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抗战胜利不久，17岁少年郭景兴第一次出远门，从相距卢沟桥160公里的天津宁河来到北平。到北平的第二天，他就兴冲冲去了卢沟桥。
桥面上没有几个人，只有个农民老哥悠闲地坐在毛驴车上摇晃着鞭子，车里装满了绿色的香瓜。郭景兴在桥上看了好半天，只看到人力车和马车经过，没看到一辆机动车。
那个时候，桥面上铺的是磨得光滑的石板，天是蓝的，水是清的。郭景兴想起，卢沟桥事变第二天，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一座桥，告诉同学们这就是卢沟桥时的情景。现在，终于亲眼看到这座桥了，他百感交集，其中有激动，有欣慰，也有心酸和不平。
郭景兴想起，1939年夏天日军在家乡的屠杀后，蓟运河里成排的浮尸；想起日军为了报复抗日游击队，包围了村子，把全村人召集到一起，让村长指认参与行动的人，村长说不知道，就被鬼子活活打死；想起自己加入受敌后武工队领导的儿童团，站岗，传鸡毛信，就为了早点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亡国奴不能白当！”站在桥上，郭景兴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卢沟桥太重要了，卢沟桥事变这段历史应该就地纪念。
郭景兴没想到，自此，他便与卢沟桥结下一生之缘，并见证了这座桥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卢沟桥地区旧貌换新颜，但交通压力让古桥不堪重负。在多方努力下，卢沟桥和宛平城终得保护、修缮，抗战纪念馆在桥畔建成。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Marco Polo Bridge area has changed a lot；traffic pressure let this ancient bridge overwhelmed.Under joint efforts，the Marco Polo Bridge and Wanping City finally got 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Memorial Hall was built by the side of the bridge.
新中国成立后卢沟桥初展新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由郭景兴的恩师郑伯平任校长的宛平简易师范复课，郭景兴进入学校工作。他和郑老师去了卢沟桥。再到这座桥，郭景兴多了一种在新社会做主人的感觉，不禁感慨：“那些长眠在卢沟桥畔的抗日英灵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在那个万象更新的年代，卢沟桥地区初展新颜。新中国成立后，宛平县辖区划归北京市，建为卢沟桥镇，后又划入丰台区卢沟桥街道。
卢沟桥一带的交通得到很大发展。宛平城距天安门仅15公里，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只有自卢沟桥往东进广安门的一条民国时期拓建的旧公路，村与村之间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小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交通状况逐步改善，乡域内公路形成网络，多条公共汽车线路通达城区。后来，距卢沟古桥约1公里处还建起了卢沟新桥，这是一座17孔跨河公路桥，全长549.9米，宽15.5米，为古桥的交通分流。
永定河得到了政府妥善的治理。1949年10月，永定河河务局在卢沟桥桥西成立，先隶属于河北省水利局，后改为北京市管理，负责沿河查勘、清淤、石堤加固、植树与查獾洞鼠穴等岁修工作。1951年10月，位于永定河上游的官厅水库工程动工，1954年5月竣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建成后，很好地发挥了防洪功能，永定河告别了水患，真正实现了“永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宛平城由于年久失修，“七七事变”时又遭日军的炮轰枪击，有些地方特别是城内设施，已失去原来的面貌：城楼、闸楼、中心楼、角楼、敌楼和部分垛口已倒塌；城墙顶楼已毁；城墙皮除日军的弹痕破坏外，已有大面积的酥碱，局部鼓起、脱落。
1958年，出于交通便利的考虑，有关部门将宛平城东、西城门和闸门拆除。有些人曾想拆掉城墙，“七七事变”当夜在卢沟桥西头被枪炮声惊醒、时为卢沟桥镇镇长的郑福来阻止了他们：“这城墙见证了那段历史，应该保护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卢沟桥也有了变化：有关部门在桥面加铺了柏油，修葺了桥上的碑亭及石栏、石狮。
