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晓月”碑见证了日军侵华的罪恶，卢沟桥民众乃至中国军民不屈抗争。山河破碎。
The “Morning Moon over Lugou”stone tablet witnessed the sin of Japanese.Marco Polo Bridge people，Chinese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sisted heroically and unyieldingly.The country has been disintegrated，but the spirit of Marco Polo Bridge stays forever.
“卢沟晓月”碑旁的罪恶
1937年7月30日早上，日军进了宛平城。一进城，他们就开始抓人，挨门挨户搜捕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
挨着城墙住的人家，以前在城墙根砖石脱落有破痕的地方凿过一些大洞，洞里冬暖夏凉，作为储菜的仓库。见日本兵进城了，很多老百姓就藏到大洞里，一个洞藏进了十多人。
经汉奸带路，日本兵到了城墙根，大喊“统统都出来”。人们一看藏不住了，就都出来了。老头老太太先出来，年轻人出来一个就被日本兵拿绳捆一个，强令他们跪在路边。
这一幕，让很多在场的人终生难忘。在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召开的卢沟桥地区“七七事变”亲历者座谈会上，佟德麟、刘长珍、李士明等亲历者忆及这一幕，痛心不已。
少年佟德麟一出洞，日本兵就要捆他，他妈妈疯了一般抱住他不放：“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
佟家隔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是外地的，住在这里以骆驼运输为生，从洞里出来，日本兵听他与一般百姓口音不同，不分青红皂白就朝他打了一枪。老人倒下，在地上打着滚“哎哟哎哟”呻吟，20分钟以后就没了声息。
受到刺激的佟德麟又哭又嚷，被妈妈死死抱住。后来，日本兵把被捆的人拉走，佟德麟趁人不注意，逃回家里，吓晕在炕上。
青年刘长珍和母亲从洞里出来后，一个日本兵在离刘长珍几尺远处拿枪比画着恫吓他。他母亲愤怒地挡了一下枪，被恼羞成怒的日本兵狠狠打了几个嘴巴，血从嘴角淌下来。为了孩子，母亲强忍疼痛和屈辱，敢怒不敢言。
被捆的人后来都被赶到宛平城西门外的十字路口，朝北跪着，他们的上衣被扒掉，有的被用毛巾蒙住了眼，有的被用破衣服蒙住了脑袋。这些人当中，有本地人，也有路过住店的。
日本军官把城内老百姓召集到一起，凶神恶煞地说：“是你们当地的人，不是当兵的，你们可以保回去，但要从后面认人，揭开毛巾认可不行，得认准了。”
被捆的本地人都被亲人保回去了，很多无人认领的外地人被拉到卢沟桥以北的石碑旁，打死后埋在战壕里了。同胞命如草芥，无声无息消失，让卢沟桥的民众悲愤难言。
卢沟桥东北“卢沟晓月”碑旁，原有一条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长约三丈，宽约一丈，深一丈有余。这条沟后来竟成了侵略者的杀人场和埋人处。日军把中国人拉到沟边，或者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然后就把尸体抛进沟里。被抓去埋死尸的刘长珍目睹了这一惨状。“那时我拿着一把铁锹，来到‘卢沟晓月’碑后的大沟旁，一瞧，满满的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那会儿正是盛夏天气，尸体都腐烂肿胀起来。我们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任务是拿铁锹填土，一锹土砸下去，溅起来的烂肉一尺来高，真是太惨了！”刘长珍回忆说，后来日军又派十多个人到卢沟桥南边的河滩里去埋人，这儿俩那儿仨，到处是死尸。
郑福来也看到过，“卢沟晓月”碑旁，13人被日军集体杀害。
一幕幕惨景，让郑福来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吴振山的二叔眼睛不大好，过卢沟桥时没有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被一刺刀捅死在“卢沟晓月”碑下；郭均的爷爷在河滩搂柴火，被试新枪的日军当成活靶子射死；金辉到河里打鱼，鬼子硬说他是八路军，放狼狗把他咬死了……日军在卢沟桥头和宛平城东西两门都设了岗哨，哨兵手端上了刺刀的枪，牵着狼狗，随意打骂乃至杀害中国人，宛平城少年李士明天天见到他们，有股说不出的恶心。令李士明印象很深的是，日本兵残害中国人的手段凶狠毒辣：让人头上顶着一摞砖跪在三角铁上，长时间地折磨人；把城砖烧得滚烫，铺在地上，受刑的人光着脚，被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在砖上走，受刑者疼得大叫，旁观的日本兵大笑，还美其名曰“走金桥”。经过这种种折磨，人就是不死也得变成残废。
1939年的一天，李士明放学回家，听见乡亲们在喊：“靠边走，靠边走，日本的汽车来了！”他看到一个叫卖砂锅的老大爷，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听到喊声就赶忙往路边躲让，已经靠在路沿上了，可日本人的汽车由东开来，却径直冲着他撞去，一下子把他撞到沟里，担子里的砂锅摔碎了一地。老大爷身上血淋淋的，疼得直打滚，车上的日本兵却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见证了这一切的卢沟桥，流水无声，晓月无色。
