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河南伊川和山西万荣又出土了11座有石墓门的唐代墓葬。如1990年11月至12月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发掘的麟德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按公历应为667年）的唐太宗韦贵妃墓［92］，1990年11月至1992年2月在陕西省临潼县西泉乡椿树村与郭王村之间发掘的元和七年（812）惠昭太子李宁墓［93］，1991年4-8月在河南伊川县鸭岭乡杜沟村发掘的元和十九年（824）伊川齐国太夫人吴氏墓［94］，1992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药王洞村清理的证圣元年（695）死、万岁通天元年（696）葬的左鹰扬卫大将军、贺兰州都督、凉国公契苾明墓［95］，1992年5-9月在洛阳市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发掘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96］，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西山大历十三年秘书监崔望之夫妇合葬墓［97］，1994年9月到1995年7月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发掘的龙朔三年（663）殁葬新城长公主李字墓［98］，1995年秋季在山西省万荣县皇甫村发掘的开元八年（720）薛儆墓［99］，1995年11月-1996年1月在陕西省高陵县马家湾乡马家湾村发掘的永昌元年（689）殁葬右金吾大将军、秋官尚书李晦墓［100］，1995年10月9日到1996年5月30日在陕西省蒲城县坡头乡桥陵村发掘的开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李撝墓［101］，1999年7月至10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发掘的宝应二年（763）高力士墓［102］等。
21世纪初，陕西关中又发现了4座石墓门，分别是2000年在陕西省户县大王镇兆伦村清理的开元十五年（727）萧宽尤及妻卢婉墓［103］，2000年5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三合村发掘的开元二十九年殁（741）、天宝元年（742）葬的让皇帝李宪墓［104］，2002年3月在陕西省杨陵区发掘的万岁登封元年（696）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墓［105］，2004年在陕西省富平县发掘的开元十五年（727）嗣虢王李邕墓［106］。
出土具体地点或时间不清楚的还有：昭陵博物馆收藏的永徽二年（651）牛进达墓［107］，陕西礼泉县烟霞乡昭陵陪葬墓的咸亨二年（671）越国太妃燕氏墓［108］，陕西省富平县文物库房收藏的载初元年（690）淮南大长公主李澄霞墓志［109］，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开元十五年（727）葬的杨执一及妻独孤氏合葬墓志［110］，天宝三年（744）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豆卢建墓［111］，天宝十四载（755）明威将军李玄德墓［112］，至德元年（756）唐玄宗长子李琮墓［113］，元和十三年（818）检校少府少监、驸马都尉张怙墓［114］，咸通十二年（871）的朝请郎、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上柱国张叔遵墓［115］等。
四北朝隋唐石墓门表现出的基本特征综合概括以上考古发现，北朝隋唐有石墓门的墓葬资料已较为丰富，可以初步反映这一时期石墓门的基本特征：
1．目前可以统计到的北朝隋唐石墓门（包括石室墓的封门）有120多座，近80％的石墓门集中分布在各个时代的首都附近，大多为皇室、贵戚、王公和高官的墓葬。另外比较集中的是北齐晋阳地区、北齐山东地区、隋代山东地区、唐代洛阳地区、唐代宁夏固原地区和浙江临安等地。除北齐、隋代山东地区有石墓门的石室墓，多为中下级官吏，或未入仕的外，其他地区或为陪都、或为重镇，聚集着许多高官显贵或世家大族。
2．北齐、隋代和唐代发现的资料相对更丰富一些，这与这三个时代科学发掘的高等级墓葬较多有关。
3．北魏、东魏、北周时期的石墓门资料较少，西魏时期还未发现石墓门。
4．许多的石墓门因盗墓或其他原因保存状况不好。上述的考古发现大多发表了简报，有些还出版了发掘报告，给石墓门的综合研究带来了方便。但有些石墓门原始资料未发表或发表的比较简略，给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笔者尽可能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尽力减少这方面的缺憾。
总之，北朝隋唐石墓门已基本具备了进行综合研究的条件。它是在北朝隋唐历史文化、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中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既可以对具体石墓门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又可以结合墓室壁画、陶俑等进行综合性研究。
五北朝隋唐石墓门研究的简要回顾石墓门是一种墓葬建筑中的设施，既含有丧葬文化意念，同时又含有实用意义。就考古学而言，对石墓门的研究往往与墓葬等级及丧葬礼仪等相关联，就文物学研究而言，石墓门的结构图案等往往直接而形象地展现出一种文化观念及宗教意识、绘画艺术等重要问题。
石墓门在墓葬建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己经注意到了，如宿白先生在研究西安附近唐墓的等级制度时就已将有无石墓门作为考察墓葬等级的条件之一［116］。宿白还认为：“（西安地区唐墓）不少大墓墓内安装了石门，有的还使用了石棺或石椁，这类石门和石葬具都施线雕，线雕内容和它相应位置的壁画内容大体相似。”［117］傅熹年先生在考察西安地区唐代墓葬建筑中也很关注石墓门与其他墓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18］，齐东方先生在研究西安地区唐代墓葬时也注意到有无石墓门与等级之间的关系［119］，孙秉根先生在研究西安隋唐墓的形制时也将石墓门作为墓葬形制的重要内容加以关注［120］，张小舟先生在研究北朝时期墓葬分区分类问题及北周墓葬中也都对有无石墓门在墓葬等级研究中的意义给予了重视［121］，王仁波先生在研究西安地区北周隋唐墓葬的文章中也对有关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关系给予了重视［122］，权奎山先生在讨论南方地区隋唐墓葬的区域类型特点与南方地区唐代壁画墓时也注意到了有无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关系问题［123］，同样注意到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相互关系的文章还有张蕴、马志军两位先生在李宪墓发掘报告中的相关讨论［124］，另外还有王小蒙、刘呆运两位先生对节愍太子墓与唐代的太子、公主、妃子墓葬的对比研究中也对石墓门的使用及多少与墓葬等级的相互关系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125］。
