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人民的抗争
八年间，日本人在卢沟桥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谁也说不清。对这些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侵略者，卢沟桥民众恨之入骨，一直与之进行斗争。
1942年的一天，郑福来的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背着一筐老玉米。一个日本军官把他拦下：“你的愿意我们打赢还是八路打赢？”郑福来父亲说：“你说的意思我听不懂。”军官旁边的翻译急了：“太君在问你愿意谁打赢？”郑福来父亲说：“你会说鬼子话，你跟他说吧！”军官问怎么回事，翻译说：“他的不敢说！”军官恶狠狠地说：“我们打赢了全饿死你们，打败了全杀死你们，鸡犬不留！”说罢，用皮靴狠狠踹了一下箩筐，喊“开路开路”。
“在凶狠的敌人面前，我父亲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郑福来说，在大人们的影响下，他和小伙伴偷偷跑到日本侵华军官的墓前拉屎撒尿，掏出粉笔头，在墓台上写“打倒小日本”。“我们不怕，还很自豪！”
郑福来听说过一件事：1942年夏天，在卢沟桥，一个拉洋车的小伙子碰到两个日本兵。他们满嘴酒气上了车，用脚踹小伙子的后背，意思是快点跑。小伙子不动声色，拉着他们跑起来，跑到河岸坡边，趁俩鬼子不备，猛一转车把，一撒手，车子冲下坡，冲进河里。小伙子机灵地逃走了。车行老板听说此事后，不仅没让小伙子赔车，还请他吃饭表示敬意。
当年，卢沟桥一带的居民中还流传着一个石狮戏鬼子的传说：一个叫中村的鬼子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上老百姓家闹事。一个除夕夜，中村酒后又去砸居民的门。连砸几扇门，都没人开。酒劲上来，中村脚下一滑，脑门撞在门框上，起了一个大包。他捂着脑门东倒西歪地走上了卢沟桥，迎面看见桥头的大石狮，迷迷糊糊以为是个人，挥起拳头就打，打得双手皮破血流。正是夜深人静时分，中村定睛一看，桥上的大小石狮全活了，一只一只地从望柱上跑下来，把他围在当中，戏耍他。惊吓之下，中村酒醒了大半，转身想跑。说时迟，那时快，四面八方的狮子一拥而上，把他扑倒在地，有的小狮子趴到他肩上咬他耳朵。中村晕过去了。后来，换岗的鬼子兵发现了他，才把他架回驻地。第二天一早，中村醒了，看见床头有个黑影，吓得大叫：“狮子，快走开！”床头的人赶紧解释：“太君，我是翻译，不是狮子！您昨晚喝醉了，看花眼了吧？”中村眼神惊恐：“不不，我亲眼见到的，是狮子！”
人们感叹：连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不甘心当亡国奴呀。
“卢沟桥沦陷后老百姓受苦受难八年，不屈不挠地抗争了八年，日本侵略者也提心吊胆了八年。”郑福来说，当地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昨天把日伪军的炮楼给端了，今天把某个据点的鬼子给杀了，鬼子和伪军整天站在高处大吼大叫，给自己壮胆。
张自忠的自我救赎
撤离平津之后，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后来其大部奉令编组成第三十三集团军，官兵继续在抗日战场拼杀。
1937年9月，吉星文升任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开赴津浦线作战，后转战于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屡立战功，获颁“云麾”“忠勤”等勋章。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卢沟桥，凭吊当年牺牲的官兵，禁不住泪流满面，提笔写下“莫作儿女态，要效易水寒”。
1938年，伤愈的金振中返回部队，任三十三集团军一七九师六七三旅副旅长兼一○六五团团长，参加了汉口大会战。
而原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则走过了一条从被疑为汉奸到民族英雄的坎坷路。
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受宋哲元命同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谈判，曾两次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退守保定时，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与敌周旋。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张自忠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当时，全国各大报刊都斥责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
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及至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断然拒绝，称病躲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在几次尝试离开都失败后，1937年9月3日，张自忠在美国商人福开森及英国使馆的帮助下，辗转抵达天津，躲进位于英租界的朋友家中。随后，他换乘英国轮船到青岛，转道济南赴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拘押，韩复榘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发现一些愤怒的学生跑过来，急忙让张自忠躲到厕所里，张自忠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嚷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他们请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自忠刺激极大。他明白，要想自证清白，只有“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介石。蒋让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1938年，张自忠代理由原三十八师扩编而成的五十九军军长。归队当天，张自忠再次落泪，对同样身背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1938年3月，临沂战役中，张自忠率部一昼夜强行军向号称“铁军”的日本第五师团右侧翼发起攻击。日本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而对五十九军作战。战至16日，第五战区认为五十九军伤亡过重，建议撤退，但张自忠坚持作战，拼杀到17日凌晨，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
