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认为，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但在学理上，依然有其认识的价值。关于儒、释、老三教，“慕君为此说，纯属附会，而颇有精义，与诋毁儒理、摒斥佛老者迥异。”他接受基督教洗礼，参加有关的教会活动，但并不认同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借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天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吾恐日复一日，华风将浸成夸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蒋敦复自认为把握了英国社会政治的要诀：“君民共主也，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此三者英国之纲领也。”他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但认为不可行于中国。其理由完全出自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英之议会（即巴力门上下两院），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对于“男女并嗣”，他也颇不以为然：“天位神器，不可妄干，明正统，重嫡嗣，礼也。英之世系自中国言之，牝朝乱政，异姓乱宗，《春秋》之法，在所必诛。”某日，王韬与蒋敦复论及“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伟烈亚力闻之，颇不以为然，认为西政的优长之处正在于“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这恰恰是中国应该仿效的。王韬回答道，“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这一段对话表明，虽然王韬、蒋敦复等人的价值观念还囿于本土传统，但其对于近代西方文化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大致还是准确的。
郑观应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对立的，但其长处，应当为我所用：“彼夫恶虎豹而服其皮，取其温暖也。斥夷狄而师其法，取其利用也。”
3.虽然与外国人士的个人交往文质彬彬，并无心理障碍，但就民族情感而言，“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
这里所谓的“耻辱感”，其来源有二：其一是主观感觉，在洋人手下讨饭吃，有伤民族自尊；其二是舆论环境，“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郑观应的这一世相描述，是他们心理重负产生的社会原因。
就表面的个人交情而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与外国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王韬等人的学养、人品以及工作态度，都得到外方人士的充分肯定。在工作中，墨海书馆中外人士相处可谓融洽。伟烈亚力回国时，沈毓桂以诗相赠：“抱道来华三十年，书成微积与谈天。重洋跋涉休嫌远，赢得才名到处传。”
但就深层的心理感受而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心中却充满苦涩。
王韬在墨海书馆的经历并不如意。一方面，在业务上他受制于外人，经他编译的文稿常常被强行篡改，“即使尼山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他的感觉是：“佣书西舍，贱等賃舂，闭置终日，动遇桎梏，学蒙庄之牛呼，为史迁之马走，因此瞢甍自甘，惘惘不乐，每一念及，行坐都望。”更令他难受的是，在传统观念的控驭下，他赖以养家糊口的营生被一般士人认为向外人“卖文”，因而很被鄙夷，这是大伤自尊的事情。王韬生日感怀，“精神渐耗，志气顿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
郑观应在商界的经历感受与王韬大致相同：“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款，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者如彼，天下有此理乎！”1882年，郑离开太古洋行转入轮船招商局，其职由杨桂轩接任，郑为保人之一。两年后，杨经营不善，加之中饱私囊，导致亏空公款十万有奇，“贻累保人”。“太古洋人知我奉檄援台道经香港，被控羁留。”“太古不念我与开办轮船公司之功，尚须追索四万馀金，复计利息，不肯少减，其无情如此。”此事对郑观应的生理和心理以重创，被拘禁五个月之久，“数十年来名利尽丧”。
在家信中，王韬坦白内心的感受：“自来海上，绵历岁序，虽亦时命之限，初非意计所料。第事已至此，不得不安之而已。”与外人交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饮食者欲固不相通，语言动作尤不可苟。……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扰杂之形。”“我知援手者无人，而姗笑者蜂起矣。且目论之士，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此瀚所以颔首悴面，倒行逆施，经十载而靡怨者也。”
更加要命的是僵滞的传统文化的大环境对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挤兑和鄙视。在家乡人眼中，王韬供职墨海书馆是“卖身事夷”，一时“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他的妻兄希望他迷途知返，不要“附腥慕膻”。
在洋人手下谋差讨食，待遇可谓优厚。但内心里，“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情感忧愤交集。
王韬在日记里如此表白：
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待我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之如犬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见我文士，亦藐视傲睨而不为礼，而华人犹为其所用者，虽迫于衣食计，亦以见中国财力之凋敝，民生之穷蹙也。故西人之轻我中国也日益甚，而中国人士亦甘受其轻而莫可如何。
他更忧虑的是，“夫谋食于西人舍者，虽乏端人，而沈落光耀之士，隐沦其间者，未可谓竟无之也。乃瀚于数年来所见者，皆役于饥寒，但是目前，从未有规察事理，默稔夷情，以备他日之用；而为其出死力者，反不乏人，可谓中国之无人矣。”
王韬担忧“中国无人”，实际上他自己与其同伴已经在自觉地“规察事理，默稔夷情”，而且不仅仅是“以备他日之用”了。
有西方学者认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为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观所吸引。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奇异地混杂着强烈的憎恨和远非忌妒的尊重。”这一浓墨重彩的描绘是相当传神的。
4.在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的意识，改革的意向，以及富强的追求。
19世纪50年代末，王韬即看出，“西洋通商中国，其志在利不在土地”。60、70年代以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们更不断地发出世界已然大变的呼喊。
王韬指出：“三代之时，天下犹囿于一隅，今日之时，天下将极乎一致。”“开辟以来，至尧舜而一变，以荒陋之天下而为文明之天下；至秦汉而一变，以封建之天下而为郡县之天下；至今日而又一变，以中国独治之天下而为四洲相通之天下。”“吾与泰西通商以来，已历二十余年，而在廷诸臣之于洋务，昏然如堕云雾中。一二草茅之士，或能通达时事，叹息时艰，偶言之于当道，则必斥之曰‘多事’，鄙之曰‘躁妄干进’，呵之为‘不祥之金’。”郑观应也说：“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他批评政府官员不懂敌势洋情，外交上“随则病国，激则兴戎”，总之，未能把握天下大势的国策，必然是进退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