除了上述这些讨论之外，在有些综合性的着作中也将使用石墓门作为隋唐时期一些历史人物社会地位的具体体现。这类着述有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26］1979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27］、1984年的《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28］、以及1991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等，这类综论性着作的相关段落中都作了分析与概述［129］。《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30］的相关条目中也是如此。在罗宗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131］、齐东方的《隋唐考古》［132］、秦浩的《隋唐考古》［133］、陈安利的《唐十八陵》［134］、刘向阳的《唐代帝王陵墓》［135］、王仁波的《隋唐文化》［136］等书中的相关章节中对石墓门与墓葬等级的一致性给予了描述。在这里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西安郊区隋唐墓》［137］和《唐长安郊区隋唐墓》［138］等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对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讨论。
在这些与等级相关的研究之外，还有的学者对石墓门上的绘画艺术及图像内容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加以注意和论述。例如宁夏盐池唐墓发现有舞蹈图像的石墓门后，关于这个舞蹈图像反映的是什么舞蹈，就有何继英、许成、罗丰等诸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盛唐时期流行的胡旋舞还是柘枝舞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宁夏固原郊区发掘的刻有翼马、翼兽等图案的石墓门，罗丰在《固原郊区隋唐墓》［139］中作了详尽的讨论，指出其包含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因素。在北周安伽墓发掘之后，韩伟［140］、尹申平、邢福来、李明［141］、姜伯勤［142］、荣新江［143］等人对安伽墓石门额上所雕刻的是否祆教的祭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在陕西靖边发现了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后，尹夏清［144］、姜伯勤［145］、荣新江、罗丰［146］等人对其时代、统万城一带应有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及所反映的祆教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指出它是祆教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反映，进而明确了这一地区有祆教信徒的聚居区。在这一类问题的讨论方面笔者还先后对陕西杨陵发现的唐李无亏石墓门［147］、陕西三原发掘的初唐李寿石墓门［148］、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石墓门［149］等图像内容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其反映的绘画艺术风格也略作了分析和讨论。
从以往有关石墓门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更多的仅仅是只注意到了它对墓葬规模、形制、建筑、等级等要素的判断上，而对石墓门自身的分类与沿革发展变化、图案的进一步释读、石墓门在墓葬中门前与门后的设置理念的变化及意义、石墓门设置与墓葬及地面墓园规划布置之间有无互动与联系等问题，却一直讨论得比较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仍然是有讨论和研究空间的。
注释：
［1］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3］［4］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
［5］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第27～38页。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34～238页。
［7］王克林：《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第377～402页。
［8］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第64-73页。
［9］［10］［11］［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34～238页。
［1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第16～22页。
［14］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第235～243、234页。
［15］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16］王银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
［1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15页。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第1～23页。太原市文物研究所编《北齐娄叡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19］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2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第4～25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23］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又《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集刊、2002年《汉唐考古》。
［26］宫德杰：《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文物》2002年第9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常一民、李非：《太原北齐墓葬壁画精彩纷呈，1500年前仪仗队彩绘画卷完整展现，为中古时期疏体绘画杰作》，《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6日，第1版。
［2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