1967年，有关部门为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在卢沟桥的南北两侧用钢筋水泥过梁悬空展宽了1.5米作为人行道，建立了59道混凝土挑梁，将栏板及石狮望柱设置在悬空的过梁两边。那个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不过卢沟桥上已是一派汽车穿梭来往的繁忙景象。
卢沟桥受伤了
1951年，宛平简易师范更名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址在丰台前泥洼，距卢沟桥10公里。郭景兴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卢沟桥畔转一转，既是缅怀先烈，也是提醒自己勿忘历史。
长桥晓月，岁月流转。到了1979年，郭景兴调入丰台区文化局做文物管理工作，这让他有更多机会来关注卢沟桥，收集了大量有关卢沟桥和“七七事变”的文物史料。当时的卢沟桥虽说是国家重点文物，但更多承担的还是交通功能，保护不够，丰台区文化局早就想在卢沟桥建一个文物保管所，只是局里一直没人愿意去那偏僻地儿工作。得知这一情况，郭景兴动心了——他对这座桥太有感情了。他去了局长办公室，开门见山道：“我愿意到卢沟桥去创办文保所。”
没有编制，没有人员，没有办公场地，郭景兴只身一人到卢沟桥筹建文物保管所。这位“光杆司令”在卢沟桥畔转了一大圈，最后靠软磨硬泡，求得丰台自来水公司为他无偿划拨了一块两亩大的报废水源地，使文保所有了个落脚之地。
当时，卢沟桥的参观条件之寒酸令人震惊：没有文字介绍，没有配套服务，甚至连个厕所都找不到。有一些旧地重游的二十九军老兵及其后代反映：“来了卢沟桥，怎么也该有个喝水的地方吧？”
郭景兴再走上卢沟桥，有了一种与之前不大一样的感觉。之前，对这座桥来说，他只是一个发思古之幽情的参观者；如今，他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守护者和见证者。
初到卢沟桥工作，郭景兴每天都要到桥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的心情很快就沉重起来——这座古老的桥，实在是不堪重负了。
一天，郭景兴走在桥上，一个载重车队从他身边隆隆驶过，他感到桥面在剧烈颤抖，桥的悬空过梁在晃动。一细看，桥的栏板和望柱已经有了很多裂缝。“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这如何了得？卢沟桥在永定河上挺立了八百年，要是在我个文保所长的手下损坏了，那我不就成历史罪人了吗？”多年后，郭景兴如是回忆他当时的心情。
郭景兴拦住一辆载重车，对司机说：“你们这么走，这桥受得了吗？”司机白他一眼：“我在桥上跑了好几年车了，天天是这个样子，这桥不也没塌吗？”
“这卢沟桥是文物，要是塌了就晚了。”郭景兴说，“你的领导是谁，我去和他说说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司机嘟囔一句，发动车子就走了。
司机们为何不开车走卢沟新桥？郭景兴了解到，卢沟新桥的承载量远不如卢沟桥，拉重货的大卡车司机都不愿走。
不过，卢沟桥虽然坚实，古代却没有机动车，现在动不动十几吨的大家伙压上去，怎么受得了？
从1982年8月到1986年3月，郭景兴连续向上级有关部门提交了九次紧急报告，报告中详述了卢沟桥的受损情况，并提出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卢沟桥和宛平城，“否则就对不起历史和先烈”。每一份报告，他都印上百张，散发给领导、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一份份报告打上去，卢沟桥的保护问题被提上了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却迟迟得不到落实。郭景兴心急如焚。载重车一来，桥震颤，他的心也随之震颤。
文物保管所的调查数据显示：抽样调查当天，从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的两个小时内，卢沟桥上经过的车辆多达1440辆，且大多为载重汽车，平均每分钟12辆；几年间，卢沟桥被震毁掉落石块的望柱由75根猛增到217根，被震裂的望柱由24根猛增到208根，被震毁的栏板由51块猛增到189块。
当年，永定河卢沟桥段已经没有水了，桥下个别地方出现了地基下陷的迹象。桥的周边环境也令人担忧。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时曾撰文指出，卢沟桥上游，多年来首都钢铁公司不断堆积的“钢渣山”，以及石景山发电厂大量粉煤灰不断地向下游排放，已经构成了这一地区最大的污染源。“甚至卢沟桥上的石狮也受到了严重腐蚀，不应再任其继续为害了！同时，卢沟桥下面一段河床上下游，也亟需加以清理和改造，尽早建坝蓄水，导引清流，使过去‘卢沟晓月’的自然景观得以重现。”
