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讲到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夜战出发前，赵登禹旅长、何基沣副旅长对大家说：‘这次，咱们趁月黑风高摸进去！咱们左臂都缠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一律给我狠狠地砍！杀敌有功的有重赏！一百现大洋！’赵登禹顿了一下，又说：‘谁害怕了，谁是孬种，现在就给我站出来！’这时，慢慢站出一个老兵，他叫侯万山，是个班长。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时候，怎么可以当孬种呢？可侯万山的理由是：‘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战死了，希望二十九军把我老婆、儿子给我养起来。’当时赵登禹就挥着拳头大声说：‘我们二十九军官兵生死与共，有我的就有你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十九军的官兵都一样！’”
“喜峰口大战，侯万山冲锋陷阵，果然勇敢。后来，在掩护司务长送饭时，他牺牲了。司务长当时背了一包大饼，目标大，动作慢，日本鬼子的机枪扫来，侯万山一下就扑了上去！司务长和大饼保住了，老侯却再也没站起来。他身中两弹。咽气前，老侯可没再提儿子的事情，他只是手指大饼对司务长说：‘快！——打了一天，弟兄们还饿着哪。’”
“司务长后来给大家分大饼时，哭着给大家讲了侯万山的事儿，大家拿着大饼就怎么也吃不下去。也有的人使劲嚼，那是一边流泪一边往下咽。”
“后来，我们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养了老侯的两个儿子。这件事情，我们二十九军上下都清楚。不管在喜峰口还是在卢沟桥，我们二十九军始终在抗日最前线。”
青年们肃然起敬。“我现在吃大饼时还能想起侯万山班长呢！”杨云峰说。青年们纷纷掏钱，说是给老人买大饼，一共给了640元。
杨云峰对方军说，他是头一次在卢沟桥给这么多人讲当年的历史。他也许没想到，这就是他得到的最珍贵的军功章。
一直为二十九军后人奔走的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听方军说了杨云峰生活上的窘迫，想用自己的退休金养这个老人。等她凑够了送老人进养老院的钱，杨云峰却找不到了。
后来，有了杨云峰的消息，李惠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你等着我，我马上找车接你。”电话那头说：“你快来吧，再不来就来不及了。”果然来不及了。李惠兰车还没找到，杨云峰就去世了，享年97岁。李惠兰心难安。“哪怕他在养老院住上三天，我心里也过得去。”何基沣之子何瑗也找过杨云峰。何基沣去世后，性格刚强的杨云峰不愿找何的家人。杨云峰生前对方军说过，希望自己的骨灰也埋在卢沟桥下。方军实现了他的遗愿。
“我深深地理解杨老汉，他把卢沟桥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当成自己魂牵梦萦的归宿，是因为他希望永远和卢沟桥在一起。”方军在《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一书中写道，“我深深地知道：有要饭的杨老头子一人镇桥，‘七七事变’中，在卢沟桥被消灭的444名侵华日军的鬼魂就不敢稍稍抬起头。”
二十九军后代们的父辈烙印
清明节，卢沟桥上，一行人各捧一束白色鲜花而来，把鲜花和思念撒下。这行人是二十九军将领之后：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佟麟阁之子佟兵，赵登禹之女赵学芬，冯治安之女冯炳如，何基沣之女何玟、之子何瑗……见了面，他们按照对方在家里的排名，称呼二哥或者大姐。聚会时的话题，总是二十九军大刀队和“七七事变”。
何玟印象最深的是在重庆的童年。当时，好多二十九军子弟在同一个学校，打小儿的交情。“父辈都拜过把兄弟。我们是一家人。”
李惠兰说，这是抗战弟兄的血肉之情。正因这份情，他们一直抱团，为抗日烈士做事。比如，守护二十九军阵亡官兵墓园。
河北遵化石门镇，一个破败的墓园里，安葬着1933年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阵亡官兵遗骨。当年在阵地上就地收殓的36麻袋阵亡官兵尸骨，葬在一个砖坟里，经过多年风吹雨淋，用洋灰抹上的砖缝都已裂开。另外280位阵亡官兵的坟成了平地，长满青草，墓碑多不知所踪。
2008年，看护墓园的席连生给李惠兰打了个电话，说有开发商看上了这块墓地。后来，开发商也找到了李惠兰：“给烈士们挪挪地方吧！”这个墓园距清东陵不过十几公里，开发商想建商业墓地。李惠兰好几天睡不着觉：烈士们连坟头都没有了，尸骨再让铲车给推了，那我们这些人死了还能闭眼吗？
二十九军后人们聚到一起讨论这事，来了三桌人。群情激愤。讨论的结果是：趁着开发商还没动手，咱们立两块纪念碑。有了碑，他们就有了忌惮。
大家都捐款，一共捐了一万八千块。纪念碑用最好的黑色花岗石，刻上金字：“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立碑人写的是父辈的名字，在一串著名将领后面，简单地写了两个字：后代。
刻碑需要两万块，捐款还差两千。有人准备补上时，刻碑人说：“差的钱不要了，我也给烈士们捐一份。”
席连生刨了坑，稳稳地把纪念碑立上了。开发商没有再来。
2010年清明节后，立碑的二十九军后人们都到了墓园。大家放起《大刀进行曲》，跟着放声唱，绕着墓园一遍遍地走。
有人流着泪讲自己父亲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很多遍，还是愿意听。
“没有这些士兵，就没有我们的父亲。”何玟说，这个墓园，把零零散散的二十九军后代慢慢聚到一起。20世纪80年代就和他们相熟的郭景兴说，二十九军是杂牌军，一直在夹缝里生长，不过正因为如此，后代反而更有凝聚力。
每年，这些后代都会齐聚墓园。
墓园里仅存的几块墓碑中，一块上写着：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少尉排长张华邦。志愿者找到了河南柘城的张华邦养子张书庚。
张华邦死于抗战，却被传成了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张氏一家在村子里几十年抬不起头。张书庚十几岁就开始找父亲的墓，直到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二十九军官兵墓地的信息，压在心头几十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可惜，没有证明。张华邦打电话给李惠兰，叫完大姐就哭。李惠兰在电话那头也哭，问能帮他什么。
