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古迹考》提到：“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侍诏者尚雅集于此，检讨毛奇龄曾制《万柳堂赋》”［14］。这篇作品，对冯氏万柳堂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的铺陈，使后人得见当年情形。毛奇龄在序言里写道：“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瀯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稻粱。于是用饔钱买为坻场，垣之墍之，又偃而潴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为山。岩陁坱曲，被以杂卉，构堂五楹，文阶碧砌，芄兰薢茩，蔹蔓于地。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燕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且去此数里，穿池放鱼，豢畜乳妇而鬻无主之婴儿，其于游观自得之外，更有会焉。至若元时丰台有万柳堂，与此地异。虽其名同，非以袭其事也”［15］。这里，描写了万柳堂所在地荒芜寥落的原始面貌，叙述了万柳堂的建设过程、命名原由、园中景色、社会功能，并交待了育婴社的简单情形。考虑到作者与冯溥的主客关系，毛奇龄说此名并非沿袭元代万柳堂的遗风，显然是有意恭维主人之语。
清初朱彝尊曾作《万柳堂记》，其中写道：“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迤逦下上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燕游旧地以名之也”［16］。与毛奇龄的赋相比，客观地叙述了两个万柳堂的名称上的联系。综合这两段文字，大抵可以看出冯氏万柳堂的基本面貌，它们也成为后来多种着作的资料来源。比如，乾隆时期刘大槐《万柳堂游记》的描写，就与朱彝尊颇有相似之处。至于以梳理编辑为主的文献，从《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光绪顺天府志》到晚近的《故都变迁记略》，所征引的诗文基本一致，而补充的内容却相当有限。乾隆年间的《藤荫杂记》，在引用清初吟咏万柳堂的诗文方面，尤其不惜笔墨［17］。
冯氏万柳堂维持数年之后，转让给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氏建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僧住持，圣祖御书拈花禅寺额”［18］。休闲别墅变成了寺院，二十余年后，园林胜景已迅速衰败。刘大槐（1698-1779）回顾说：“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城，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19］。到乾隆十年（1745）左右，“其基周围一顷余，内有小土山，枯苇蓬蓬，生沟堑中，想即昔时莲塘花屿也。老柳数株，平芜弥望”［20］。再晚些的戴璐也说：“近则柳枯水涸，桥断亭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无复知为益都别墅也”［21］。道光十八年（1838）刊刻的《履园丛话》记载，钱泳多次到拈花寺亦即万柳堂游览，“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苔也。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22］。也曾有人试图补救破败的园林，“道光初年，朱处士野云补种柳五百株”［23］。另据近人崇彝1930年代的记载，“阮文达、潘文勤二公曾补种柳二次，今寺亦废”［24］。
阮文达、潘文勤，即清代着名学者阮元（1764-1849）与潘祖荫（1831-1890）。
刊刻《十三经注疏》的阮元，不仅为北京的万柳堂补种柳树，而且还把自己在家乡的别墅命名为“南万柳堂”。道光年间的梁章矩记载：“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25］。上文的“仪征师”即指籍贯为江苏仪征的阮元。
邵伯湖在江都县东北四十五里运河之西，“南万柳堂”当处在高邮湖区，水乡特色自然比北京的万柳堂还要鲜明，而万柳堂所象征的社会风尚也因此被带到了京城之外。
三、同名异实的“万柳”地区
北京的两处万柳堂都已湮废。今天的“万柳桥”，是清人误认为廉希宪万柳堂在丰台草桥一带的结果，而冯溥的万柳堂所在地也已面目迥异。作为一个名称活跃在当今社会的，是另一个与万柳堂毫无关系的新“万柳”。
1996年6月21日，北京市政府通过的一个整体改造项目，名为“万柳工程”，涉及颐和园东南48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已经是一个即将完成的城市住宅区。由于房地产开发的推动，“万柳地区”、“万柳公园”、“万柳高尔夫球场”、“万柳社区”、“万柳站”、“万柳路”等名称，不断出现在宣传媒介与大众生活中。所谓“万柳地区”，包括原来的万泉庄、六郎庄两个村落。六郎庄在明代称“牛栏庄”，后一度谐音雅化为“柳浪庄”，取其风景秀丽、柳色宜人而得名。清代又音转为“六郎庄”，附会于宋代杨六郎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万柳工程”即取“万泉庄”、“柳浪庄”的字头而命名，字面相同但与万柳堂毫无关联，这也是历史地名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之后的巧合。尽管如此，这里的“万柳”同样不乏对以绿化为特色的周围环境的象征意义。
四、结论
不论在元代还是清代，万柳堂的修建都是为了高官的休闲。
但是，“万柳堂”这个名称具有旧时文人崇尚自然、追求恬淡境界的意味，与之相符的成百上千的柳树，又是适合北京地区生长的树种，有助于构成风景宜人的地理环境。折柳送别以及欣赏杨柳的记载，在古代诗文中比比皆是，而在城市边缘营造一种以柳树为主要特点的田园风光，既可适应休闲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休现了主人淡泊宁静的志趣。廉希宪、冯溥乃至构筑南万柳堂的阮元都是高官，因而有条件修建这类私家园林。
元代万柳堂的地点，在明末以后即陷于推测当中，清代众多文献也未仔细推敲蒋一葵《长安客话》的记载，而是一味转抄时代更晚的《帝京景物略》的文字，再加上万柳堂的遗迹难以寻找，终至于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元大都与明嘉靖以后北京城的范围有明显差异，在以此为参照推断相关地名所指的地点时，明末和清代的着作者可能忽略了其间的变化，因此导致对元代万柳堂方位判断的失误。从记载的时代、相关内容以及元代大都周围的自然环境分析，《长安客话》的记载应是比较准确的。
万柳堂的兴衰过程，是反映北京私家园林发展史的典型例证，也体现了北京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的一角。园林建设之前、建成之后以及后来的衰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环境特征，是寻求历史时期城市变迁的有用线索。这个名称象征的“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柳林景色，至今还在被人们利用着，以此为桥名和社区名，具有丰富的人文色彩和社会吸引力。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条，110页。中华书局1959。
［2］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钓鱼台”、“万柳堂”条，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3］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钓鱼台”、“万柳堂”条，6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4］刘铜、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草桥”条，119-12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5］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七《名迹》，561-56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6］张茂节修《大兴县志》第一卷《舆地·古迹考》，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7］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南城”“万柳堂”条，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8］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垧》，1530-153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9］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三《郊垧二》，258-25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0］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万柳堂”条，25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11］周家楣、缪荃孙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七《地理志九·村镇一》，89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12］余棨昌《故都变迁纪略》，129-13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3］张茂节修《大兴县志》第一卷《古迹考》，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4］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南城”“万柳堂”条，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5］毛奇龄《万柳堂赋》，《日下旧闻考》引《西河集》，91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6］朱彝尊《万柳堂记》，《日下旧闻考》引《曝书亭集》，91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7］戴璐《藤荫杂记》卷六《东城》，54-5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18］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城市》，91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9］刘大槐《游万柳堂记》，见《古人笔下的北京风光》，14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
［20］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南城”“万柳堂”条，8-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21］戴璐《藤荫杂记》卷六《东城》，5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2］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万柳堂”条，5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
［23］周家楣、缪荃孙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六《寺观一》，50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24］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5］梁章矩《归田琐记》卷一“南万柳堂”条，5页，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