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煤老板，这个几乎在全国最能体现和创造暴富奇迹的符号，正在经历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他们正在宿命般的坠落中坠落，也有人说，他们在该荣光的无奈中坠落。
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炭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重组规划，煤矿数量将从2600个减少至1000个，煤矿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至100个左右，小煤矿将彻底终结。
河东河西，也不过几年。如今的煤老板，再无昔日风光。被“一刀切”的政策逼得毫无退路的他们灰头土脸，此时透过社会舆论再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已不是--一掷千金，品位低下，暴殄天物，而是黯然退场。在这场与资源、政策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博弈中，再强大的民间资本攻势，也成强弩之末。
《北京青年报》曾这样评论煤老板，“在山西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煤老板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他们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煤炭的产量，同时也对当地的行政决策乃至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大量关于煤矿事故和官员腐败的新闻中，人们总能从字里行间窥见煤老板的身影。与此同时，煤老板又是中国最隐秘的一个富有阶层，人们能够目睹他们的阔宅与豪车，能听到他们的种种传奇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无法从正常途径了解他们的详情。在历次整治小煤窑的过程中，查清煤窑的股权结构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事，从比较极端的意义上说，鉴于煤炭行业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经历史悠久，到底谁是煤老板恐怕已经无法深究。煤老板，很可能只是一群隐身人。他们从未亮相过历史舞台，所以也无所谓退出。”
“山西煤老板”，这个寓意复杂的称呼即将在历史中淹没，煤炭的特殊性再也不会催生出璀璨而真实的暴发梦想。
鄂尔多斯：一个资本狂欢的城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鄂尔多斯这个“蜗居”在中国北部的城市，忽然间成名。只是，它的成名与曾经引以为傲的羊毛并没有一丝关系，它的扬眉吐气来自2009年一则“鄂尔多斯GDP超过香港”的新闻。
就GDP而言，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2000年，鄂尔多斯地区GDP仅为150亿元，2009年就超过了2000亿元，仅仅用9年的时间，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增长了10倍以上。
曾经有人问一名鄂尔多斯官员，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他这样回答：“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接着他可能还会反问：“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比鄂尔多斯好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鄂尔多斯？”
但是，无论怎么回答或反问，不可否认的是，鄂尔多斯的公共财政和个人财富，就是凭借煤炭带来的第一桶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鄂尔多斯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富集区的核心地带，东西陕西榆林，然后一路向北，经神木、大柳塔，过陕蒙边界，跨越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折向西纵贯鄂尔多斯全境，直达与阿拉善交界的乌海。在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8%是无人居住的沙漠，但70%的地层下都埋藏着煤矿。
现在，已经探明的储存量有1676亿多吨，预计储量近1万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1/6。这预示着，每天，全国煤炭所需总量的1/8就来自鄂尔多斯。除此之外，鄂尔多斯还有750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全国总探明储量的31.8%左右。
鄂尔多斯，这个曾经以农牧闻名的带有诗情画意之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金之城，每向前走一步，脚下踩的都是财富。
于是，替代原有的农牧业，一场疯狂的“掘金”盛宴开始，人们脑海中对草原脆弱的生态不再关心，只是充斥着对财富的渴望与冲动。
与山西、河南等储煤大省不同，鄂尔多斯的煤炭多为浅层煤，开采方式多为露天开采，用当地人的话讲，即“扒开草皮就是钱”。赫老板是鄂尔多斯数以百计的小矿主之一，他拥有15平方公里的煤矿，当牧民得到补偿搬迁之后，他用推土机只需在土地推出30米左右的深度，就可以看到黑黝黝的煤炭。
这些煤炭给他带来体验财富的机会。当煤矿年产160万吨时，他体会的盛况是“每天进账200万元现金，数钱数到手麻！”现在，这种局面很快可能就要改变，一旦扩产到300万吨的计划报批下来，他的收入至少要翻倍。
储存量大，且具有易开采性，鄂尔多斯也吸引了各路“煤神”纷至沓来。2008年煤炭市场火爆之时，一个原价为1.5亿元的煤矿，在半年之内转手两次，就可以炒到16亿元。在此过程中，一些煤矿贩子利用空手套白狼，轻而易举就能赚几千万元。“那是一个捡钱的疯狂年代，只要和煤炭沾边就能致富。”一位鄂尔多斯人如此感叹。
煤炭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暴富的故事在鄂尔多斯天天传颂，每一个鄂尔多斯本地人，甚至来此工作几个月的外地人，都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几十分钟一夜暴富及一掷千金的故事。据鄂尔多斯市某局长表示，在鄂尔多斯，亿万以上的富翁最少有2000个。
在2009年，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就达到365亿元，每天的财政收入为1亿元。这个数字，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可望而不可及，却在一个加上外来人口共有75万人的小城市实现。然而，曾经的鄂尔多斯却是内蒙古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1978年时，全市区财政收入只有1900万元，人均不足20元。
仅仅30年的时间，让鄂尔多斯人体会到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差距，到处充斥的资本和穷人乍富的机遇，让人们蠢蠢欲动，开始了一场场资本狂欢运动。
在鄂尔多斯，攀比和炫富等非常规心态，已经成为常态。因为都“不差钱”，每个人都卯着劲，暗中进行较量。在一次购房活动中，一大群亲戚朋友结伴而来，有人要150平方米的房子，另外一个人肯定要180平方米；一个人选择6层，另外一个人肯定要选择更高的层；一个人购买一套房，另外一个人肯定至少购买两套。
此外，这种“比着买”的心态，也催生了鄂尔多斯好车遍地的现象。在鄂尔多斯，全市约有5000多辆陆虎，其中，市区有2000多辆，各旗县有3000多辆。而根据2009年一位汽车厂家代表来鄂尔多斯进行市场调研结果显示，2009年英国陆虎在中国销售的90%都在鄂尔多斯。
