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道格拉斯·法拉和斯蒂芬·布劳恩披露，“虽然有迹象显示，他曾经动用飞机秘密地为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武装提供援助，但是鲍特的组织不仅保存下来，而且还更加兴旺发展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兴旺发达全靠为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和私人承包商运送军火和其他物资，从曾经追捕他的国家那里赚到了数百万美元。”
在报道上述新闻方面，美国媒体输给了法国《世界报》。据该报报道，2004年5月14日，鲍特的飞机“打着英国海湾航空的名号飞行（这样一家公司有可能随生随灭），确保为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运送物资’”。影片《鲍特》确有先见之明，令人叫绝。虽然鲍特在影片发行之前还未遭到逮捕，但是2008年他在曼谷被拘留。2009年8月11日，法庭作出有利于鲍特的判决。据说美国官员对这一判决结果大感吃惊。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则宣称，俄罗斯对“这一判决结果感到满意，我们希望维克多·鲍特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回到祖国怀抱”。
《忠于职守》
影片《忠于职守》也对美国强权政治提出了质疑，描写了中央情报局从二战创建之初到1961年在猪湾遭到惨败的活动发展历程。比尔·沙利文（罗伯特·德尼罗饰）表示，他希望他所领导的中央情报局能够成为美国的“耳目”，而不是成为美国的“心灵”。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表现得既有愿望，又有能力秘密插手其他国家事务，以促进美国的企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其手段包括雇佣黑手党实力派在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使用蟑螂毁坏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作物（影射中央情报局为自己争取到的上帝一样的地位）。到1961年，影片中的主角爱德华·威尔逊被赞誉道：他是“中央情报局的心脏和灵魂”，但是他几乎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心甘情愿地出卖了自己的小儿子。
《忠于职守》还暗示，所谓来自苏联的威胁纯属无稽之谈。美国特工人员给一位苏联叛逃者灌上了迷魂药，以执行他们秘密而有争议的MK-ULTRA计划。那位苏联叛逃者在恍惚之中对特工人员说道：
苏联强大是一个神话，是一个玩笑。连零部件都没有。一切都不灵了。它什么也不是，只是涂了油漆的锈铁。但是你们必须让俄罗斯神话存活下来，这样可以维护你们的军工集团利益。你们的体制离不开把俄罗斯看做是巨大的威胁。实际上它算不上威胁。它现在不是威胁，过去不是威胁，将来也不是威胁。它只不过是一头腐烂发胀的母牛。
当有人问德尼罗是否想继续批评美国政府时，据说他表现得“明显的不自在”，不偏不倚地说道，“批评就是对某件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我倒喜欢看一看某件事究竟有何背景和目的，尽量看清背后的真相。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我对这个更感兴趣。我要尽量搞清楚他们来自何处。”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央情报局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换句话说，批评立场对他来说并不非常重要。也许有人要问，这是否同他身边出现的各种顾问人员有关，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的米尔特·比尔登，此人曾经出现在拍摄现场，“从片场布置到影片剪辑，一直同德尼罗待在一起”。
关于自己在拍摄现场的作用，比尔登有如下一段自白陈述：
从来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表现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一段历史。我当然不会同公然反对美国的任何一部影片有牵连。批评中央情报局的那些老手需要一部中央情报局征召特工的影片，或者一部纪录片。这部影片不是。
比尔登赞同如下说法：中央情报局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并补充说“我认为，如果明智一点儿看的话，所有秘密情报机关都是无可避免的存在。但是你要知道，关键还是有这种必要。”
美国战略情报局协会主席约翰·辛格劳德批评《忠于职守》这部影片，说它“充斥着一些邪恶有害的内容，全都是由我们的敌人和一些不忠不满的雇员在寻找替罪羊时想象编造出来的”。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抱怨说，《忠于职守》错误地把猪湾行动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有人泄露了登陆地点，而把阿伦·杜勒斯这个人物错误地描写成辞职，实际上此人在侵吞资金时当场被抓获。影片还表明，中央情报局动用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危地马拉的总统府抓人。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指出，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抱怨说，俄罗斯叛逃者的故事情节同MK-ULTRA试验计划故事情节混在了一起，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主要人物根本不是秘密组织“骷髅会”的成员。
