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统计：标明的庙底沟类型的遗址达401处，10万平方米的140处，20万平方米以上有73处。耀县石柱塬遗址面积在3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洛川孤盘遗址面积150万平方米，咸阳尹家村遗址面积131万平方米［5］，而且还在渭南、宝鸡、黄陵等地域内有较多的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在这些大遗址周围总有一些中等和一些小遗址。从其中遗址的大小看是分级的。有的先生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址研究以后认为：最大型中心的遗址是聚邑，较大的遗址是邑落，小的一般遗址是聚落。不仅遗址面积大小有别，实际上在遗址内涵、聚落功能、地位上也有等级的差别。
各聚落之间可能已由原来的血缘相亲为纽带的对等关系，渐次形成宗族、政治上的统属关系［6］。即前者是镇，中者是乡，后者是村了。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同意这种分析。
从仰韶文化房址布局看，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像姜寨遗址是众多中、小房子围着大房子，构成一组。众多这样的一组房子群围着广场［7］。这种各氏族聚族而居的模式，反映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还相当严密；中期（庙底沟一期文化）时房子为平地起筑，多是单间房，成片分布［8］。而每座房都有灶，各家是独立为炊的。成片分布的一组房子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居住地。氏族制已有分化，家族制已经形成。近年来在灵宝西坡的发掘中发现了四座大房子，均为圆角四边形，面积最大的占地面积516平方米，最小的占地面积72平方米。而且它们均做工考究。看来居住这些房子的主人非同一般［9］。一些遗址中有的小房子面积仅有10平方米，一般面积为20至40平方米。可见等级分化是不言而喻的。
到仰韶文化晚期时，房子是统一兴建，分给各家居住，家族进一步加强。在大河村遗址还出现房子内或房子边有窖穴，显然是出现了家庭储备粮食。在淅川下王岗和邓县八里岗仰韶文化晚期出现成套的排房，每套前有过厅，后有一至三间不等的房间，每套房内都要有灶［10］。看来每套房是一个独立为炊的小家庭，每家人数多少不同分的房间多少也有不同。在西山三期也出现二至三间排房，大河村三期也出现四间的排房，每间有单独向外开门。大河村的F2，原来面积较大，后来又在房内增加隔墙，又分开一个小间，看来是这户人家有成员要成家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可见家庭的地位在社会中有所提高。
从墓葬制看，仰韶文化早期，墓葬都在氏族墓地内，墓坑的排列有序，墓向一致，墓内随葬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反映氏族社会是平等的，其氏族制是健全的，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平均分配的氏族制生活。到中期时，墓葬发生一些变化，虽然人死之后仍埋在氏族墓地内，可葬俗有些变化，如出现大量的二次葬，有的在一个墓坑内埋二至数人不等，如淅川下王岗，发现的M368内葬29人，往往男女老少合葬一起［11］；在北首岭发现大坑内又套几个小坑，每个坑内存有人数不等的人骨［12］。有的先生认为一个大坑是一个家族的墓，大坑内的小坑是一个小家庭的墓。每个墓地的墓向比较一致，随葬品发生一些变化，有的没有，有的一二件，有的数十件。如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二期墓葬共有451座，其中无随葬品的墓128座（占本期墓葬总数的28％），有随葬品的墓一般只有1～5件随葬品，可个别墓的随葬品既多且好。如M239号墓，为二男性合葬，有随葬品19件，当中有该墓地极少见的玉铲、精美的彩陶和绿松石项饰。又如M663是一男性二次葬，随葬品有45件，其中有全遗址最精美最大的彩陶钵、彩陶器座、鼎、石铲以及骨镞、骨饰等，是本墓地随葬品最多者［13］。反映出氏族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地位有差异。到仰韶文化晚期墓葬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郑州大河村四期，发现37座土坑墓，32座无随葬品，仅有5座有随葬品，其中也仅有1～3件实用器，如鼎、碗、纺轮、骨针等。这可能是一般人的墓地。在西山发现的140余座墓，多是晚期墓，基本无随葬品，可出现男女合葬，男性头枕小孩瓮棺，反映成男与小孩生前的亲密关系。男女叠葬等，反映出一夫一妻制已经出现。
在仰韶文化晚期不仅有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小墓，还较为普遍出现灰坑内抛弃人骨的现象。如西山H657为代表的10余个坑内抛弃人骨，其中H657内就抛有二具人骨，其姿势奇特，如同捆绑之后抛入坑中的。同坑中还有一些兽骨［14］。河南荥阳点军台仰韶文化期的H57中，经初步清理发现有人骨10具，横躺斜置，互相叠压，零乱无规律，有的下肢不全（5号人骨），有的腿骨有明显的砍断的痕迹，有的似有烧灼的痕迹［15］。在庙底沟遗址中有四个仰韶文化灰坑中也发现有抛弃的人骨［16］。其中H25号坑内有2具姿态奇特，一看就是非正常死亡抛入坑内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各处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在此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现象看来，仰韶文化晚期尽管氏族制还存在，但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出现贫富的分化，有的死后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还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有的与兽骨同坑，有的被捆绑活埋，有的被砍杀，所有这些不是氏族制度所能容忍的。
