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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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秦汉上林苑的功能及其与都城发展之关系①(1)

周亚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秦汉上林苑是当时皇家最重要的苑囿之一,也是我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皇家园林。由于其资源丰富、景观秀美,并作为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历来为园艺学者、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所重视。成果着眼点多集中于上林苑范围大小、宫馆数目、动植物资源和其他景观的考证,及造园艺术和园林功能的探讨。[1]这些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成为后进研究的坚实基础。然而,综观以往成果,我们认为还存在如下不足:其一,从研究时段上看,成果多集中于西汉时期,而尤以汉武帝时期为主,把秦汉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就更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因而就不能对上林苑的发展过程做出精准的把握。其二,从研究视野来看,微观的多,宏观的少。学者们多注意上林苑中具体问题的探讨,而忽视对大的历史、地理背景的考察,从而限制了视角。其三,研究手段有待更新。以往成果多运用传统的文献考证方法,而对现代手段(如GIS等)缺乏利用。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在空间上把上林苑①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八大古都发展与水环境之互动关系》(05BZSO22)资助,特此致谢。

与都城看作为统一的整体,在时间上把秦汉时期通而论之,以上林苑的功能为切入点,最终落实到上林苑与都城发展之关系的探讨上。试图通过这一论述,能对秦汉上林苑做整体的把握,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秦汉上林苑概况

上林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上林苑特指都城附近以“上林”命名的皇家苑囿;广义的上林苑则泛指所有的皇家禁苑。

为便于讨论,本文“上林苑”系为狭义所指。

(一)秦汉上林苑发展的地理基础上林苑位于关中地区腹地,以其规模最大时论,包括有山地、黄土台原、河流阶地、河漫滩等多样化的地貌类型。其中,黄土台原和河流阶地分布最广,形成了平衍坦荡、开敞高爽的地形特征。

从秦岭峪口发源的灞、浐、沣、涝、潏、滈等多条河流从这里经过注入渭水,加之北来的泾水,构建了上林苑“荡荡乎八川分流”,“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的天然水环境。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是亚热带型,且较少有气候异常现象。[2](p36)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为上林苑的选址奠定了基础。

(二)秦汉上林苑的规模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大量秦代封泥看,秦时期在都城咸阳周边特别是渭水与秦岭之间的广大区域建有诸多皇家苑囿(如上林苑、东苑、杜南苑、“白水之苑”、鼎湖苑、兔园、具园、麋圈等),上林苑只是其中之一。其规模,基本是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3]汉朝建立后,把都城建在龙首原以北渭河南岸的一级阶地上。

在其初期,继续沿用秦代的上林苑。汉武帝时期,把“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4](卷六十五《东方朔传》,p2847)的大片区域划归上林苑。汉代后期,国势衰微,上林苑的规模也日渐缩小。元帝初年,贡禹为谏大夫,曾建议将上林苑的大部分罢省给附近贫民耕种,其文曰:“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予贫民。”[4](卷七十二《贡禹传》,p3072),表明上林苑的西界仅及鄠。到了成帝时,又将“三垂”(东、南、西三边)的苑地划给了平民。西汉末年,政局紊乱,战争连绵,使上林苑遭受了毁灭性的劫难,其作为皇家禁苑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三)秦汉上林苑的动植物资源和人文景观1.动植物资源秦时期,上林苑中就养有百兽供帝王弋猎。汉代中期,武帝广开上林,动物资源进一步丰富。《上林赋》中记载的兽类有32种;《长杨赋》、《西都赋》、《西京赋》分别载有11种兽类,其中有重合也有不同。[5](p36)上林苑飞鸟成群,以上汉赋中见载的鸟类有鸿、白鹄、玄鹤、昆鸡、孔鸾、鵕鸃、鷖鸟、鵷鶵、焦明(似凤,西方之鸟)、白鹭、黄鹄、鵁、鹳、鶬、鸹、鸨、鶂、凫、鶄、鷞等二十余种。水生动物则有鱼、鳖、虾、蛤、鱼亘、鱼瞢、鰅、鰫、鰬、鮀、魼、鳎等类。动物资源之多,以致“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6](p540)丰富的植物资源是上林苑的又一特色。有木本、草本,木本中又有观花、观果、观枝干的各种乔木和灌木;草本中有大量的花卉和草坪植物。[7](p19)《三辅黄图》云:“帝初修上林苑,众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西京杂记》明确列出的进献花木有近百种、800余株。《上林赋》等文学作品中也记载了大量植物名称。众多的植物种类使上林苑形成错落有致、四季常青的优美自然景观。

2.人文景观离宫别馆是上林苑中最耀眼的人文景观。早在秦代,这里就建有章台宫、兴乐宫、信宫、极庙、甘泉宫、阿房宫等着名宫殿。[8](p647~651)到了汉武帝时期,上林苑的规模不但扩展了很多,宫殿台观的数目也成倍增加。王社教先生在综合考察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汉代上林苑的宫观数量应在60座以内。[9](p230~233)池沼水渠是上林苑的另一佳境。战国秦上林苑中已有了人工开挖的石砌水渠,出现了“小桥流水”的园林景致。[10]汉代的上林苑,人工水景进一步增多,挖浚了诸如昆明池、太液池、镐池、彪池、孤树池、唐中池、琳池、影娥池、初池、麋池、牛首池、百子池、鹤池、昆灵池、虬泉池等数十处池沼。[11](p20~22)池沼与河流之间,由人工水渠作为连接。

上林苑的宫观之间,皆有马道可以通行,开阔处亦可驰逐走马。有大道,能通车辇,有便道和间道,亦有曲径和羊肠小道,磴道和栈道则较少。[12](p57)(四)秦汉上林苑的管理秦代已设有少府官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13](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p731)。对苑囿园池的管理,则有畴官和苑官。