中央情报局人士发表的其他言论体现出他们对影片《忠于职守》确实感受到的烦恼之处：这部影片是一部《教父》类型的影片，片中故事是从想象中的东方统治集团视角来讲述的，而且贯穿在影片中的一个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立场观点，即资本主义权力阶层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中央情报局希望看到的影片相当于描写海军陆战队部队的《父辈的旗帜》，以表达他们对于“求真文化”的向往，但是《忠于职守》却损害了这种文化。他们实际看到的影片却是针对他们自身组织的一种恶毒的历史评价。
《慕尼黑》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慕尼黑》（2005）在西方动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假装成一付持有批评立场的姿态。影片取材于乔治·乔纳斯撰写的一部纪实作品，名叫《复仇》，讲述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下达实施一项行动计划，秘密派遣一队士兵前去剿灭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黑九月”曾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暗杀了13名以色列运动员。阿维纳（艾里克·巴纳饰）担任行动小组组长。在实施无数次暗杀行动，造成广泛的间接伤害以后，阿维纳精神崩溃，决定退出行动小组。虽然《慕尼黑》表现的是以色列复仇行动，但是也明确地折射出广义“反恐战争”的影子，包括影片结尾处长时呈现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塔镜头和以色列人物镜头——影片中这些以色列人物由来自整个西方的演员扮演。
有些以色列人及保守团体认为，斯皮尔伯格对影片的处理太过分了。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抱怨说，“《慕尼黑》是典型的好莱坞自由派宣传”，是“对布什政府的直接攻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呼吁抵制这部影片，称其中的一位编剧托尼·库什纳是一位“仇视以色列的人”。主流论者把这部影片广泛视为“不偏不倚的和平呼唤”，罗杰·艾伯特抱怨说，《慕尼黑》的立场过于中立。
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慕尼黑》在政治上有严格苛求之处。斯皮尔伯格对阿拉伯反面人物的处理，其漫画式表现手法显然不及《夺宝奇兵》（1981）鲜明强烈。影片中甚至还有几处特别评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最不情愿的以色列杀手卡尔（西亚兰·辛兹饰）说道：“你对我们控制这个地方怎么看？通过友好的方式吗？”在另一场戏中，活动在法国的“黑九月”组织头领默罕默德·哈姆沙利说道：
24年来，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人口群，我们被剥夺了家园，住在难民营地里，没有前途，没有食物。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体面像样的东西……24年来，我们的民众天天受到以色列人的攻击……你知道以色列人刚刚轰炸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两个难民营……200人丧生。不久前他们在慕尼黑也痛下杀手。
除了上述偶尔表现出的不偏不倚的议论同情之外，影片反复突出强调有关西方仁善行为神话和观点。前美国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认为，这部影片“表现的情景解释了以色列人的行为动机”。虽然影片没有以漫画手法描写阿拉伯人，“影片故事是通过以色列人的观摩视角讲述出来的”，“继续下去的争论是以色列内部的争论”。
斯皮尔伯格（2005）本人对DVD版的纪录片有如下一段评说：
如今当我们（西方）不得不对恐怖行径作出反应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小心谨慎的过程——不是使自己陷于瘫痪状态，无法采取行动，而是千方百计地保证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结果。我的意思是，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就是最差的结果，最终会使我们真正陷入困境。
斯皮尔伯格补充说，影片《慕尼黑》不是要回答如下问题，“应不应该实施有针对目标的谋杀行动？”，而是要突出表现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困境”。虽然他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可以实施有针对目标的暗杀活动，但是如果“产生不了预期结果”，就不要那么干。斯皮尔伯格在影片中借阿维纳之口明确表示，那些不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包括：每次我们干掉一个恐怖分子，就会有6个恐怖分子顶替他，其代价是相当高的（每人100万美元），而且还有可能引发针对安全部队的报复暗杀行动。当然，这些“预期之外的结果”全都是战术性的，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而不是真诚地表达懊悔。
