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杂志《美国展望》在2000年断言，“好莱坞具有明确的左翼倾向”，“喜欢吟唱左翼理想主义的悲歌”。同样，《华盛顿邮报》不久前也信从右翼观点，认为在过去30年间好莱坞一直在“说谎—大声地说，不停地说，几乎一直在支持左翼观点”。制片人兼编剧安德鲁·克拉凡曾在洛杉矶呼吁“改朝换代”。他在《华盛顿邮报》这份著名报纸上撰文表示，“好莱坞左翼努力”要为“粗制滥造”那些“宣传影片”负责。他在其他场合解释说，那些“宣传影片”应该用“歌颂我们战场行动的狂热爱国片取而代之”。
好莱坞的确有一些引人瞩目的开明自由人士，但是那里也有“左翼势力”吗？只要我们正视那些为数众多的右翼明星、审查人员、专业人士，正视那些国家完全机构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正视那些按着严格企业制度展开工作的业内领导者，答案就是否定的。另外，也不能把好莱坞推出的各类影片都说成是“左翼”影片，除非我们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好莱坞推出的主流影片反复赞同动用美国武力，而且也不批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仁善作用这种基本观点。
在倒退特点极为明显的影片当中，下述各部影片榜上有名：《星际之门》、《绝密飞行》、《变形金刚》、《钢铁侠》（科幻片）；《我们曾经是战士》、《风语者》、《黑鹰坠落》（战争片）；《真实的谎言》、《别惹佐汉》（喜剧片）；《最高危机》、《空军一号》、《间接伤害》、《第一滴血》、《和平缔造者》（动作冒险片）以及《交战规则》（政治揭露片）。但是几乎所有影片对于批评美国强权武力的观点或者忽视、排挤或者诽谤诋毁，所以这个问题的涵盖范围超过一份“最差影片排行榜”（或者称为一批“国家安全影片”）。而当影片表现有比较明显的批评倾向时，比如像《惊爆十三天》，其批评理由也非常狭隘牵强，一般都是支持国内一个派别，而且把动用武力摆在明显的选择位置上。
观众们能够顶住这些思想内容吗？我们离开电影院之后，并不都去报名参军，或者行凶抢劫一个外国人。但是影片内容对公民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电影的初期发展阶段到现在，现存的权力机构就一直认同这一点。各类组织机构和个人，从中央情报局到联邦调查局，从苏联领导人V.I.列宁到德国的约瑟夫·戈培尔[1]，全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电影是传播政治思想的最重要媒介。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我能够控制美国电影这种传播媒介，我不需要别的任何手段就可以使全世界都信仰共产主义。”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创始人达瑞尔·扎努克曾经说过：“如果你有一些值得对外宣讲的想法，就应把它们用娱乐形式的光彩外衣包装起来，你肯定会找到合适的市场。离开娱乐形式，任何宣传影片都一钱不值。”
有时这样的影片甚至会产生非常直接、具体而又令人不安的效果。前美军专家托尼·拉古拉尼斯透露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军方“求助于影视作品，从中寻找审讯嫌疑犯的新方法”，因为军方人士“没有接受过比较极端方法的训练”，比如模拟枪决犯人、模拟电刑处决犯人，了解让嫌疑犯屈服的身体施压姿势，隔离、降低体温，以及“威胁处决犯人家属、强奸在押嫌犯的妻子”等极端手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报道说，俄克拉荷马市1995年造成168人丧生的爆炸案凶手提姆西·马克维，曾经“反复”观看过右翼幻想故事片《红色黎明》，因那是他最爱看的影片。另据退休的海军少将阿伦·希尔透露，影片《壮志凌云》放映之后，米拉马尔海军航空兵站的年轻飞行员们便开始趾高气扬，到处显摆，自认为是影片中的英雄，年轻女子也乘着汽车纷纷现身。结果在1991年同兵站密切相关的尾钩大会上，发生了多起被指控的性侵犯事件。以前尾钩大会是“下级军官同高级军官随便见面交往的好机会，可以谈论战术、飞行和传统等方面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用一点儿时间思考一个有关立场观点的问题。根据我们对好莱坞电影行业及其所拍摄的影片的了解，如果好莱坞变成一家新闻公司，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情形呢？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好莱坞新闻公司”，这样一家媒体机构将会连篇累牍、气势汹汹地炮制大量激化美国所受威胁的新闻报道。威胁矛头尤其指向美国政府、军方以及各大城市。“好莱坞新闻公司”也将发表社论，支持动用武力——单方面非法行动，尽管以为有必要——来解决上述威胁问题。武力将被描述为一种有史以来一直灵验的灵丹妙药。在深夜几乎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传播范围也很有限，一群组织散漫的演员朗读了一篇持有异议的短小新闻快报。到了白天，这篇新闻快报便遭到其他节目主持人的嘲笑，但更多的是忽视。总而言之，“好莱坞新闻公司”将变得同福克斯新闻公司一样反动保守。
