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那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糊糊涂涂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一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一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能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一战的主战场是陆战，在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出身海军有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却意见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整个国家的后果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有群众，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5强中的其他4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14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质，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5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14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