有的可能是在氏族集团之间的战斗中所获的对方成员，有的可能是触犯家族内法规处以极刑。社会已经产生矛盾，社会成员之间发生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了贫富不均，私有制已经产生，有的先进地区可能出现了阶级。一种新的社会因素正在孕育中。
根据有关文献，我国始筑城者主要有两人：一是黄帝，另一是鲧。《轩辕本纪》记有“黄帝筑城造五邑”。《中州杂俎》也有同样的记载。《黄帝内经》载有“帝既杀蚩尤，因此筑城”。《汉书·郊礼志》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关于鲧作城的记载有《礼记·祭法》正义引有“鲧作三仞之城”；《世本·作篇》有“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吕氏春秋·守君篇》载夏鲧作城。还有禹始筑城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引《博物志》记有：“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之始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其分布的地域广，范围大，文化发达，生产力发展，是居当时之首。在中国传说的帝王当中只有黄帝才能与此相对应，故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古城与黄帝时代筑城的记载相一致；众多的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址，又与鲧的时代大体相当。为此古文献记载是有一定的根据，目前看来应是可信的。至于《汉书·食货志》引晁错语“神农之教日，有石城十座，汤池百步”，据此又将始筑城推在黄帝之前的神农时代。可在中原地区至今未找到石城，虽然在内蒙发现了较多的石城，可年代是属于龙山文化时间段的，在时间上对不上号，暂不可信。中原地区是否还有石城，待以后考古发现来证实是否正确。
综上所述，郑州西山古城的出现是仰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到仰韶文化中期时生产工具有很大的改进，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有一定的剩余。有的用于饲养业，肉食之源主要是靠养猪；有的可能为有些权威人士占有。从人们生前所住房子和死后葬式以及随葬品均有些不同看，反映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和等级差别，氏族制有了一些变化，内部也产生一些矛盾。各社会集团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较大的差异，有的扩大地盘，掠夺财物，对其他的社会集团进行战争。为了本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保护财物不受掠夺，就动员本社会集团的人员筑城，其主要目的是防卫。西山古城是一个统领一方的经济中心、聚落中心，还不是政治中心。
［1］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1期。
［2］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4］同［1］。
［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6］高炜《灵宝史前聚落考古的意义及前景》，《寻根铸鼎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7］半坡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8］（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9］（1）魏兴涛《灵宝发现大房子和蓄水池》，《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19日1版；（2）魏兴涛《灵宝发现特大型房子》，《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1版；（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2期。
［10］（1）同［8］（1）；（2）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华夏考古》1994年2期；（3）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12期。
［11］同［8］（1）。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13］同［8］（1）。
［14］张玉石《郑州西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4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