电影院里也放映一些极具批评倾向的影片。在低成本制作的影片中有《节选修订》以及《战争公司》和《沉默的美国人》，这些影片通常在发行阶段都遇到困难。甚至还有一些罕见的较有批评倾向的影片出自大牌影业公司，制作成本巨大，比如《阿凡达》、《忠于职守》、《战争之王》、《完全回忆》、《星河战队》、《尼克松》与《辛瑞那》。正如迈克尔·梅德维德所说的那样，媒体发布的新闻思想内容由于“年复一年地采取组合发布形式，并且带有麻痹心灵的坚决主张”，所以对受众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美国基本上是仁善的，美国武力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些论点更有可能被反复讲清讲透，深入人心。因此几部异类影片不可能足以抗衡传统，改变大局。
再者，在激发一种运动相反的政治改革方面，只有极少数影片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纪录片当中，《致命的欺骗》对于通用电气公司在军火工业的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科伦拜校园事件》则使卡马特公司逐渐停止销售手枪弹药……但是迈克尔·摩尔却未能实现凭着《华氏911》把布什赶下台的雄心大志。虚构性质的影片要想引发政治变革希望更加渺茫，但是《刺杀肯尼迪》至少迫使政府公布了有关肯尼迪遇刺案的有关文件。除此以外，好莱坞有助于使观众只成为政治过程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1941年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小组把影业公司称为“巨大的宣传机器”。谢天谢地，这个世界摆脱了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全面战争”哲学而继续发展。然而，好莱坞却抱着这种“全面战争”哲学不放，进入新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时代了，政府委员会不再可以向业内人士提出如下带有职责性质的问题：“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电影演员行业协会会员吗？”似乎加入这两个组织都是犯罪行为，而且是同类犯罪行为。
然而，在有关美国强权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好莱坞仍然处在一个墨守成规、遵从旧制的时代。在有些方面，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因为影片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来自企业和资金方面的双重压力，要求支持现状，删节处理带有批评倾向的故事情节。有些时候，为了顾及左翼方面的情况，迎合施压团体的要求，影片剧本的批评倾向要明显地缓和下来，比如《间接伤害》和《恐惧的总和》即是实例。不过除少数个别情况以外（《伯恩的身份》即属个别情况），这些影片基本上仍然是思想内容保守的影片。
更加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影片的原有故事情节素材一开始存在于启人心智，甚至是思想进步的书籍、剧本或者理论概念之中。然而，在随后的加工处理和影片制作阶段却明显地变得趋于保守了，例如《和平缔造者》、《黑鹰坠落》、《锅盖头》、《深入敌后》、《交战规则》、《查理·威尔逊的战争》、《慕尼黑》、《变形金刚》以及《太阳泪》等部影片都是这种情况。国家安全机关，即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很少公开直接地促使影片剧本大范围修改，但是在拍摄大约1/3的当代对外政策题材的影片时，都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派往拍摄现场，这对于试图要突破原有模式的制片人来说，无疑压力很大。其他方面的压力在每部影片中较难表现出来，因为影片剧本的定夺过程不经受严格审查。但是有谁有能够怀疑，在影片中插进植入广告、耍些商业小把戏没有对《变形金刚》那类影片的浅薄格调产生过影响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影片一开始就被限制在早已确定的传统界限内运作。影片一开始获得生命的文化环境对于挑战性的政治叙事内容怀有敌意。正如杰克·瓦伦提[2]所说的那样，“好莱坞与华盛顿来自同一个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