上百万元的房车，在普通人看来，需要耗费一辈子的积蓄，鄂尔多斯人轻而易举购入，或动辄成套购买，背后支撑的是雄厚的资本，以及一种拥有资本之后的空虚与迷茫。
这种迷茫还表现在，地下钱庄的发展上。在鄂尔多斯，民间盛传着这样一句话：“家家房地产，人人典当行”。在街道上，抬头就可以看到典当行、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的招牌。在鄂尔多斯东胜区黄金地段的中心巷，不足1公里的街道两旁，就有十几家典当行。
名义上办理典当，事实上都在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其中，高利贷是不能回避的项目。“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吃吃喝喝也花不了多少钱。那边签合同的那位大哥，昨天跟我说他请几个朋友在鲍鱼王子吃饭也才花了几万块。”一位熟知内幕人士表示，“他们的钱都放了高利贷，你懂高利贷是吧？在这边不是秘密。”
2009年5月，一位地下钱庄老板拿到了放贷三个月所得--280万元汇款和近30万元利息，之后，他辞退了最后一名员工。尽管在此后，他仍旧接到两个哀求的电话，表示想继续与他“谈生意”，但被他拒绝：“干这个就是刀口上舔血，起码现在我要收手了。”
此前，他进行的业务，就是将熟人手中的钱以每月1%-2%的利息借进来，然后再以3%-5%的利息贷出去。据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参与了放款与借款的资本活动中。
这种运营方式产生的借贷活动，没有正式办理工商注册手续，其数量自然难以统计。但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鄂尔多斯各类投资资金高达5000多亿元，民间资金约占3000多亿元，活跃的资金尚有1000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钱进入楼市。
这种资本流向，直接推动了鄂尔多斯地区房价的飙高。即使在2008年全国楼市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鄂尔多斯的房价仍旧每日见涨，2005年东胜区的商品房价格还仅为1200元/平方米，2009年时就上涨到5500元/平方米，短短4年时间，房价上涨了将近5倍。
不仅在自己的地盘上“炒”，鄂尔多斯人还携巨款四面出击全国房地产市场，“鄂尔多斯炒房团”，名气直追“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炒房团”。他们一个团队十几个人，一掷千金买下整栋楼，北京的数家酒店就是如此被买下改造而成。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鬼城”的文章，将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推到世界关注的前台。“鄂尔多斯是一座现代化的空城，作为100万人新家的康巴什新区鲜有人居住，15分钟内不见一个行人，驶过的汽车不到10辆。正是这样一座‘鬼城’，其新开楼盘的房价已达6000元每平方米。与沿海一线城市一样，这里也同样充斥着炒房团的身影。……”
可见，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发展，不是依托于刚性需求的增长，而是依托于资本的炒作而致。依靠煤炭和房地产，鄂尔多斯实现了资本的狂飙，但是，在这种资本狂欢下，隐藏着多少危机，也是鄂尔多斯人该思考的时候了。
究竟有多少财富藏于民间？
2007年，《纽约时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曾这样表示：“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息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
然后他又问道：“现在中国人的钱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这位记者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已经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却一直颇为疑惑。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刮起精打细算之风，但随团全球游的中国人却依旧出手大方。以在日本的消费为例。2008年下半年，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多达94万，他们在日本的主要行程就是购物：买滋补保健品、买日本表、尝北海道海鲜、买笔记本电脑等。人均20多万日元的消费，个人消费最高者达330万日元，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兴奋剂，大大刺激了日本内需。
除日本之外，中国人在其它国家的消费，也是高潮迭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次次令其它国家人民目瞪口呆。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3月，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246920.53元，此外，企业存款为181713.04亿元。这个数字表明，中国民间资本的确客观。
而之所以如此“有钱”，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无关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由此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此也开启了中国人有“钱”的闸门。在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当作商品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劳动力、制造品等，市场的交易自由度逐年上升。
此外，资本化也是中国越来越有钱的原因之一。资本化的发展，使得中国金融资本大增，其直接效果是将四大类财富转换为钱：土地和自然资源、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收入、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但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市场化、交易自由的规则下，才能将东西转化为钱。而将东西转化为钱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改革开放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还是小平南巡以后产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或者“十五”大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抑或此后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一批批个体和民营企业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位英国青年胡润到上海后一年，就再也不想回自己的国家，他在给父亲的心中写道：“只有在这里，随便朝哪个地方打一枪，都能收获一排鹿。也就是说，如果近30年来你只需抓住个体户热、倒卖批文热、下海热、房地产热、互联网热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会成为时代弄潮儿。或者，你只需在新股上市之时买1000块钱的万科，或者在一线大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房子，捂住并等待就好了。”
他这样表示虽然有些偏颇，却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