李惠兰曾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专门研究“七七事变”和二十九军的历史学者。她花了两个月准备材料，要给张华邦一个证明，“这是我舅舅手下的排长”。
材料写得很细：张华邦何时参军，参加了哪些战役，何时提升排长，在哪次战役中牺牲，附着张华邦墓碑的照片。张书庚看了之后说：“我能挺起腰杆做人了，谁再说我家出身，我就说，我父亲是先烈。”
李惠兰没有章，就让看墓园的席连生在材料上盖了墓园的大红章。她还给张华邦寄去了2005年胡锦涛授予宋哲元的抗日英雄纪念章的复印件。“就盼着地方能好好对待他们。”
2014年，柘城民政局给张华邦在当地烈士陵园立了一块碑，英雄魂归故里。帮助二十九军后代的，不止李惠兰。
老兵凋零。年逾八旬的李惠兰抓紧时间抢救历史记忆。她总强调，“七七事变”是国家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她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图书馆里一坐一天，就为了查清宋哲元有没有和日军签文件。
为了维护一段历史真相，何瑗打了一场十年的官司。他的父亲何基沣曾与人合写了一篇《“七七事变”纪实》，2000年再次收入书中时，被删了700字。何瑗无法接受：这是回忆录，凭什么随便删？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何瑗就一个要求：完整。官司打赢了。别人调侃何瑗“得了你爸爸的真传”，何瑗开玩笑道：“我爸那可是何阎王，他儿子也错不了。”
李惠兰把这篇文章收到了自己关于“七七事变”的书里，把删掉的内容用黑线标出来，还特意加了编者按。
二十九军后代们一天天老去，身上带着父辈的烙印。
90岁的佟兵一生谨慎，为的是不辱没其父佟麟阁之名。他还记得小时候住的四合院，墙上贴着岳飞的《满江红》。
他的生日是6月11日，父亲死于7月28日。他不再过生日，因为生日和父亲忌日离得太近了。
他曾经考上海军，母亲不许他去，“不能做有损佟将军名声的事”。他最终成了一个药剂师。在他的努力下，父亲牺牲处附近中学改名为佟麟阁中学。他担心家里人的张扬，不满于孙女结婚“太铺张”。何瑗想把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都走遍。空闲的时候，去卢沟桥看看父亲的墓，说说话。赵学芬已经很难出门。如果身体允许，她想多到赵登禹中学给孩子们讲讲“七七事变”。
李惠兰去了台湾，带回二十九军大刀队牺牲官兵的名单，准备在遵化墓园里再立一块碑，“让他们都有名字”。她还带了一长串烈士名单到台湾，把这些烈士都从那边的忠烈祠里请出来，每一位，都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
李惠兰清楚地记得，2014年9月30日，中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央视一档节目讲二十九军大刀队，说他们是为民族争生存而牺牲。
空荡荡的屋子里，她静静坐在沙发上看完，突然哇哇大哭起来，眼泪怎么也收不住。
老兵的眼泪，后辈的掌声
老兵凋零。据方军统计，2007年，亲历“七七事变”的二十九军老兵国内还健在12人；到了2012年，骤减为6人。
在方军的记忆里，他采访的那些二十九军老兵，不管个人际遇如何，从未有人后悔曾经为国家战斗，并为此付出牺牲的。
二十九军老兵付锡庆在南苑一战中，作为掩护的机枪手，最后撤出。日军的歪把子机枪一梭子子弹扫过来，他的双腿连中五弹，挣扎着爬了一天一夜，被送到医院时，腿部已开始糜烂，一条腿没保住。1958年开始，一条腿的付锡庆在天津扫了30年大街。
2003年接受方军采访时，付锡庆说：“为了保卫祖国的土地和尊严我受了伤，我不但不后悔，我还感到光荣。如果历史的一页再翻回去的话，我还要参加二十九军。”
2007年方军组织了九位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九位老兵分别是：崔金品、赵金典、马步先、李鸿斌、张可宗、孙敬生、赵新立、吴江平、沈甸之。他们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87岁，多数人是70年来首次回到卢沟桥。
2007年7月6日，九位老兵集合在卢沟桥宾馆内演练。稍息、立正、报数、自我介绍的演练后，最后一项是振臂高呼口号：“为国家牺牲的军人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尽管是演练，口号还没喊完，老兵们已是老泪纵横。
第二天中午，“最后一次集结”活动结束，头一天演练的最后一项却没有实施。老兵们深感遗憾。想起70年前共同在卢沟桥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他们情难自已。
老兵沈甸之含泪当众朗诵了他当年写下的豪迈诗句：“民族兴旺的命运，正担在我们两肩……挥舞起锐利的剑，冲杀向敌人的胸前，报了民族仇，偿了我的愿，死有何憾，死有何怨！”
卢沟桥上，掌声响起。
2014年3月27日，法国巴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时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近平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对两百年前拿破仑预言的肯定，也是对当今中国的赞赏。习近平言简意赅的狮子论，既昭告天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主张和坚定决心，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又强有力而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可谓一语双关，言有尽而意无穷。
习近平的“狮子论”引起媒体热议，国人无不振奋。“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具象化体现。而中国的这一醒狮形象，正好有一群最佳代言者——卢沟桥上的狮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