1985年5月7日，一批北京市政协委员到卢沟桥调研，真切了解到这座桥的受损情况，特别是91只石狮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27只已面目全非。郭景兴对政协委员们说：“如果这种情况不及时加以遏制，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全桥的风化将不可避免。现在，距离卢沟桥八百岁生日还有七年时间，我们可以想想看，它能否健康地迎接八百岁寿诞？九百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政协委员们震惊了。他们还随机采访了路过卢沟桥的行人和附近的老乡。有人说：“这里不但汽车、拖拉机、马车随便走，连坦克都走过了。”有人憋了一肚子气：“这里的环境差极了，烟尘、气味让人受不了，还经常出交通事故。”
新的护桥战胜利了
政协委员们调研之后，卢沟桥的保护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
1985年5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政局有关卢沟桥破损情况、修复计划的汇报，并委派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设计院副院长梁凡初到卢沟桥实地调研。
随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和丰台区副区长叶尚诗赴卢沟桥视察，在现场听取了卢沟桥存在问题及修复工程初步设想的汇报。陈昊苏回去后做出批示：“卢沟桥的碹脸和拱碹多处损坏，应该修理。此事由文物局主办，以市政局为主，会同文物局做修复方案，将来由市政局施工。”
郭景兴刚松了一口气，又来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北京供电局有4辆载重250吨的超限大件平板车，要在限重20吨的卢沟桥上通过。它们装载的进口大型机电设备，是为北京燕山石化公司提供的。这些设备从天津港运来，要运到位于房山区的燕山石化，卢沟桥是必经之路。
让不让这4辆超限大件平板车过卢沟桥？有关方面为此事专门开了一个论证会，各方唇枪舌剑，争论激烈。
时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赵书是坚定的护桥派。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很着急，“假如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有八百年历史的卢沟桥，坏掉了，毁掉了，我们怎么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怎么向子孙交代？我们都急了，有种拼命的感觉，一定要坚决保护卢沟桥！”
没人会想到，卢沟桥事变过去近50年后，一场保护卢沟桥的战役重又打响。
“你知道什么叫桥吗？”交通部门一位干部指着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廖沫沙的鼻子说，“桥是用来通车的，通车时间越长，价值才越大，你们说的不许通车的桥还叫作什么桥？”
廖沫沙平静地说：“卢沟桥的作用不仅仅是一座交通的桥，它还是我们通向古人心灵的桥，有了这座桥的存在，我们就能与古人对话，与世界对话。如果我们让它损坏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后人？我们不能再做那种损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事情了！”
起初坚持继续通车的那些人沉默了。各方在卢沟桥的保护和修复上达成了共识。鉴于那批进口大型机电设备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所需，有关部门决定在万无一失的前提下，让超限大件平板车通过卢沟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4辆超限大件平板车最终顺利通过卢沟桥，桥身安然无恙。
1985年7月4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北京市政协通过了《关于保护先农坛、卢沟桥和宛平城文物古迹的建议案》，建议立即停止把卢沟桥这座重要文物桥当作普通公路桥使用的做法，禁止一切载重车辆通过，在两三年内对该桥进行落架大修，恢复古桥原貌，取消在“卢沟晓月”碑和宛平城之间修五环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