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好莱坞的强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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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影响力的传播(21)

影片《慕尼黑》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色列特工机构是否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秘密而非法的有针对目标的暗杀政策,全然不顾导致什么后果?”影片希望我们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这样的暗杀活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效果适得其反,令人不安。正如米歇尔·戈德堡所说的那样,这部影片“主要关注的是报复性的犹太人暴力对犹太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肉体所产生的影响”。或者亦如戈尔达·梅厄那句真伪不定的话语所言:“我们永远无法原谅他们(巴勒斯坦人)使我们杀害了他们的儿童”。

如果斯皮尔伯格也以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拍摄一部影片,比如,就像罗伯特·菲斯克曾经邀请他的那样,拍摄一部以1948年以色列人驱除巴勒斯坦人那段历史为题材的影片,那么《慕尼黑》这部影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分别在《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这两部影片中从不同侧面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成双配对的影片已有先例。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在美国拍摄一部那样的影片,更不用说由斯皮尔伯格指导拍摄了。赞成以色列政府的文献片,比如《抉择》(1981)、《一个名叫戈尔达的女人》(1982)、《火狐一号出击》(1977),以及《出埃及记》(1960)和《司法制裁》(2001)等公映的影片,标志着全面缺失巴勒斯坦叙事视角的好莱坞历史新阶段。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科斯塔·加夫拉执导的低成本影片《汉娜》(1983),该片以同情的眼光表现了巴勒斯坦人,但是却遭到发行商的封杀。

结束语

当今时代的五角大楼很少愿意合作拍摄政治揭露片,因为这类影片往往支持开明政治立场,并且表现军人的一些负面形象。不难看出,与本书中分析探讨过的其他影片相比,这类影片更有可能质疑美国的对外政策,比如《辛瑞那》、《战争王》以及《忠于职守》即是例证。这几部影片借鉴主流批评文献,对美国强权武力展开了认真的思索。奥利弗·斯通在导演生涯中期执导的影片《刺杀肯尼迪》和《尼克松》(尽管以表现“阴谋”为主题),也对现行权力体制提出了强烈质疑。

影片《交战规则》经过重新剪辑之后表现出明显的穷兵黩武色彩,而且自相矛盾,甚至本片男主角盖·皮尔斯也公开表示失望。然而,在这类影片当中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还是那些具有开明自由思想倾向的影片。《慕尼黑》、《红潮风暴》、《间谍游戏》以及《惊爆十三天》全都对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只做空口应酬,而无实质性思考,但是也都揭示了造成美国动用武力(甚至广泛动用武力)合法化的客观条件。好莱坞电影行业的通行做法是认定外国人无足轻重,美国的敌人本性难移,十恶不赦,美国的强权武力本质上无私正义。

[1]尼克松的绰号。——译者注

第八段 低成本制作影片的战场

现在,您可能记住了一些影片,这些影片同本书已经探讨过的其他影片相比,以更加成熟的政治见解描写了美国在世界事务所扮演的角色。好莱坞也肯定拍摄过一些具有批评色彩的影片,但是到目前为止,本书主要关注探讨了那些拍摄制作成本高于3000万美元的影片,并且这类影片的发行商往往都是大牌公司,而不是其下属的分公司。好莱坞电影业每年拍摄制作数百部影片,平均每部影片预算成本为6000万美元。其中是否还有一些低成本影片被漏掉了,内容也涉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本章专门探讨一些预算在3000万美元以下,类型各异,而且极具颠覆破坏内容的影片,考察一下这些影片在发行放映的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即使其政治内容在冷静过后再看仍然相当平淡薄弱。《低成本制作影片的战场》这一章探讨的影片还包括那些看上去具有敌对或中立态度,但仔细分析之后其思想倾向却显得更加保守的低成本影片。最后探讨一些以常见的审视角度描写美国在世界事物中所扮演角色的低成本制作影片(此类影片数量众多)。

《反恐疑云》

在影片《反恐疑云》当中,杰克·吉伦哈尔扮演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员对于绑架拷打一名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明智,日益产生了怀疑。有关行动命令是由美国政府和未指明的北非国家政府(摩洛哥或埃及)联合下达的。影片对于国外社会的描写富有人情味和同情色彩。《反恐疑云》取材于卡利里·艾尔-马斯瑞的亲身经历,此人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误认为是恐怖分子,并且遭到绑架。