蓟运河上的浮尸
当年卢沟桥民众的遭遇，是那段中华民族受难史的缩影。
1938年夏，与卢沟桥相距160公里的天津宁河发大洪水，日本人来了个趁火打劫。一天下午，蓟运河边，卢沟桥旁江石沽村的十岁少年郭景兴看到，河面上，一艘艘小火轮朝咫尺之远的芦台镇和东丰台镇方向驶去，甲板上支着小钢炮，飘着日本膏药旗，日本兵耀武扬威地端着枪，虎视眈眈看着河岸。乡亲们都吓得躲进了自家院子里。
少年郭景兴不敢久留，跑回家。父母亲正在院子里挖防空洞，听了郭景兴讲述的他在河边看到的景象，告诫他千万别出门，小心让日本兵碰上，吃了枪子儿。郭景兴愤愤地说：“日军鬼子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待着，跑出来祸害中国人？！”
“天灾人祸呀！”父亲挺起腰，叹气道，“还不是看咱们中国穷，好欺侮呗。”几架日军飞机飞得很低，贴着村边飞了过去，全家人都吓得趴在了地上。
傍晚时分，芦台镇和东丰台镇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经过一夜激战，日军占领了芦台镇，随后又乘小火轮在东丰台东村小西园子登陆，用小钢炮和机枪对东大门一阵轰炸、扫射，又有两架日军飞机轰炸了东丰台镇，炸死众多无辜群众。
枪炮声中，郭景兴和弟弟们躲在家里，眼神惊恐。天黑了，枪炮声渐渐平息。江石沽村死一般寂静。
郭景兴想出去看看，却被父亲拦住了：“老实在家待着，小心撞上日本人，他们都是吃人的魔鬼！”
那天晚上，郭景兴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怕日本人的小火轮再开过来。
第二天早上，郭景兴去上学，出家门，走过一段泥泞的田间小道，不远就是蓟运河岸了。岸边围了很多村民，他们指着河里在议论什么，有人捂着嘴往村里跑。
一种不祥之兆涌上郭景兴心头。他走近河岸，一个小伙伴见了他，冲他连连摆手，脸色都变了：“死人！都是死人！”
郭景兴心颤了一下，疾走几步，到了岸边。一种从未见过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河水变红了，河面上漂浮着一具具用绳子捆绑的尸体，一些用麻袋装着的死尸夹杂其间，这些尸体连成了排，在水面上起起浮浮，惨白一片，有的缠绕在芦苇荡里，有的被冲到岸边。“我亲眼看到在河面上漂过来的尸体像是披上了白色的羊皮袄，漂到跟前才发现那尸体上面爬满了白色的小刀鱼。那会儿尸体都腐烂了，散发着冲天的臭气，让人直想呕吐。”郭景兴回忆说，从那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村里人都不敢在河里打鱼，更别提吃河里的鱼虾了。
此后几天，枪炮声变得稀稀落落，郭景兴坐在教室里，满脑子都是那些漂浮的尸体。虽然每天都要路过蓟运河边，他却不忍心再看那凄惨的景象。一连一个多月，河面上一直有浮尸漂过，尽管一天天见少，却腐烂得越来越可怕，有的被洪水冲到了村头，吓得人们用棍子把尸体捅回到河里。
“那些都是冤魂啊。”多年后，提起这不堪回首的往事，郭景兴噙着泪花说，“昨天，他们或许还是活生生的小伙子、大姑娘，或者是老奶奶、老大爷，可转眼之间就葬身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这种家仇国恨，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
粥厂好比鬼门关
1941年春到1942年冬，卢沟桥上，逃荒要饭的过往者络绎不绝。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圈占、没收老百姓的土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饿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逃荒在外，妻离子散。
李士明记得，1942年，粮价一天三涨，干一天活挣不上一顿饱饭，树叶树皮、野菜、花生壳都成了人们的食物。有些人甚至吃“马粪高粱”，也就是日军的战马粪便中没有消化尽的高粱粒。人们把这种马粪搓碎筛净，然后把高粱淘出来当粮吃。就连这种“马粪高粱”也是来之不易的，很多饥饿不堪的人齐集丰台日本军营的马厩外面，等马队走后，就蜂拥而入，抢走马粪。
当时卢沟桥一带凡能外出逃荒或投亲靠友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杀人如麻的罪恶，假意办起了“慈善”，在宛平城里的城隍庙开了一个粥厂，让饥饿难忍的人们去打粥。“殊不知这名为粥厂，实则是一个劳工收容所，是许进不许出的杀人场。”李士明回忆道，“所谓的粥，里面都是些霉烂的陈粮、糠、麸子，甚至还有头发茬子。为了使稀粥变稠，日本侵略者还在里面撒上生石灰，人们吃进去，用不上几天就会死掉。一进粥厂，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
七岁少年刘臣随父亲进了粥厂，他父亲眼看自己不行了，对他说：“你要是能逃出去就赶紧逃出去，找我的好友刘长友。逃不出去，非得走我这条道不可！”没多久，他父亲就死了。刘臣以葬父为名，逃出粥厂，找到刘长友，才活下来。
粥厂里讨粥的人死了，多数都被日本兵抬到宛平城墙东北角，从城墙上扔到城外。一开始，日本兵把尸体用铁丝捆起来往外抬；后来，有的人还没断气，日本兵就把他们装在筐里，抛到城下。据李士明回忆，卢沟桥街里的刘桂元赶车出东门，就曾听见有人绝望地喊：“你们别搭我，我还没死哪！”日本兵根本不管，硬是把人扔到城下，人一落地，几条野狗就发疯似的冲了上来。
当年，卢沟桥一带流传着一首歌谣：“粥厂好比鬼门关，进去容易出来难；进去皮包骨头瘦，出来白骨扔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