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醒狮:跨越时代的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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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父辈的旗帜(1)

“卢沟桥事变”七十年后九位二十九军老兵聚首卢沟桥,完成最后一次集结。金振中、杨云峰等老兵魂归卢沟桥。前辈精神,后辈传承。

70 years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of 1937,nine veterans from the 29th army had their last reunion on the Marco Polo Bridge .Jin Zhenzhong,Yang Yunfeng and several other veterans’ashes were scattered in the Yongding River which is near to the Marco Polo Bridge.And their spirit will be inherited by posterity forever.

桥下幸埋忠骨,英雄魂兮归来

198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条消息:

8月14日,北京市各界代表和抗战爱国将领家属五十多人,在卢沟桥上举行了当年直接指挥卢沟桥保卫战的二十九军营长金振中的骨灰安葬仪式。“七七事变”时,金振中所在营驻防卢沟桥。事变当天夜里,他率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1948年,金振中随张克侠将军在淮海战场起义。今年3月1日他在河南固始县家乡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把骨灰埋在他流血战斗过的卢沟桥畔。

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景兴很欣慰:“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1982年8月,在北京市政协和民革的支持下,郭景兴主持召开了“征集‘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座谈会,邀请了原二十九军将领及在京部分家属,北京市文化局和丰台区文化局的领导,以及近代史学者、文物专家到会。

座谈会上众人的发言对郭景兴启发很大,他意识到抢救有关“七七事变”的文物和史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二十九军虽曾有十余万人之众,经过近半个世纪,当年的幸存者已经不是很多了,且散布海内外,“七七事变”相关文物、史料也都散落民间,把它们征集来,不仅有助于弥补抗日史料的不足,还可以有力地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对那段历史的歪曲。

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成立了“七七事变”历史文物资料征集组,郭景兴任组长。他首先找到了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对方明确告诉他,金振中是当年卢沟桥保卫战的一线指挥官。郭景兴又采访了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从她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何基沣将军在回忆录中称赞金振中在“七七事变”中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不愧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后来,郭景兴又找到了1937年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等,他们都推荐郭去找金振中。

1983年8月,郭景兴和四名组员去河南固始拜访金振中。

金振中的家在固始县城郊区,土路边,一所孤零零的红砖房子。年逾八旬的金振中在门口迎候郭景兴一行。出现在郭景兴面前的金老,一身黑色中山装,中等身材,脸庞削瘦,黑边眼镜镜片后的两眼炯炯有神,背挺腰直,威严庄重,仍有当年浴血疆场的英雄气概。

金振中的儿子金天愚掀起粗麻的门帘,请客人进屋。一进屋,郭景兴就有点心酸:两间砖房,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旧方桌、一张两条木凳支着两块木板的床。窗子上钉着塑料薄膜。几只小木凳大小不一,一看就是为了接待客人找邻居借来的。金天愚给客人们端来白开水,热情中带有几分歉意。

金振中记忆力很好,向郭景兴详述了他在“七七事变”时的亲身经历。郭景兴一行带着复杂心情离开金家。这位抗日英雄的家境如此清贫,出乎他们意料。

郭景兴通过查询县里金振中的历史档案了解到,虽然金振中当年在政治思想上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抗战胜利后不被国民党信任,作为编余人员未曾参加与解放军的作战,也没有对老百姓放过一枪,在历史上并无罪行,且积极起义,1953年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58年被交街道监督劳动改造。1969年,金振中全家四口人被遣送下乡,改为农村户口,城里的住房也未保住。

1977年,金振中给固始县政府写信:“因我戴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到农村后,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的迫害,造成我家破人亡,迫使我们与两个男孩离散,只剩下孤苦伶仃老夫妇俩,无法生活下去。今日我的要求,只要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漂流异乡的两个孩子能就业足矣!”

党的“拨乱反正”给金振中一家带来了希望。1979年5月,固始县委改正了他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并批准他全家回到县城,改回城镇户口。不过,当时的金振中一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也没有房子,无奈之下,向邻居借了一间房,才有了个暂时落脚之处。

1980年11月,固始县委统战部给金振中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将他安排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定为二十级干部,并把长子金天愚安排在县麻纺厂为学徒工。接到通知,金振中热泪盈眶,连声说:“我的看法没有错,党是值得信赖的。”

1981年,金振中被增补为固始县政协常委,次年又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县里还给他家盖了两间砖房。

“党在政治上已经给我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不管多么艰难,总算有了两间住房,来之不易啊!”后来,郭景兴一行再去采访金振中时,老人说,有了安身之处,全家的生活提高了一步,原有私房他也不再索要了,只盼望能把二儿子的工作安排了,“即使生活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不再向党向国家伸手了”。

