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没有人回答。我焦急地朝四下里打量着。正当我焦急到极点时，突然进来一人，跟当班的管事轻轻说了几句，管事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已经过了磅，被买走，付过钱，当作货物交出一样。
当这个新相识牵着我的手，走出账房时，我偷偷朝他看了一眼。他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双颊深陷，下巴几乎跟谋得斯通先生一样，也是黑黝黝的；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不光滑润泽，而是一副锈色，干巴巴的。他身穿一套黑色衣裤，也已褪成锈色，干巴巴的；袖子和裤管都很短，脖子上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不认为（现在也如此），这条领巾是他身上唯一的亚麻布，不过露出来的，或者说能让人看到一点的，就是这么一样东西了。
“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只是自认为是的，其实并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梅尔。”他说。
我听了这话，肃然起敬，朝他深深鞠了一个躬。对于这样一位萨伦学校的学者和老师，我不好意思提起像我的箱子这类平常的琐事。直到我们离开旅店院子，走出一小段路后，我才大着胆子提到箱子的事。在我低声下气地拐弯抹角暗示说，那只箱子以后也许我还用得着后，我们就又返回旅店。他对账房里的管事说，我的箱子中午时再派脚夫来取。
“请问，先生，”当我们走到原先那么远时，我问道，“学校远吗？”
“在布莱克希斯附近。”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胆怯地问。
“有好多路呢，”他回答说，“我们得乘公共马车去。大约有六英里。”
我已经累得浑身无力了，想到还得走六英里的路程，实在受不住了。于是便大着胆子告诉他说，我已经一整夜没有吃过东西了，要是他准许我买点什么充饥，那我就太感激他了。他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吃惊——我现在好像还看见他停下来望着我的样子——跟着想了想说，他要去看望一位老太太，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最好买点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我爱吃又有益健康的东西，带到她家去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于是我就在一家面包店的窗口买了点食品。后来，我们来到一户穷苦人家的门口。这是某个救济院的一部分，看房子的外表我就知道，还有大门上的石刻，上面说，这些房子是为收容二十五个穷苦妇女而建造的。
这座房子有一排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都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门的顶上也有一个菱形窗玻璃的小窗。萨伦学校的老师走到其中的一扇门前，拉开了门闩，我们就走进了其中一个贫苦老妇住的小屋。那位老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只小汤锅里的东西煮沸。她看见老师进来，就停下不吹了，把吹火筒放在膝盖上，叫了一声什么，我听起来好像是“我的小查理！”可是看到进来的还有我，就站起身来，搓着手，有点慌乱地行了一个半屈膝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一热早饭，可以吗？”萨伦学校的老师说。
“可不可以？”那老妇人说，“可以，我当然可以啦！”
吃过早饭，我好像打了很久的盹，醒来时，萨伦学校的老师就带我离开了。我们发现公共马车就停在附近，于是我们上了车顶。可是，由于我实在困极了，所以当马车在途中停下来上客时，人们把我弄进了车厢，这儿没有乘客，我得以好好地在里面睡了一觉，直到发现马车在绿荫丛中缓缓地驶上陡峭的小山。不多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原来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我是说老师跟我——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萨伦学校。学校的四周围着砖砌的高墙，看上去非常沉闷。正面的墙上开有一个门，门上有一块牌子，牌上有萨伦学校的字样。我们拉了拉门铃，门上的格栅后面露出一张阴沉的脸，朝我们看了看。门开了，我发现刚才露脸的人，身材粗壮，脖子粗短，太阳穴突出，头发剃得光光的，装着一条木头假腿。
“这是个新生。”老师说。
装木头假腿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用花多大的工夫，因为我没有多少可看的——我们一进去，他就锁上门，拔出了钥匙。
萨伦学校是一座砖砌的方形建筑，两边带有厢房，外表看上去光秃秃的，没有什么装饰。屋子里到处静悄悄的，于是我就问梅尔先生，是不是学生都出去了。可是，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奇怪，我竟会不知道现在正是假期，所有的学生全都放假回家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也带着太太、小姐，到海滨度假去了，我所以在假期被送来，是因为我犯了错，以此作为对我的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一起走时，他讲给我听的。
我看了看他领我进来的教室，这儿可算是我所见过的最冷清、最荒凉的地方了。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三长排课桌，六排长凳，墙上像猪鬃似的钉满挂帽子和挂石板的钉子。脏脏的地板上满是旧笔记本和旧练习册的碎片。几只用这种纸做的养蚕的小盒子，乱丢在课桌上。两只被它们的主人扔下的可怜小白鼠，在纸板和铁丝做的发出霉臭的笼子里来回跑着，用它们发红的眼睛朝各个角落里张望，想找点什么吃的东西。一只鸟儿，关在一只比它大不了多少的笼子里，不时跳上两英寸高的栖木，随之又跌下，发出凄惨的噼啪声，既不歌唱，也不鸣叫。屋子里一股有碍卫生的怪味，像发霉的灯芯绒裤子、放在不通气地方的甜苹果和腐烂的书籍。屋子里还到处都是墨水迹。即使这屋子从建起来那天起就没有屋顶，一年四季天上下的都是墨水雨、墨水雪、墨水冰雹，刮的都是墨水风，屋子里也不会洒有这么多的墨水。
梅尔先生丢下我，上楼去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向教室的另一头。我边走边看着这一切。突然，我发现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下面几个字：“当心。他咬人。”
我连忙爬到桌子上，害怕桌子底下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是，我虽然焦虑地四处察看，却哪儿也没有看到狗。我还是到处张望时，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
“请您原谅，老师，”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那不是狗吗，老师？”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心情沉重地说，“那不是狗，是个学生。我奉命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上，科波菲尔。一开始就这样来对待你，我很难过。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
说完这话，他把我从桌子上扶了下来，然后把牌子像个背包似的系在我的肩上（那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还真平整服帖），此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得背着这个牌子。
就因为背着这个牌子，我受了多少苦，这是没有人能想象出来的。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我，我总觉得有人在念牌上的那几个字。即使掉过头去，不见后面有人，也不能让我放心。因为不管我把背朝向哪儿，总觉得背后有人。那个装有木头假腿的狠心家伙，更增加了我的痛苦。因为他大权在握。他只要一看到我背靠树干、墙壁、或者房子，他就从他那间小屋门口，用他的大嗓门大声喊道：“喂，你呀，你这个科波菲尔，快把你那块牌子露出来，要不我就去告发你！”运动场是个铺着石子的空院子，紧靠学校和厨房的背后，因此我知道，仆人、肉贩子、面包师傅，都会看到我这块牌子。总之，每天早晨，当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所有在这个学校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看到我这块牌子，都知道得当心我，因为我会咬人。我记得，我真的渐渐怕起我自己来了，把自己当成是个真会咬人的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