斯皮尔伯格在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
我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以色列，这一点你可能会想象到。自从我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认识到以色列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天起，我就相信，不仅是以色列，就是世界其他地方也都需要以色列的存在……我认为，应该对每一个恐怖主义行动都进行强有力的回击。但是我们也必须重视其中的各种原因……以色列必须进行回击（针对慕尼黑大屠杀），否则就会被视为软弱：我赞同戈尔达·梅厄所实施的回击。
影片《慕尼黑》通过表现以色列人不断质问自己的道义立场而达到了上述目的。剧本中到处可以看到如下这样的辩护言语：“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犹太人在地球上都要有一席之地（以色列）”，“每一个文明都有必要同我们协商，同我们的价值观达成妥协”。当阿维纳的行动小组成员杀害了那位正在保护萨拉米的青少年时，他们几乎令人发笑地一同喊了起来，“噢，不！”，似乎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行为。影片结尾处，阿维纳经历着磨难，眼前浮现出令人不安的与性有关的画面。相比之下，阿拉伯则表现得丧尽天良——“他们对于自己开心欢庆一点儿都不感到内疚，是吧？”以色列人斯蒂夫（丹尼尔·克雷格饰）这样说道，因为他知道阿拉伯人正在欢庆一次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
影片中的以色列人全都因为紧张焦虑而绞拧着双手，斯皮尔伯格也曾断言：“我不认为他（阿维纳）会得到安宁”，但是阿维纳仍然“完全支持那项派遣他和他的队员们执行任务的决定，对于他们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丝毫不感到愧疚”。
原书作者乔纳斯在观看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演绎之后，突出强调自己的观点，称“道义上的装模作样是双向的。枪手把每个人都杀死之后，也会表现出良心上过意不去”。当有人问到阿维纳是否会遇到信心危机时，乔纳斯解释说，“我笔下的阿维纳到最后可能对他所执行使命的有效性产生疑问——有针对目标的暗杀活动几乎不能减缓恐怖主义，更不用说阻止恐怖主义。但是他从未质疑过国家让他执行的使命是否符合道义——他根本没有愧疚感。”斯皮尔伯格也声称见到“阿维纳”，显然得到了相反的印象。
影片中也略而未表所谓的挪威“里尔哈默事件”，在那起事件中以色列杀手杀害了一位无辜清白的摩洛哥侍者。这起事件因辨认目标有误而引起。以色列有关部门在23年之后才给予受害者家属赔偿，但是没有表示道歉。影片中也没提到一起汽车炸弹事件——原本用来暗杀萨拉米的汽车炸弹结果炸死了另外8个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学生和一名德国修女。其实在影片结尾时打上一排字幕，让观众注意到萨拉米以后遭遇到暗杀活动并非难事。
有一场阿维纳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之间的对手戏被称为影片中对公平最强烈的诉求戏份。斯皮尔伯格对《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没有这场戏，“我就会拍成一部查尔斯·布隆森类型的影片：好人对坏人，犹太人杀害巴勒斯坦人，没有任何背景说明。我绝不想拍摄那样的影片”。《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那位巴勒斯坦人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谈到了家园，谈到了丧失土地的同胞；他所提到的那片土地不仅仅指加沙地带或西岸地区，还包括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那一大片国土”。
事实上那场戏是一次两分钟半的对话交谈，至多指出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动机就是渴望“家园”，但是也更为明显地表示他们的斗争是徒劳的，不符合道义。那位恐怖分子在一开始探讨问题时，就想象着将来会爆发一场战争，最终使以色列“不复存在”。阿维纳回答说，“你不可能收回一个你从来就没有过的国家”。恐怖分子则说，“听上去你像是一位犹太人”。阿维纳继续隐瞒身份，骂道，“Fuck you！”然后接着说，“我就是你头脑中的声音，告诉你现在你都知道些什么。你的同胞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们永远不会收回那片土地。你们要老死在难民营里，等待着巴勒斯坦”。
那位恐怖分子则以威胁性的语言反唇相讥：“……我们会让地球上处处都不是犹太人的安全之地”。阿维纳指出，“你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又接着表示，他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不过是干旱旧葡萄园。言外之意，巴勒斯坦人应该放弃斗争，迁移另外一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