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令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发中心
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郑州市不仅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都城市，尤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早期居于重要地位。我是搞历史地理的，本文主要利用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来论述一下古都郑州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代“大郑州”建设的文化战略。
这里所说的郑州市是一个区域的概念，除了包括郑州市区以外，还包括今郑州市所管辖的市县范围。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一个政权政治中心的选择首先是个区域概念。当年娄敬、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或秦地是一个区域，并不是具体的一个地点。所谓的古都西安也是包括周的丰镐、秦的咸阳与汉唐长安城四大古代都市的，而秦都咸阳的主体更逸出了今西安市所辖范围，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属于古都长安城市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兴起与发展的地理基础并没有大的改变。
①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八大古都发展与水环境之互动关系》（05BZS022）资助。
一、郑州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首先，从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可考证出，郑州地区可能是夏代早期的都城。诸多文献记载认为“禹都阳城”，其地望应在今郑州市登封告成镇附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处发现战国陶器有“阳城仓器”的戳记，证明战国时此地仍可能叫做“阳城”。同时，在告成镇西北不远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一处古城遗址，时代正包含夏禹所处时代，故多数学者认为登封王城岗一带是“禹都阳城”所在地［1］。
当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偃师市境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此处发现有宫室建筑遗存，而且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不再有可与此遗址相比的城址。而据科学测定，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850年，距史载夏王朝始建年代尚有百余年的差距，即可以说，二里头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如此以来，夏代早期的都城在何处就成了问题。除了上述禹都阳城以外，近几年在郑州新密新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20世纪70年代，赵芝荃先生已提出，在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以新密新寨遗址为代表的过渡期遗存。
如果新寨期能够确认，则早于二里头的文化正好接近夏王朝的始建年代，即新寨文化可能就是大家正在寻找的早期夏文化。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在新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而基本确认了新寨文化期的存在，认为“新寨期既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讨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2］新寨遗址范围广大，以其为中心，遗存分布密集。有不少学者认为，夏代早期的都城很有可能在此找到。如此，则中国古都研究的第一页就将在郑州市的大地上翻开。
其次，商王朝早期的都城位居今日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的市中心，这一点特别重要。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郑州市区发现的郑州商城规模大、规格高，而且延续时间长，邹衡先生提出的郑州商城为商汤所建之都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较多的学术界专家学者认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结论认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都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立‘宫邑’亦即‘西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3］郑州商城是商王朝早期的首都，而郑州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两者在区域上的重合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第三，以新郑郑韩故城为代表，郑州市域范围内存在着一个数量众多的古代都城群体。有人统计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建都于郑州者已经超过20个。有些比如郑韩故城在历史上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郑是春秋时期较强的十二诸侯之一，韩是战国七雄之一，经济文化发达，其定都前后相继，在郑州新郑市区。郑韩故城现存有高大的东西并列城墙、高台建筑基址，发掘出来的郑国社稷与郑国宗庙遗址，出土的精美青铜文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第四，郑州作为古都的时间较长，够大古都的资格。张新斌根据史念海先生确定的古都标准尤其是古都积年标准，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成果，将商都180年加上郑韩之都175年，认为郑州大古都的积年为355年［4］。而目前已确定的其他七大古都的古都积年依照史念海先生的计算结果，是西安1077年，北京903年，洛阳885年，南京450年，开封366年，安阳351年，杭州210年。
与其相比，郑州可以排在开封与安阳之间，居于第六位。因此，郑州作为中国的大古都，从年代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郑州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特别重要，基本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州曾经作过全国性一统王朝夏与商的都城。
二是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起过特殊的作用，作为夏、商两大王朝早期的都城，郑州成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心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可谓独一无二。三是3600年前选择的都城地址与今天城市完全重合，从古都到现代化城市的文脉令人振奋。四是古都群的确认和深入研究在中国古都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郑州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区域的历史地理原因
郑州所在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地，这是郑州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区域的历史基础。
西山古城是中国北方现在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大致位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4800年。这个古城就位于郑州市区范围。
文献与考古资料都表明，五帝时代最重要的王国就位于郑州范围，具体就在今新密与新郑两市之间。从各种史料可知，黄帝故里、黄帝所居轩辕墟也可以说是黄帝故都在新郑与新密地方。而古城寨龙山城的考古确认则使这种文献或传说资料有了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是中国英雄时代最大的部落联盟首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正在重点试掘的4个古城遗址除山西的陶寺遗址外，其余三个即王成岗、古城寨、新寨都在郑州地区，这充分说明了郑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当然是政治中心的首选地。
郑州古都地位重要的地理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郑州位于中原的中心地带，居天下之中的郑州在中国地缘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从微观区域角度而言，山陕黄河以至太行山地方的今山西地区古时候称为河东，晋豫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的广大地方古时候称河南，贾鲁河与太行山东侧的黄河、济水冲积扇三角洲古时候称河内。而三河之地是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中心区域，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三个区域相比较，河南区的政治中心地位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二个原因。一是河东区为黄土高原区，以较高的平台、丘陵地形为主，河流较少；河内区地形较低下，黄河、济河、淮河上游支流流经此区；而河南区地形以黄土台原为主，多中等的台地、冈原，短促河流较多，是早期文化的最佳环境选择。二是位置居中，可以照应三河地区，因为古今东西交通多在黄河以南，黄河北岸太行山南北横亘，阻碍交通，而南岸是秦岭余脉的邙山，东西走向，与黄河平行，浅山土丘较多，交通道路开辟较为容易。
郑州正位居于古代所谓的河南地，而且与河东区接近，区域地理优势明显。
第三，从神山崇拜来看，郑州地方正位于嵩山与伾山两大神山主轴的东侧，成为政治中心的地理条件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