在胸中，既有存见，感情因之不洽，故有今日之事发生。众拍手称善。嗣后提起责问，指摘时弊者不下三四十人。
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出现这么大的风波，显然出乎一师教职员尤其是校长马叙伦的意料之外。在此形势下，马叙伦与教务主任袁易当即向教育厅提出辞职，全校教职员随后继起总辞职。“于是大多数学生有所觉悟”，遂于16日召集全体学生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学生一方意在于改组评议会，而该校长并无反对改组之表示，若任其辞职，则改组之事更无从谈起。学生们遂一致同意加以挽留，讨论并通过了具体的方法。随后推选代表钟以智等八人，向马叙伦表示道歉，并上呈教育厅长夏敬观，请其出面挽留。在多方挽留下，马叙伦及众教职员同意复职，同时对评议会作了相应的改组。按照蒋梦麟的说法：“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种势力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可以印证蒋氏的这个说法。不过学生方面也算不上是失败，因为他们基本达到了改组评议会的目的，而马叙伦之所以得到一致挽留，主要还是在主持校务上本无过错，具体到这件事的处理基本上也还算得当。通过这次风波，师生之间加深了了解，反而有助于一师恢复正常的教学状态。26日，马叙伦随钱秣陵、许宝驹等人“溯钱塘江而上”，到严陵一带游览。可见这次辞职风波至此已经基本平息。
同年5月，在省议会临时会上议员陈惠民等提出查办教育厅长夏敬观溺职案，其中第一条指控夏用人不当，而所举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马叙伦，其次则为一中校长黄人望。消息传出后，马、黄两人当即提出辞职。《申报》报道此事时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叙伦，自接任以来，于校务诸端积极改进，讵料迩来外界流言突至，故意攻击，致退志复萌，具呈教厅辞职。”马叙伦辞职后，一师学生们再次召集全体大会，一致表示挽留，并派代表上呈省长，称：“马校长在北京大学教授有年，学问渊源，经验丰富，为海内所共见共闻，上年秋间，夏厅长敦请屈长本校，正为位贤任能之计，岂存丝毫私意于其间，迩乃有议员因对于教育厅长，欲劳白简，牵累马校长，试思以大学教授之资格，尚不值一高等学校毕业生乎？”从呈文中可知，该议员攻击夏敬观用人不当之所以举马叙伦为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论“资历”不足以担任浙江一师校长。而在学生们看来，马叙伦担任北大教授的履历本身就是一种“资格”，这种“资格”比肄业于一般高校更有说服力。从后来的事实看，马叙伦这次辞职也因各方挽留而打消。
到该年6月底，马叙伦最终辞去了一师校长的职务，不过此次他以“因北大函促回校”为由主动提出。出任一师校长本是马叙伦在杭州休养期间，“在有条件底下接受”的事情，而非其长久之计。关于自己的出处，当时他主要有三个方案。第一，他此次离开北大，本系请假性质，假满自然就得回校继续任教。第二，如前任姜琦一样，准备赴美考察教育。自1917年到北大专任教授算起，马叙伦任教已满五年，按例“具有留学考试章程全部免考之资格，呈由教育部准补浙省留美官费缺额”。1922年4月17日，蔡元培在复马叙伦函中称：“游学事，昨汤尔公（即汤尔和——引者，下同）已来谭及。现一面属文牍课备公牍致教育部及本省教育厅；而一面以弟私人名义，函告沈省长（即浙江省长沈金鉴）及夏厅长（即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今晨已发——原注）。于致沈函中，且请其特别发费，以壮行色，亦尔公所属也。”由此可知，在第一次提出辞职前，马叙伦已在筹备赴美考察之事，且在蔡元培、汤尔和等人的直接关照下，已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5月11日，《申报》报道此事称：“一师校长马叙伦拟赴美游历，考察教育状况，闻将聘前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继任。”第三，争取浙江省教育厅长一职。关于这一方案，马叙伦后来有较为详细的回忆：
不多时（十一年夏天——原注，下同）教育厅长夏先生要辞职了，那时，厅里一位秘书许宝驹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却并未听过我的讲），杭州第一中学校长黄人望先生，是我北大的同事，又是我介绍给夏先生的，我们商量，要改革浙江的教育，应该和厅长是一条路的人，夏先生走了，后来的是谁？和得拢？他们两位就主张我们自己来。因此，许先生就到北京和蔡元培先生和教育界几位浙江同乡讨论了一下，他们觉得是对的。
夏敬观1919年12月6日被任命为浙江教育厅厅长，上任未久即遇到“一师风潮”，因立场顽固而为进步舆论所抨击。1921年12月27日至次年5月27日，陈垣担任教育次长期间，陈伯驺（陈垣的同乡本家）曾多次去函谋求浙江教育厅长一职。已刊的1922年初陈伯驺致陈垣的三封函件为了解当时浙江教育界的情况提供了不少线索。据陈伯驺称，1922年1月，夏敬观已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到该年3月，夏氏“因学生之反对，报界之攻击，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即不遽行辞职，亦必设法他调”。4月，他最终提出辞职，浙江省长沈金鉴因无合适的继任人选，才姑为挽留。陈伯驺亟亟于让陈垣作出任命决定，所述情况难免有夸大之处，不过从中亦可窥见夏敬观当时的窘迫境地。尽管陈伯驺一再恳请，而时在教育次长任上的陈垣因阁潮、教潮、学潮层出不穷，疲于应对，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其他？在此情况下，自难从其所请。
马叙伦出任一师校长本是夏氏所邀，而黄人望之出任省立一中校长，又是他推荐于夏，由于这些关系，他对夏氏的窘迫境况自然掌握得很清楚。至少从4月夏敬观提出辞职时，外界已有他在争取继任教育厅长职位的风声。故在5月第二次辞职时，他还特地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素无干进之怀，谓其觊觎何席；久有严门之志，谓其营度何端”。比照各种资料，所谓“何席”、“何端”均指浙江省教育厅长。马叙伦最终被任命为教育厅长，得益于当时教育部的人事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