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人，一座桥
“七七事变”当夜在卢沟桥西头被枪炮声惊醒的郑福来，已经84岁了。老人现在的家，与当年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部仅一路之隔。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卢沟桥镇镇长的郑福来，如今仍像年轻时一样，经常利用晚上遛弯和节假日时间，为人们做卢沟桥事变的义务讲解员。
从卢沟桥西头到东头266.5米，从宛平城西门到东门长640米，这段将近1公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路，郑福来从1951年接待波兰裔友好人士、作家爱泼斯坦开始，已经数不清走过了多少趟。多的时候，他要冒着严寒酷暑，一天内带不同的参观者走上三四趟。
曾有一个日本人来参观，在桥西指着不远处的岱王庙问郑福来，这是什么地方。郑福来告诉他：“这曾是日军的军营。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日本人排着队从这里出发，到处杀人，无恶不作！”这个日本人说：“我们日本人不会无故杀人的！”意思是，中国人不反抗，日军就不会杀人。“野狼到你家里撒野，强盗到你家里抢劫，你反不反抗？”郑老毫不留情地反驳道。这个日本人点点头：“你说得对！”
一次，一个日本老人由领导陪着来了，一下车就说：“变化可真大呀！”听翻译介绍后，郑福来警觉地问他：“你来过吗？”日本老人支支吾吾不敢说话。郑福来明白了，这分明是当年的鬼子兵啊。不过，他现在能由领导陪着来，说明是友好人士。郑福来提高嗓门说：“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友好的，我们分得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侵略中国是军国主义分子干的。”日本老人听后，向郑福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60多年来，郑福来已经为超过70个国家的外宾、媒体记者和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做过讲解。凡有学校、部队和参观者请他现场讲解的，他都随叫随到，不收一分钱，“就为了让人们能牢记这段历史”。
“习主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郑福来说，“那段苦难的历史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能活到100岁，我就讲到100岁！”
“七七事变”第二天在课堂上知道了卢沟桥的郭景兴，已经88岁了。这位与卢沟桥结下一生之缘的老人，在对保护卢沟桥、建立抗战纪念馆做出贡献之外，把他与这座桥的缘分升华为对卢沟桥事变历史真相的守护。
1982年，日本右翼反华高潮期间，曾出版《日中战争史》的右翼学者秦郁彦撰文称“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中国军队打的”。一直研究卢沟桥事变这段历史的郭景兴愤慨不已，写文章批驳其荒谬观点。
这件事让郭景兴认识到，收集史料并记录下来，告诉世人历史真相，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从1982年开始，郭景兴主持召开“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座谈会、“七七事变”目击者座谈会，并率“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征集组，先后奔赴河南、江苏、上海、山西等地，采访了金振中、洪大中等“七七事变”亲历者及吉星文之子、王冷斋之子等亲历者后代。
1995年2月，郭景兴意外地收到了秦郁彦的一封中文信。对方在信中客气地说，1993年他访华，想见郭景兴，却得知郭生病了，没见成；1994年秋他又到北京，不巧郭景兴出门了，又没见成。这让他深以为憾。“您所写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几篇论文，我都读过了，我认为这些文章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表达诚意之后，秦郁彦还向郭景兴请教了“第三营何时调防苑平城”“第三营第十一连三个排长姓名”等几个细节问题。
郭景兴认真地给秦郁彦回了信，对方请教的几个问题，他一一作答。
到2004年，郭景兴几乎穷尽一切渠道，搜集到大量有关卢沟桥事变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他根据这些资料，并在数十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卢沟桥战场考》一文，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一项空白。
2007年，郭景兴与夫人蒋亚娴合著的《“七七事变”追忆》一书出版，被评论界称为“一本正视听、歌正气、辟新章、服人心的史书”。洪大中外孙女刘颖给郭景兴写信说，7月7日那天，她穿着毕业的硕士服，在姥爷墓前鞠躬致哀，忍不住流泪。读过这本书后，“我更加体会到了那一代人的艰辛，并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七七事变”追忆》面世，郭景兴了了一个心愿，开始去实现另一个心愿——为公益事业捐赠价值一千万元的书法作品。
郭景兴七岁开始研习书法，挥毫八十载，成为一代书法名家。从1999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郭景兴书法赈灾义卖展”开始，他热心为家乡天津宁河各机关学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绿色基金会等捐作品、捐款。到2015年，郭景兴的捐赠目标超额完成，捐赠价值达到两千万元。他说：“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我这个耄耋老人也要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将我的爱心义捐融入中国梦的主旋律之中，以回报养育我的故乡和祖国。”
如今，每一幅书法作品的落款，在自己的名字前面，郭景兴都会写上“守桥翁”三个字。对他来说，这三个字，字字重如千钧，是一生的荣耀，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卢沟桥下，波光粼粼，微风送爽；卢沟桥上，石路沧桑，狮子带笑。再走上这座桥，“守桥翁”郭景兴感慨于桥变得更美了，“我相信卢沟桥还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