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称，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劳，却依旧贫穷。
但是，事实情况的确如此？从一组就可找到答案。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3月，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246920.53元，此外，企业存款为181713.04亿元。
现在，不仅中国这条大河“河水”充足，民间资本这条小河也已经碧波荡漾、春光无限了。
买房像买菜的温州炒房团
对于温州人有钱，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
早在2006年，温州可流动资本就已达5000多亿人民币，当时有人这样算过一笔账：温州人手里的现金可以买下两个江西（2006年江西国民生产总值2830亿元），可以整体收购中部相对发达的四川和重庆（其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250亿元和5456亿元），可以操纵上海（2003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6250亿元）……如果将国内外温州人的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再加上贷款，以此类推，温州人可以筹集到17万亿左右的资金，这笔资金可以买下整个中国（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
这种说法固然带有“戏说”的色彩，其中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温州资本数量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温州民间资本的海量：每年春节前后的10天，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有30亿元资金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过年”，平均每天多达3亿元。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积累，现在，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7500亿至8000亿之间。（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2009年1-5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36亿元。）
这些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银行储蓄，截止2009年底，温州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身上所负载的特殊意义，以及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赋予其强大的影响力。如此海量的温州资本，在很多人眼中是可怕的，其可怕首先在于他们对市场、对政策天生的敏锐嗅觉，自2001年以来，温州资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与领域，而且收入颇丰；其次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他们总是能够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准备亦步亦趋地跟进时，他们已经开始向新领域进军。
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投资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1999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进驻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而“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至此，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飙升。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更是飞涨。面对煤炭这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第二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于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将炒房炒到了迪拜。位于巴黎市3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在温州频繁的资本运作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炒房团。有人视他们为投资理财的高手，更多人认为他们是扰乱市场秩序的炒作者，炒高了房价，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的罪魁祸首。
2001年8月18日，温州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间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由此，“温州炒房团”诞生。其后，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由温州进入上海，一些周边地区资本也开始跟进，加上当时股市萎靡不振，人们相继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导致陆家嘴、徐家汇和青浦区等热点地区的楼盘价格急剧走高，到2003年年中，淮海路一带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突破20000元/平方米大关。
2003年11月23日，温州人包了三架飞机集体飞往深圳，参加新龙岗商业中心二期楼盘开盘。当天，600多套商铺被抢购一空，其中上百套落入温州炒房团手中。随后，在12月12日-14日为期三天的深圳房展温州推介会上，温州购房团掷下1.3亿元，成为深圳400多套商铺或住宅的业主。