《反恐疑云》的基本主题思想在影片中借吉伦哈尔之口明确地表述出来。当时他质问了一位官员正在做的事情:

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这种事情。一次?两次?十次?但是你究竟有几回可以说我们获得了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一个统计数字。拿一个圆形分析图给我看一看,我喜欢看这样的分析图。你要是拷打折磨一个人,你就会又多了十个敌人,一百个敌人,一千个敌人,我要看一看还有什么情报比这更重要。

也有一些影片制作成本极低,只有100万或几十万美元,在电影院放映的机会就少了。在这类影片中其中许多是文献纪录片,比如《致命欺骗:通用电气公司、核武器与我们的环境》(1991)、《制造共识:诺姆·乔姆斯基与媒体》(1992)、《11"09"01—9月11日》(2002)、《出售伊拉克:大发战争之财的人》(2006)、《战争云雾》(2004)、《滑向黑暗》(2007)、《标准操作程序》(2008)《我们为何而战》(2005),以及奥利弗·斯通采访拉丁美洲领导人卡斯特罗的纪录片《司令官卡斯特罗》(2003)、《寻找菲德尔》(2004),采访雨果·夏维兹的纪录片《边境线以南》(2009)。蒂姆·罗宾斯执导的《嵌入式》(2003)抨击了略带小说虚构化色彩的“特别计划办公室”,其成员都是一些新保守派分子,在他们操控的世界里,新闻记者向一个个士兵那样列队而站,高声叫喊:“先生!我是一名想入非非的记者,先生?”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出舞台戏剧,后来被移植到了DVD上。

由于制作成本低,很难拍摄出引人入胜的故事片,但是也并非没有可能。对反恐战争提出质疑的影片《无限正义》(2007)耗资仅几十万美元,也在一些影剧院放映,尽管范围有限。阿曼多·伊恩努西的英国喜剧片《通灵人士》,描写一位无能的英国政府大臣被美国政治体系利用,在中东新爆发的一场战争的收场阶段充当爪牙。这部影片在美国和欧洲都获得一些公映场次,甚至还被题名为2010年奥斯卡获奖影片。

《惊爆前线》

然而,在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时候,更有可能遭到政治体制的围攻堵截。影片《惊爆前线》记录描写冷战结束时军队文员雷·艾尔伍德(乔奎恩·菲尼克斯饰)在西德斯图亚特市罗斯福陆军基地的兵营生活,艾尔伍德从事着非法赚钱活动:在黑市上出售大塑料杯装的军需物资,而且同基地上的海洛因供应线有牵连。与其他影片相比,虽然《惊爆前线》在2002年之前已经拍摄完成,但是这部影片曾先后分别受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最严重的冲击,直到2003年夏季才获得公映机会。《综艺》杂志评论家托德·麦卡锡(2001)称这部影片由于受“公映舆论”的影响,是一部“在错误时间里拍摄的错误的影片”,但是由于此片实际上只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放映,票房收入凄惨,只有区区几十万美元。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同社会上层势力紧密相连的社会体制而言,《惊爆前线》是一部“错误的影片”——在正常情况下观众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尚不得而知,因此,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行公司报废了。

问题是:为什么?《惊爆前线》的编剧之一艾立克·维斯准确地指出,“我不认为这部影片有不爱国倾向,它并没有评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米拉麦克斯公司首席运营官里克·桑兹说:“他们应该对当前世界形势表现得敏感一些。”本来他们有可能再增加一些其他内容来表现自己的立场。例如,影片中艾尔伍德同其军方上司和文职政府上司均无政治上的抱怨;影片对于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势力没有进行系统的评说。即使军士长李(斯科特·格伦饰)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施虐狂者,其他人都是罪犯,那也是由和平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后果。艾尔伍德说过:“战争是地狱,可是和平又太乏味了”。再者,对性情温和的指挥官毕莱士·伯曼(艾德·哈里斯饰)的描写刻画表明,军队是一所大教堂。

影片导演格里高·乔丹说过:

