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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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3)

1860年,王韬在给徐有壬的信中,比较中西文化,认为“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冯桂芬则不仅指出在军事方面“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人无弃财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改弦更张,革故鼎新,势在必行。“言国政人心,俱当丕然一变;若赭寇扰乱,犹小患也。”如何变?王韬评论郑观应所著《易言》时一言以蔽之:“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总之,“变”是必须的。与其“彼使我变”,不如“我自欲变”。

王韬论道:“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危机的显现同时就是机遇的挑战。王韬论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郑观应则提出著名的“商战论”:“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为了培育国人的竞争意识,王韬在格致书院操办有奖征文竞赛时,题目有“目前中国图谋富强时应视何者为重?”“在不公正的市场惯例下,中国茶叶如何在世界与印度茶叶竞争?”等等。

学习西方,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一致选择。冯桂芬向当道建议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亲自拟定章程。其课程既有传统的经史子学,更有外语、算学和自然科学。王韬强调:“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他在编译西方宗教、科技书籍的同时,还撰写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和《泰西著述考》。

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一般均采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又称文化守成主义,其本义在不浪漫,不激进,但同时也绝不墨守成规。“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

在墨海书馆谋职的士人,在是否参与翻译西方宗教类书籍的问题上,心情是矛盾的、甚至是痛苦的。就此问题,王韬与管嗣复之间曾有如下的讨论。管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既是说服管嗣复,也是说服自己:“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賃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与我无涉也。”与王、管相比,郑观应的看法显然通达、乐观得多:“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他“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在他眼中,西方文化“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孔孟之正趋”。颇有意味的是郑观应“中西合璧”式遗嘱:子孙读书毕业后及21岁后不愿入专门学堂读书者,“应令自谋生路,父母不再资助,循西例也。”在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生史上,冯桂芬是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惜这一事实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前文所引蒋廷黻的“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这里所谓“咸丰以后”率先“觉悟”的“少数人”中,就包括冯桂芬。他在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精髓首次明确示人。

《校邠庐抗议》全书初为四十篇,后加入旧作两篇,共四十二篇,分为卷上、卷下两个部分。全书论及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水利、漕运、宗法、户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警告和建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匡救时弊的襟怀与眼光的简单再版。但是,在《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等少数篇章中,冯桂芬对于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变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冯桂芬将“制洋器”提到“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我中华幅员十倍甚至百倍于俄、美、法、英,但“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也。……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对于这方面的差距,“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在制器问题上,中国过去是“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这才让外国人占了上风。他建议国家从政策上诱导、吸引聪明智巧之士,以外人为师,切实钻研,像科举制一样,给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优厚待遇。他相信,“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他强调,制器之术必须自己掌握,不可用“购船雇人”之类的简便办法取巧。“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

与政治、外交上口口声声鄙称“夷务”形成鲜明对比,冯桂芬明确倡言采纳“西学”。对于“西学”,他分辩道:“耶稣教者,率猥鄙不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他十分鄙视当时一般“习于夷者”的“通事”(翻译),认为他们质鲁、识浅、心术又鄙,“安望其留心学问乎?”他建议设立专门的翻译公所,选年轻俊才入学,不仅学习外国语言,而且学习算术、历法、河工、经史,“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冯桂芬郑重论道: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至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是《校邠庐抗议》全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段话,也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发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话。

在这一段话里,“夷务”之类的意气虚骄之论不见了,代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样平实的肯定之辞。但是,这里的肯定有明确的前提,即将肯定的对象限制在“辅以”即次要的、第二位的、补充的地位上。与“辅以”相对,居于“原本”即主要的、第一位的、根本的地位上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伦常名教。作为一种理论主张,思想的成分如此简明,价值判断如此清晰,逻辑层次如此干净利落,不仅在近代,而且在古往今来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少见的。它实际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全部理论宗旨的核心和要害。其后一个半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发展形态,无不继承了它的血脉,打上了它的印记。

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面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同样意思的话语,反复出现在“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著述之中。如王韬为郑观应《易言》写的跋语:“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又如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就表明,这一思想不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一思之得,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成就和思想趋向。

仔细分析,“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其实还潜藏着这样的隐忧,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及其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种种成就,已经不能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所有难题了,必须“鉴诸国”,取众长,才能“更善之善”,渡过难关,走向未来。在冯桂芬强烈的“卫道”意绪中,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了。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柯文可谓“旁观者清”:“西方科学在十七八世纪只在观念上对儒家构成潜在的威胁,而没有构成实际的威胁。”“鸦片战争以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中国思想的有用性受到了挑战,而且一旦它的有用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它的真理性的疑问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思想的所有派别现在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须认真对待的西方对手。”柯文认为,王韬“在传统的永恒之道框架中描绘了一个较前绝然不同的未来世界。”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这其实也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作者简介: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