西汉初年,上林苑仍由少府管辖。汉武帝时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其管理由少府转入水衡都尉。水衡都尉属官众多,分工明确,对上林苑的管理堪称细致入微。[14]

二、秦汉上林苑的功能

秦汉上林苑面积广阔,资源丰富,管理周密,使它发挥着多种多样的功能。

(一)上林苑与生态环境从生态学角度,我们可以把秦汉上林苑与都城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当然,秦汉都城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模式的产物,虽然不具备现代城市的某些特征,但是,若从对城市所起的生态改善作用这一层面看,上林苑仍可看作是广义上的“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内,各成份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的整体。[15](p197)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上林苑作为自然实体或人化自然实体的生态功能。

首先,水体的生态功能。城市水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种自然要素,其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对城市的繁荣与衰落,对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水体本身所具有的物质静态和动态,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第一,绿化和降温增湿功能。水体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生命线,因此上林苑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是以其内部水体的广泛分布和高质量、大容量为前提的。水体的高热容量,河流的流动性以及河流风的流畅性,对缓和冬夏温差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炎炎夏日,皇帝挟后宫、百官频频光顾上林,与此不无关系。第二,提供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基地。生物多样性包括自然生境多样性、群落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城市水体及其自然特性(包括物质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本身,是城市景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河流两岸、河漫滩湿地、河心沙洲、池沼周边,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和鸟类栖息。水体本身是多种淡水鱼虾等生物的栖息繁衍处所。因此,城市水体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存在的重要基地。可提供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为城市的舒适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提供一定的基础。[16](p104~105)上林苑中水源丰富,东有灞、浐,西有沣、涝,南有潏、滈,北有渭、泾,“荡荡乎八川分流”,“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17](p213)。又有昆明池、太液池、镐池、滮池、牛首池、百子池、曲江等众多池沼。这些水体的存在无疑是上林苑生物多样性的良好基础。

其次,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广阔的植被覆盖是其基本特征。

不仅有原始森林、草地,还有人为化的林园、草地、农田、苗圃,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人为、半原始的植被等。这些覆被就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18](p158~167)在此系统中,上林苑的植被一方面是天然的绿色氧气工厂,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同时又对其中的空气、水体和土壤具有净化作用。

另一方面,植物有遮阳蔽荫作用,叶面的蒸腾作用能降低气温,调节湿度,对调节都城区域的小气候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p257~263)植被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上林苑发挥其功能的基础保证之一。

再次,上林苑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禁”,有着完备的管理系统,这使得上林苑客观上发挥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能。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它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植物园、动物园、生态园。在上林苑中,不但具有原来的生物种群,还拥有大量从异地移植、引种、驯化的物种。武帝广开上林之时,各地纷纷进献名花贵草、珍禽异兽即是明证。这一举措虽然各有其目的,但在客观上扩大了历史时期我国动植物资源的分布区域,丰富了我国古代园林的内容。在此前提下,上林苑的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出现了水衡都尉主管上林的局面。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对上林资源的管理,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上林苑的生物多样性特征成为皇家游猎、祭祀、娱乐、外交等活动的物质基础。

(二)上林苑与国家政治上林苑在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治中亦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一,它可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秦惠文王时期,就开始在上林苑中营建阿房宫,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基础上扩建阿房宫,作为新的朝宫,以实现政治中心的南迁,体现统一帝国首府的宏大气魄。到了汉代,整座都城都迁到了渭南上林苑中,实现了秦始皇的遗愿。究其原因,当然是渭河以南地域更加广阔,用水和交通更加方便的缘故。汉武帝时期,又在都城的西面兴修了建章宫,通过阁道与未央宫相连,也经常作为皇帝临朝听政、接见外宾之所。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4](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p3905)可见,上林苑的平乐观发挥着重要的外交功能。上林苑中的宫观有时也作为各国使者的住所。“元寿二年(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4](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p3817)其二,上林苑是秦汉国家举行祭祀的重要场所,也是祭祀物品的重要来源。秦汉时期,国家的礼制建筑大都集中于南郊的上林苑中。这样一来,皇家的祭祀活动就以上林苑为中心展开。不仅如此,上林苑还是祭祀物品的主要产地。上林苑中的佽飞射士每年要“缴以弋凫雁,岁万头,以供祀宗庙”[4](卷八《宣帝纪》臣瓒注文,p261)。《汉官旧仪》载:“上林苑中昆明池、镐池、牟首诸池,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以上,余给太官。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麕兔无数。”

汉高祖驾崩,“上林给栗木”以做木主,“长安祠庙作神主”[20](《汉旧仪补遗》卷下,p106)。这些都说明上林苑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成为国家祭品的重要来源。汉武帝迷信巫蛊之术,上林苑的一些宫馆成为巫师的住所。《汉书·郊祀志》载:“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其三,上林苑中农桑阡陌,是朝廷表率天下的好去处。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

[4](卷七《昭帝纪》,p223)平帝时,孝元皇后临朝,“委政于莽”,“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游御宿、鄠、杜之间;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养饮飞羽,校猎上兰,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太后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

[4](卷九十八《元后传》,p4030)看来,统治者充分利用了上林苑中丰富的资源为其政治服务。

(三)上林苑的军事意义上林苑地域广阔,战乱发生时,往往可以作为军事上的缓冲地带,对保护都城和政权有重要意义。“长安城的宫殿主要在南部和西部,城外的南部和西部均被划入上林苑范围,使之成为皇宫——未央宫的‘后花园’,使一般人很难接近未央宫西南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