郭景兴一行告别时,金振中捧着自撰文章《“七七事变”点滴回忆》交到了郭景兴手里。郭景兴回赠以他毛笔书写的“民族英雄”四个大字——这是何基沣将军称赞金振中的原话。金振中笑了,郑重地把它挂到墙上。

感慨于“‘左’的那一套害死人”的郭景兴决定帮金振中讨公道。回到北京后,他写了一份《关于给金振中落实政策问题的情况反映》,呈送给中央统战部、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全国政协委员过家芳、何基沣夫人宋晓菡等人。各方人士积极为此呼吁解决。

金振中没有等到问题的最终解决,于1985年3月1日离世,享年83岁。老人留下一份遗言:

我自平反纠正以来,感谢党和人民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终生难以报答。近来自知心力衰竭,恐不久人世,后事无有他念,但有几件事请妻儿转告领导。

一、我一生光明磊落,没做有害人民之事,“七七”抗战滴水微绩已受人民的爱戴,我惭愧不已,望死后由党和人民给予公正合理之结论;二、遗体火化,丧事从简,愿骨灰撒在卢沟桥畔,与老领导何基沣在一起;三、请求领导给小子安排工作,以实现他多年夙愿;四、老妻晚年生活请党和政府关照,以度晚年;五、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固始县文化局为金振中开了追悼会。春寒料峭时节,一千多人冒雨送别心中的抗日英雄。

根据金振中将骨灰撒在卢沟桥畔的遗愿,郭景兴以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的名义向北京市、丰台区政府提出申请。经研究批准,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作为北京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系列活动项目之一。

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由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主持,郭景兴致悼词,金振中夫人及其长子长孙、抗日将领及其家属、华侨代表共三百多人参加,驻京各大新闻单位在现场采访报道。

当天晚上,固始县领导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相关消息后,立即给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发电报表示感谢,向家属表示慰问,并提出派专人赴京接金振中家属。当年10月,县里将金振中次子安排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至此,金振中的遗愿基本实现。

金振中的骨灰葬于卢沟桥中间桥洞下面的泥土里。桥下幸埋忠骨,英雄魂兮归来。

2005年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前夕,由北京青年卢云飞等出资、方军设计的一块纪念碑,立在了葬金振中骨灰处。碑上除了金振中生卒年、在“七七事变”时的职务,还有一行字:“立此碑以纪念在卢沟桥事变中为国捐躯的二十九军将士。”落款是“中国民间爱国志愿者敬立”。

一块小小的纪念碑,寄托了无数人对那段历史的追怀,对战争的思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为了恢复“卢沟晓月”美景,卢沟桥下将要放水。卢沟桥管理委员会通知金振中家属在放水前迁移骨灰。金天愚赶到卢沟桥,将其父骨灰迁葬于“卢沟晓月”碑近旁的苍松翠柏之中。

对金振中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归宿了。

老兵杨云峰的“军功章”

2004年6月,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献过大刀的二十九军老兵杨云峰去世,骨灰也埋在了卢沟桥下,金振中遗骨旁边。

杨云峰跟着二十九军老领导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大名血战。抗战胜利后,他因为是作战勇敢的老兵,经上级批准,身背自己的大刀片回河南舞阳乡下老家探亲。

1948年11月,何基沣与张克侠一起率国军七十七军、五十九军起义,后参加淮海战役,战功卓著。当时,杨云峰出来找他所在的部队,准备归队,却已不知其去向,便又回到老家种地。1985年,他拿到一张起义人员证明书。

杨云峰身世坎坷: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文革”时挨过批斗;穷得叮当响,打了一辈子光棍,老了还出门乞讨。

杨云峰成了何基沣家的常客,去一趟,老领导就接济点。

1980年,何基沣病逝,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一半洒在淮海战场,一半洒在卢沟桥畔。杨云峰年年都要到卢沟桥看看。郭景兴曾把他收留在卢沟桥文保所看了一段时间大门。

在卢沟桥,杨云峰认识了多年追访二十九军老兵的方军。在“卢沟晓月”碑旁第一次接受方军采访时,他胸前别了几枚“文革”时的纪念章,也许是想以此代替军功章,作为对自己当年在卢沟桥血战过的肯定。

每次见到方军,杨云峰都要给他讲讲当年的激战情景。当方军提及日本退伍老兵的生活保障,杨云峰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方军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商场当领导,安排商场的党员、团员参观卢沟桥,让方军请卢沟桥事变亲历者讲讲那段历史。方军觉得杨云峰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的人证和物证”。

卢沟桥上,杨云峰背着手,挺着胸,对青年们说:“今天,我给你们讲个大饼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