29日，五十九军又以强行军回返临沂，30日发动反攻，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和手杖，落荒逃命。临沂大捷揭开了随后台儿庄大捷的序幕。
1938年10月，张自忠因功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5月，随枣会战开始，张自忠率部取得鄂北大捷。
8月，蒋介石召张自忠赴重庆述职。在重庆停留期间，他多次和冯玉祥对坐畅谈。离开重庆前，他向冯玉祥辞行。走出冯宅没多远，他停住脚步，转身回到屋内，重重地给冯玉祥磕了个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12月，张自忠率部歼敌4500余人，取得襄东大捷。此后，张自忠被日军冠以“活关公”称号。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进而犯我陪都重庆，集结30万大军进攻湖北枣阳、宜城，发动枣宜会战。5月1日，49岁的张自忠率部出战前，写下告所属各部将官书：“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7日，张自忠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共约3000人，东渡襄河抗敌重兵。本来，作为中将总司令，张自忠没必要冒险亲率小股部队渡河作战，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执意前往。临行前，他写信给原二十九军同僚、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称“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渡河后，经七八天苦战，张自忠部严重减员，粮弹短缺，5月16日，被数倍于己的日寇围困在宜城南瓜店。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我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中午，张自忠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给第五战区司令部写完最后一份报告。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下午三点，张自忠腰部中弹，胸部被炮弹片洞穿，只能卧地指挥。
日军蜂拥而来，张自忠又中三弹，却猛然站起。日军《二三一联队史》记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一心赴死的张自忠，以死完成了自我证明与救赎。
张自忠牺牲后，日军感佩其忠勇，列队脱帽向遗体敬军礼，并厚葬之，坟头立一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后我三十八师敢死队夺回将军遗体，灵柩运抵重庆。国民政府追授张自忠陆军二级上将衔，特予国葬。毛主席题写挽词：尽忠报国。
卢沟桥，可歌可泣故事的起点
张自忠墓立于重庆梅花山麓的那天是1940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三周年纪念日。这正是一个隐喻——作为抗战期间国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张自忠是二十九军官兵的代表，卢沟桥的烽火引燃了全民族抗战；张自忠也是那一代中国军人的代表，卢沟桥精神激励着他们的浴血奋战。
国破桥在。壮哉，卢沟桥，它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那一代人所有可歌可泣故事的起点。卢沟桥精神，首先体现在城市地理的名称上。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张自忠，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天津、上海和武汉也先后命名了张自忠路。北平市政府还将南河沿大街改为佟麟阁路，将北沟沿改为赵登禹路。
从此，殉国的三位原二十九军将领，名字刻在街名牌上，也刻入老百姓的记忆中。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平之后，不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名称得以沿用至今。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签发了烈士证书。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政权认可。
2014年9月3日，民政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以及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宛平城、卢沟桥入选抗战遗址名录，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入选抗日英烈名录。
国渐强，桥仍在。石狮含笑，告慰忠灵，抖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