此后，温州炒房团开始四面出击：向北越过长江，征战北京、济南、青岛、大连等；向西奔赴武汉、南京、重庆、成都等；向南到海口、三亚、厦门等。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地后，房价往往都出现明显上涨，很多城市的房价甚至超出了当地人的购买力。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上演着相同的版本。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炒作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2010年4月以来，国家频繁出台地产调控措施，并实行金融紧缩，一部分温州人开始持币观望。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十条”，也称之为“史上最严新政”。
就在同一天，温州太太炒房团约50人赶赴安徽徽州区一个大型地产项目，这也是温州太太炒房团最惨淡的一次。50个人的团，只有一个人预订，交付了5000元订金。更具戏剧性的是，即使唯一的预定也在回到温州后退订了，置5000元的订金于不顾。
但同时，在房产新政背景下，也有些更为坚强的温州资本，选择在此时“顶风作案”。
2010年4月18日，就在国家连续出台房产新政后，温州市郊区“铂金府邸”楼盘最后一期开盘，均价为每平方米45000元的近百套房源被认购一空。在当场，很多购房者表示，首付50%和基准利率1.1倍的贷款利率在承受范围内，并表示只要年升值率达到20%，就比将钱放在银行里变死钱，比通货膨胀后钱贬值，强上几倍。
2010年5月13日，温州平阳县21个购房者赶赴新疆伊犁，先由当地经商的老乡考察伊犁及近郊霍城、霍尔果斯等地楼盘，签订55套之后，还谈了一个三星级宾馆的转让意向。目前，伊犁期房均价为3000元，鉴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铁路新近修通，预示着这个口岸城市的房地产将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
兜里揣着鼓鼓的资本，温州人行走在让钱生钱的路上。
一掷千金的山西煤老板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北京某高干子弟和山西煤老板儿子吃饭，高干子弟大声道：“给老子一百万，在北京没有我办不到的事”。煤老板儿子听后小声说：“哥，我给你一个亿，能不能把天安门城楼上那张照片换成我爹的？”。
山西煤老板，确实有钱！
这样一个依托于煤炭的特殊群体，除温州炒房团外，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富人阶层像他们一样，能够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关注。在山西这个经济乏善可陈的省份，大大小小的煤老板成为屈指可数的新闻亮点。
1999年以来，每届北京国际车展中，都有神秘观众买走豪华展车的事情出现，大部分时候，事情的主角是山西煤老板。在山西，煤老板们多乘坐奔驰、宝马以及悍马，通常一人还会拥有多辆豪华车，自己开不完就送人。
在山西，曾经有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山西煤老板们一次性集体买进20辆悍马，其中，15辆被孝义的煤老板买走，剩余5辆被古交的煤老板买走。
悍马，这种价值上百万元的越野车，无疑是财富的标志，通过悍马炫富之后，山西购房团又进入人们视线之中：
2005年9月-2005年11月，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其中，一半左右是山西人买单，有位山西人甚至一次性买下12套房子，总额为6600万元；
2006年6月，一个由80多名山西人组成的“看房团”前往北京通州新开发的别墅看房，每栋别墅均价在200万元左右，而“看房团”中多是从事煤炭行业，身价都在千万以上；
2006年10月22日，财大气粗的山西煤老板买走上海宝山区一处楼盘约30套房源，大部分选择一次性付清数百万元房款……
在历史上，晋商的位置不可小觑，向来以节俭不露富而闻名，而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更是将山西商人的诚信和忧国忧民的壮志情怀描绘得淋漓尽致。时过境迁，山西商人依旧不改其低调本色，就连胡润也只能在他的“能源富豪榜”中含混提到：在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据了三分之一。但是，依托于资源而使财富飙高的煤老板们，却展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功夫，将隐藏在煤炭中的财富，用一些细节揭露出来，其背后揭示的不仅是惊人且躁动不安的财富，还有一个时代的经济特色。
毫不扩张地说，山西省是一片煤炭的海洋，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3。现在，中国不再是“地大物博”的代名词，能源在全世界范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山西，无疑就是中国煤炭能源的战略基地之一。
据权威统计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之多，占同期全国煤炭总产量的30%；累计调出原煤45亿吨，占全国省际净调出量的80%；出口占全国的70%。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曾表示：“今后20年到30年，中国的煤炭行业离不开山西，中国的能源也离不开山西。”
因此，是煤炭，让阿里巴巴的财富大门向煤老板们打开，让他们在一夜之间爆发，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有钱人”代表。
然而，在上世纪末，煤老板们的境况并非如此。当时，每吨煤炭的价格为40元左右，更低时甚至为20多元，谁家有煤矿就等于倒霉。一个在山西开矿的外地人，每次到快过年的时候，只能选择在晚上，将头用衣服包起来，偷偷从框上溜走，就怕讨债的人拦住。还有一些煤老板们在过年时都有家不能回，正月的寒冷季节里，也只能躲在干枯的河滩里，躲避债主要债。
面对无人理睬的煤炭行业，山西政府陷入财政吃紧焦虑之中，随之出台了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
此后，从2000年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行业也逐渐有了起色，煤炭价格也开始复苏。2002年，煤炭价格开始骤然高涨，最高时期，临汾的焦煤售价为300-400元/吨，而成本只有60元左右。一位煤老板回忆当时的“好日子”：“一天净赚几十万很轻松，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数钱，都是现金。”
当时，数以万计的投资客，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本，都集聚山西，想要搭乘这座“黑色列车”到达财富终点站。其中，温州资本最为令人瞩目。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升温，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伴随而生的是身价过亿的煤老板群体。
然而，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