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隆文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
1993年至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西山发现一座仰韶时期的古城遗址，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发表有论文，谈到西山古城兴废与祝融族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韩建业先生说：“秦王寨类型曾被推测为属于祝融部落，那么西山古城就应当是这个部落的一个重要据点。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此‘郑’一般认为在今新郑，与西山古城相去不远，文献中关于祝融族属的记载不尽统一，‘祝融八姓’的分布地更是从山东、河南一直到两湖交界处，这正反映了祝融族形成和西山古城的兴建，随着祝融族的衰落和西方华夏集团势力的东进，西山三城遭到废弃”。我对韩先生的这个结论深表赞同。在这里我想在韩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对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与祝融部落的迁徙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祝融”一词，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有的学者认为是神名而非人名或氏族名，与它有关的传说，是宗教式的神话而已。［1］有的认为：“祝融氏形成不了一个部落。”［2］这些看法均值得研究。由于春秋时期青铜器邾公钅力作铭自称“陆终之孙”的发现，北宋晚年楚公逆所铸“吴雷（回）”在今湖北嘉鱼的出土，解放前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晚期墓土的帛书中“祝融”字样的被识别，以及青铜器铭文苏为已姓，郐为妘姓，邾为曹姓的发现，都证实“祝融八姓”的历史事实，并非传说，也绝非出于捏造。［3］因此，“祝融”不是神名，也非人名，应是一个“部落”之名。
对于祝融部落的族属，韩建业先生提出“均属东夷集团”。而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则是认为祝融出自颛顼。关于此说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大戴礼记·帝系》、《世本》、《史记·楚世家》以及《楚辞·离骚》等记载。不过在这里就该说明祝融部落渊源于颛顼的仅仅是指祝融部落的“重”和“黎”，而非整个祝融部落。这一点，王震中先生在《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证，不再赘述。应该提出的就是《山海经》谈到祝融出自颛顼，同时也谈到祝融部落出自炎帝。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
《山海经·海内经》又谈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讠夭，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明确提出祝融为华夏集团炎帝之后。祝融部落渊源于姜姓炎帝部族，在先秦诸子其它着作中也有记载。《吕氏春秋·孟夏纪》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礼记·月令》也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把炎帝与祝融联系在一起，这绝非偶然，说明祝融出自炎帝。宋代罗泌《路史》也主此说，《路史·后记四》曰：“为帝器，器生巨及伯陵，祝庸”。祝庸即祝融。《路史·前记八》也说：
“祝诵氏（罗泌注，庸诵古通用）……一曰祝庸，是以为祝融氏”。
伯陵即《左传》昭公二十年，《国语·周语》下及《山海经·海内经》所讲的“炎帝之孙伯陵”。
华夏集团炎帝族崇拜火、太阳，是以农业为主的部族，文献记载祝融部落也崇拜“火”与“太阳”。《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时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墨子·非攻下》亦谓：“成汤伐夏，天命（祝）融隆（隆疑作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毕沅校注：言命祝融降火）。
《风俗通义·三皇》曰：“火，太阳也”。可知中国古代以火喻日之俗是农业氏族的特征。《论衡·诘术》曰：“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左传》昭公二十九曰：“火正曰祝融”。所谓“火正”就是指专门管理火，以司天象的人。《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
杜预注曰：“谓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杨柏峻《春秋左传注》谓：“火正为官名，职掌祭火星，行火政”。史称阏伯为陶唐氏火正。
《左传》襄公九年曰：“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国语·晋语》亦载：“阏伯之星，实记商人”。《左传》昭公元年记：“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这些记载都说明上古时期曾实行过“以火纪时”的火历。它应是中原地区农业氏族重视农业生产之表现。
“祝融”部落有作为主司天历象之官，其目的就在于判时季节，颁布农时指导农业生产，为一农业生产部落。《史记·历书》说：“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频也）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王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这说明祝融部落重与黎所主职事对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说：“祝融亦能明显天地之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韦昭注云：“柔，润也，嘉善也。嘉材五谷材木”。因为祝融部落“知天数”，掌握了天象变化的规律，据以颁布农时耕种，所以能够“生柔”“嘉材”。这些都说明居住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祝融部落是农业氏族，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近年来一些同志认为：“祝融部落崇拜太阳及发展改进历法的传说与大河村类型中有关的发现，达到了难得的吻合”。［5］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作为秦王寨类型曾被推测为属于祝融部落，这也都是韩先生承认的。目前发现发掘具有秦王寨类型文化特征的遗址，除洛阳王湾和郑州大河村外，还有荥阳的青台、点军台［6］、楚湾、河王村，［7］新郑的唐户，［8］唐河的寨茨冈、［9］茅草寺，［10］镇平的赵湾，［11］登封的石羊关，［12］临汝的大张，［13］禹县的谷水河［14］等二三十处。上述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它（指秦王寨类型）的分布范围是以从郑州到洛阳之间的豫中地区为中心，南到南阳，北到黄河。”［15］因此，从上述所论的秦王寨类型的分布范围来看，如果我们把祝融部落视为东夷集团的话，那么这既与秦王寨类型所显示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相矛盾，而且又与文献记载相背谬，这样就很难使我们相信祝融及其先祖颛顼应该属于东夷集团的看法。
