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纪来看，长安城始成时间，《史记》、《汉书》虽然亦有元年、三年之差，其实并不冲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中，既言“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又说“三年初作长安城”，说明元年所筑之西北方，去未央、长乐二宫甚为遥远，且该处滨泬水支流，近渭水。以陈持弓由横门闯入未央宫，即致使市民误传洪水来临一事［22］及从古代城市之起源之防洪说来看，惠帝元年之工程，当与筑堤防水不无关系。再从《汉书·惠帝纪》中细细分析，且该年之工程，恐亦微不足道。
“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
在修筑长安城的四个时段，即惠帝元年春正月、三年春、三年六月、五年春正月中后三次工程征发之人工数目及来源，记载较为详细；唯独首次，即惠帝元年一次，竟未及人力一字，一笔带过，可见该次所用人力或微不足道，或如前所述，此次工程本非城城，仅系筑堤。此后二年，方有城城的计划，然二年前所筑之堤，不想竟成为长安城一部分——西北部分。《资治通鉴》“惠帝元年春正月始作长安城西北方条”下注：“汉都长安，萧何虽治宫室，未暇筑城；帝始筑之，至五年乃毕，故书以始事。”另外《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引《汉宫阙疏》曰：“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五年调发十四万余人，工作一个月，结果筑成北面；四年根本未曾调发人力，其所用以筑东面者，必系三年六月所调发之二万徒隶。以惠帝五年之工作之效率核算，则徒隶必须全年工作［23］方可于惠帝四年完成东面之工程。所以，三年下半年，徒隶们可能在筑城之南面。
《通鉴》既云：“元年春正月，始作长安城西北方。”则三年春所调发之十四万余人，当系在筑城之西、南两面之各一部分。［24］若此推论无误，则长安城之兴筑顺序，系先西北方，次系南方，次南面、次东面，最后为北面，即由西北方开始，寻南行左转方向，依次兴筑，最后完成。而其修筑时间，则分别为：惠帝元年春正月始筑，仅完成西北方，已为《通鉴》所证。待三年春始循上述顺序继续筑作，以完成西南方。即除元年未完成之西面外，尚包括城南面之一部。
即自三年六月，系由所余未筑之南面某部分开始，继续筑作，至四年初而南面亦成，此即《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谓之“四年就半”。
该岁首尾之间，复成东面；五年春正月将所余之北面完成，以与元年春正月所筑者连接，即《汉宫阙疏》所谓之“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至（五年）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25］关于长安城成时间，《史记·吕太后本纪》及《汉书·地理志》均作六年，而《汉书·惠帝纪》为五年。其实相差并不很多，谓城成于五年者，系成于五年九月，即五年之岁尾；而谓城成于六年者，系成于六年十月，即六年之岁首；且汉制，每年岁首诸侯们要来京师朝贺，借此庆祝郭城竣工，从这一点上来说，史官将城成时间记于岁首亦无不可（现代社会中亦有一些重大活动并不拘泥于定时）。再者，其时太初历尚未出台，仍袭秦法，以十月为岁首，后在新旧历之间换算时偶尔致误也是难免的。故史文有六年、五年之差，恐亦仅系岁首、岁尾问题而已。
对于长安城始筑及城成之时间和过程，《史记》记载过于笼统简略，而《汉书》则不但记历次之年岁，且记其时、月；不但记其人数，且记其工作日数，似均以确切材料为依据。故以考校精审着称的《资治通鉴》全部依据后者；历代图经、方志，亦均采后者。考惠帝于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之前，及五年“九月，长安城成”之后，均曾“赐民爵，户一级”，此为惠帝在位之七年间，仅有的两次赐民户爵。前次赐爵应与其即位有关；而后次赐爵，当与长安城成有关。反观实际所为城成之惠帝六年，则绝无赐民户爵之事。此亦为论断长安城成之确切年月增一佐证。
自高帝时长乐、未央宫的修建到惠帝五年成长安城，前后经过10年的建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经过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了的“西汉长安城图”及“未央宫复原图”，从图上我们并不能看到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即便是再加上西汉中期的建章宫，亦与《考工记》的原则不相符。若经此多年竟没有能够将西汉长安城规划建造成一座符合《考工记》的都城［26］，焉能构思更大范围内的建筑基线？
这难道不足以令人怀疑吗？且正如王社教先生所言：“从汉长安城的平面结构来看，安门大街确实位于城的中部。但是否经过精心选择，则令人怀疑。所谓安门大街及其南北延长线与真子午线的夹角误差仅差1度，与我国大地原点东西相差仅2′左右，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人是不可能预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的。”
纵观长安城的建成史，其中轴线的规划是有可能完成的。当然长乐、未央二宫由于是在秦代宫殿基础上修建的，而不容易改变，但在后来的建造过程中，比如惠帝五年修筑北墙时，可将北墙上的厨城门或洛城门与南墙上的安门规划在同一直线上，这样不就与“超长建筑基线”重合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抑或在惠帝六年起西市［27］及武帝修建桂宫［28］时，将横门大街与未央宫北宫门直通，至少可以产生一条略偏西部的轴线，不知何故也没有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两种方案的实施的地形条件不允许，其实这应是工程量的问题，偏偏这一点是集权社会的统治者最不考虑的。所以，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汉长安城是按照《考工记》原则建造的则是非常牵强的。
四、“左祖右社”
在“敬宗尊祖”较为盛行的年代里，汉都长安城及其周围分布有较多的礼制建筑，这里仅选取反映城市空间秩序——“左祖右社”来论述，即究竟于何时，汉家的社稷［29］、宗庙建筑方合于《考工记》的成规。
西汉长安城之“右社”建于汉初。《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稷于官社之后。”［30］《汉书·郊祀志》下：莽又言“……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官社稷，后稷配食官稷。稷种谷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立之。”由上观之，汉初只有太社和官社，官稷则到平帝元始年间才最后建成［31］。考古资料证明，汉长安城社稷遗址在汉城南郊，西安门外大道西侧，在今西安市玉祥门外大庆路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