“我手里的文献资料表明,这里的陆军基地每年有25~30人被害,每年有2~3人意外死亡;至于自杀率……也有统计数据说明在冷战时期有多少枪支丢失。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就那么消失了。还有吸毒——最后部队不得不采取毒品检测措施把毒品扫除干净。影片中描写的一切,现实中都有;实际存在的情况比那严重多了。”

其他喜剧片也遇到过类似的发行问题,只不过它们的批评力度大于《惊爆前线》。影片《战争公司》的故事情节发生在虚构的中东国家图里吉斯坦,该国由一家公司(以哈里伯顿为原型)控制着,而前美国副总统(以迪克·切尼为原型)就是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曾经推出非正式版《这个杀手将有难》前传的迪士尼公司根本没有碰过这部影片。由于发行渠道极为有限,《战争公司》严重受阻,只在全国33家影剧院上映,票房收入仅有58万美元。

《华氏911》

迈克尔·摩尔执导的文献纪录片《华氏911》(2004)把美国描写成一个庞大的企业机构,担任主管领导的是白痴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影片中的敌人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同时也是社会精英们自己,摩尔把他们描绘成自私自利的战争贩子,因为他们在“9·11”事件以后倾向于动用暴力,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后果。

迪士尼公司曾试图阻止其旗下的米拉麦克斯公司发行这部影片,抱怨说发行这部影片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摩尔的经纪人阿里·伊曼纽尔宣称,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伊斯纳对他说要退出这笔交易,因为考虑到保守派政治家会从政治上向他们发难,尤其关系到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物业所得到的减税待遇,比如,迪士尼世界就是一例(州长是当时美国总统的兄弟杰勃·布什)迪士尼公司同沙特皇室家族也有联系,而沙特皇室家族在影片中受到了不利的描写表现:家族中的一位实力派成员艾尔-瓦里德·宾·塔拉尔同卡莱尔集团合作,买下已经陷入财政困境的欧洲迪士尼公司大部分股权。迪士尼公司否认有任何这样大赌注政治游戏,并解释说他们担心“被拖入高度紧张的党徒政治游戏”,他们表示,这样会使客户疏远他们。

右翼人士的确在损害摩尔的名声。他执导的禁枪游说影片《科伦拜校园事件》(2002)是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纪录片(尽管该片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R级)。他拍摄《华氏911》的明确目标就是让布什总统下台。这部影片引发了一大批诽谤性的网址出笼,遭到一些专家权威的谴责,甚至还令人吃惊地催生了几部反击性质的纪录片问世:《迈克尔·摩尔仇视美国》(2004)、《摄氏41·11》(2004)、《迈克尔与我》(2004)、《华氏炒作911》(2004),以及《制造不满》(2004)。在大卫·扎克执导的喜剧片《美国颂歌》中(投资2000万美元,又名《大发重要的影片》),摩尔也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虽然《华氏911》是一部抨击布什政府的激辩力作,但是如果从系统评说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加以严肃审视,此片尚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局限性。它避而不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事实上哪怕只要简略地探讨中东地区,以色列就其颇有争议的地位而言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话题。也许任何评论都不会有利于摩尔的经纪人阿里·伊曼纽尔那样的人物——此人是2006年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开战的请愿者,也是奥巴马白宫总参谋长的好兄弟。摩尔也没有在片中就有争议的“9·11”事件的历史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其他场合曾经说过,“官方的调查结果甚至没有向我们揭示出一半的真相”。他要求公布五角大楼有关恐怖袭击的现场监督录像。

在现实世界中有些摩斯林教徒和伊斯兰国家受到美国严厉的惩罚,但是《华氏911》中的受害者都是美国白人,比如莱拉·里普斯科姆(儿子在伊拉克死后,她对伊拉克战争表示质疑),被警方渗透其中的和平活动家团体,以及美国军方。《华氏911》对美国境外世界的短暂描绘包括:一位伊拉克母亲说美国人是凶手,短暂拍摄了一次婚宴场面,还有一些男孩子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放风筝的画面。影片结尾时,摩尔问道:“他们还会再相信我们吗?”;另外还提到了政府背叛“我们的”军队,派遣他们去伊拉克打一场非正义战争。

《华氏911》的确引用了大量批评文献资料,利用了广大公众对乔治·沃克·布什的深切仇恨,然而它仍然是同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密封天地,表现出好莱坞的其他主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