根据文献记载，以上秦王寨类型文化正是与炎帝之后、华夏集团祝融部落活动的区域相吻合的，它表明祝融部落应是炎帝之后，不应均属于东夷集团的东夷文化。
祝融部落最初活动区域，大家都承认，是在今河南中部偏北地区。［16］居于伊、洛二水之南，北与虞、夏二族相邻。《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融降于崇山”，韦昭注云：“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崇高山即嵩山。《淮南子·地形》高诱注曰：“少室太室在阳城，嵩高山之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记：“郑，祝融之虚也。”郑即为今河南新郑。《汉书·地理志》亦曰：“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祝融兴于崇（嵩）郑之间，本应是属于炎帝之后的中原农业部落，以后逐渐向东、向南发展。在《山海经》里记载了祝融部落迁徙的有关材料三条：
一、《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二、《山海经·海内经》：“祝融降处于江水”。
三、《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海内经》所记鲧为有崇伯鲧。帝，诸史均记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言其事曰：“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又说：“殛鲧于羽山”。韦昭注云：“帝，尧也”。羽山在何处？《史记·五帝本纪》说是“以变东夷”，言羽山为东方之地，羽郊，郭璞谓为“羽山之郊”。《山海经·南次三经》记有羽山，郭璞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左传》昭公七年杜预注亦云：“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羽山在沂临沂县界”。《太平寰宇记》谓在今山东蓬莱县东南三十里。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曰：“要之，此山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县）之东南，海州（今江苏海州即东海县旧治）之西北，赣榆（今江苏赣榆县新治西北之赣榆城）之西南，郯城（今山东郯城县）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以江永说为确。
《国语·郑语》记“祝融八姓”，在夏商时代，大体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据徐旭生、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察意见，祝融八姓分布地域如下：
已姓：昆吾——在今河南许昌、濮阳。
苏温——在今河南温县。
顾——在今河南范县。
董——未知何在。
董姓：豢龙、鬷——在今河南唐河县。
彭姓：彭祖——在今江苏徐州市。
韦——在今河南滑县。
诸稽——无考。
秃姓：舟人——在今河南新郑一带。
妘姓：邬——在今河南偃师县。
郐——在今河南南密县。
路——无考。
偪阳——在今山东峄县。
曹姓：邹（又作邾）——由湖北黄冈县迁至山东邹县。
斟姓：无考。
莒——在今山东莒县（与已姓吕国有别）。
毕姓：夔——在今湖北秭归县。
越——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原在丹阳，后迁至郢。
从以上祝融最初活动区域以及“八姓”的分布，可以看出祝融部落以豫中为中心向东、向南发展，豫中地区分布最为密集。这正与秦王寨类型的考古文化相吻合。正是由于祝融部落向东发展，所以才促使西山古城的兴建。《山海经·海内经》所说：“祝融降处于江水”。《海外南经》所称：“南方祝融”。降者，下也，降有从北至南之意。在很大程度上因诸夏位于楚国之北。祝融的后代发展到南方长江。因此说：“降处于江水”。
《管子·五行篇》也说：“黄帝得祝融而辨于南方”，《越绝书》记载：“祝融治南方”，都说明祝融部落的南迁。祝融部落的南迁，促使西山古城遭到废弃。
同在祝融部落南迁背景之下形成了屈家岭——石家河所代表的苗蛮集团，其后华夏集团大规模地伐三苗，也就宣告苗蛮集团的衰灭。
［1］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辩》第七册。
［2］何光岳《祝融氏和九黎的来源与变迁（论苗族的一支主要先民）》，《学术论坛》1984年1期。
［3］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4］［5］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6］《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科学通报》1961年2卷7期。
［7］郑州市博物馆调查资料。
［8］新郑县文化馆材料。
［9］《河南唐河寨茨冈新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12期。
［10］《河南唐河茅草寺新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1期。
［11］《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1期。
［12］《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3］《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
［14］《河南省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2期。
［15］李昌韬《秦王寨遗址与秦王寨类型》，《中原文物》1981年3期。
［16］段渝《〈山海经〉中所见祝融考》，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