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武则天、中宗时期活跃于荐福寺的高僧大德荐福寺由武则天创建，兴盛于中宗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长安佛教的上升时期，当时，活跃于京城的一些最着名的高僧大德如义净、法藏、实叉难陀等，都在这里活动过。(1）义净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与晋代法显、唐代玄奘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曾西行求法，历经南海诸国，到达印度，对印度佛教的制度、律仪、传统及印度的语言和文化都有体会和感触，并在佛逝国（室利佛逝国的省称。7世纪到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古国）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部传记。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唐齐州（今山东济南）人。7岁出家，高宗咸亨二年（671），37岁的义净从广州出发，泛海西行，去印度学习佛法。天授元年（690），还在佛逝（今苏门答腊）翻译佛经的义净，得知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登基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武则天崇尚佛教，遂请在佛逝结识的来自澧州（今湖南澧县）的大津法师，携带他的两部传记和部分已经翻译的经文十卷回国进呈朝廷，在得到嘉许后，于长寿三年(694，后改为延载元年）启程北上朝见武则天。
武则天得到义净来到洛阳的消息，立即率领众朝臣亲迎于洛阳城上东门外，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虹幡彗日，凤吹遏云，香散六铢，华飘五色”［29］。自671年至695年，义净泛海求法前后历时25年，途经30多个国家，带回梵文经卷四百余部。从证圣元年（695，是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起，义净追随武则天，在长安荐福寺和洛阳佛授记寺两地翻译佛文经典。同时，积极配合了武则天的一些政治活动，如武则天声称得到民间贡献的“天赐石函”，其中有12个神奇文字，众不能识，她就命令义净辨认，义净居然译写出来，说是“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则天大喜，于当年九月为自己加上“天册金轮圣神”的称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册万岁”［30］。可以看出，义净已经成为武则天和唐皇室倚重的大师级的佛教权威，义净利用皇室的力量弘扬了佛法，尤其是律宗教义，而武则天则利用义净宣传了自己的君权神授思想。皇室后来还在荐福寺专门为义净修建了译经院，义净的晚年就在荐福寺度过，直至圆寂。义净在荐福寺译经院共翻译经书31部106卷［31］，唐睿宗追赠他为“鸿胪寺卿”的官衔，安葬于长安延兴门外，享年79岁。唐中宗称赞义净是“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32］”。义净一生共译经56部计230卷，荐福寺也因义净而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着名的“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2）法藏法藏（643-712），又称康藏、贤首国师、国一法师，本康居［33］人，其“祖父自康居来朝，庇身辇下”，故以康为姓；其父讳谧，“皇朝赠左卫中郎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法藏28岁，“荣国夫人（武则天之母）奄归冥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顾托者连状推荐”［34］，法藏在武则天的罗致下成为高级僧侣，在武周时号称“康藏国师”。
圣历二年（699），法藏受武氏之诏在东都洛阳佛授记寺讲授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奇迹发生了：讲堂及整个寺院都在震动。法藏派人把这一“奇迹”报告给武氏，武氏立即下诏答复曰：“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颐。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35］武则天一面将《华严经》神化，一面又称如来为武氏的统治而“降迹”，是国家之祥瑞，这样，武周便是天命所归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武则天和法藏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武则天利用法藏和华严宗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消除百姓对女人称皇帝的成见，稳固武周社稷；法藏则利用女皇的“金口玉牙”来抬高华严宗和法藏身在佛教界的地位。法藏死后被赠鸿胪卿，赙绢1200匹，按“三品”规格举行国葬。可见法藏在当时享有多么大的“殊荣”了。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年70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行化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后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3）实叉难陀实叉难陀（652-710），唐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以通大小乘学和外论着名。武周时，则天后听说于阗有完备的《华严经》梵本，即遣使访求并聘请译人，实叉难陀便以此因缘，带着《华严经》梵本来华。他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住在内廷大遍空寺，重译《华严经》。武后很重视，开始还亲自参加。难陀后来又在洛阳三阳宫、佛授记寺、长安清禅寺等处续译诸经。长安四年（704），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归省，朝廷特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归于阗。中宗即位，于景龙四年再度邀请他到长安，中宗与百官亲迎于长安城开远门外，实叉难陀乘大象直趋大荐福寺安置。可惜的是，实叉难陀这次到荐福寺后，未遑翻译，即患病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十月遽然离世，享年59岁。他的遗体在开远门外的古燃灯台焚化，骨灰由他的门人悲智和唐使哥舒道元奉送护归原籍。后人在长安焚化难陀的遗体处建起七层浮图以为纪念，号称“华严三藏塔”。三自女皇开基，荐福寺的名号一直沿用至今。
1．唐武宗毁佛时
武则天之后的荐福寺，在唐武宗毁佛之前，依然香火很旺，佛事众多。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武宗毁佛前荐福寺的一些情况，皇室为文宗的周年在荐福寺举行“国忌日”，“请一千僧”为“千僧斋”，能同时为1000僧人开斋饭，可见荐福寺的斋堂规模是相当大的。大荐福寺的佛牙供奉也很有名，寺里专门建有“佛牙楼”，每至佛诞日，寺里举办佛牙会和无碍斋供，布施者“向佛牙楼散钱如雨”［36］。由此可见荐福寺在唐长安城佛寺中的地位之高和经济状况之殷实雄厚。
会昌五年（845）七月，武宗李炎毁佛，“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处）。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仅“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37］。“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38］由于荐福寺是武则天敕建的为高宗祈福的圣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这场残酷的灭佛运动中幸免于难，躲过了厄运。
2．《圣旨碑》的故事在今天西安的小雁塔景区内，大雄宝殿正南靠东面第一块碑的阳面有楷书刻的“圣旨”二字，这就是人们常称的圣旨碑。这块碑立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碑文记述了明英宗时蕃僧勺思吉整修荐福寺的故事，蕃僧勺思吉本是西宁觉弘寺的和尚，来荐福寺后，看到殿宇大都破败不堪，便到处化缘，发愿重新整修寺院，勺思吉用了17年时间才将寺院整修完毕。工程竣工后，他亲自带着绘制好的“荐福寺殿堂图”去北京，向明英宗乞赐寺名，却差点惹上了杀身之祸。原来，明英宗看到寺内各个大殿都用皇家专用的绿色琉璃瓦作装饰，认为犯了大忌，勃然大怒，问他“安得绿瓦盖？”“着礼部审这僧，审的清楚来问”［39］，欲治罪勺思吉。查案的时候勺思吉辩解说，荐福寺是唐代则天女皇敕建，是一座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正佛殿、藏经楼等八座大殿的檐角都用绿色琉璃瓦作装饰，他在修缮时只是用了唐代寺院用过的旧瓦作装饰，并不敢擅自使用。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唐代荐福寺的富丽堂皇和崇高地位。礼部官员将勺思吉所辩回奏英宗，英宗知其原委，下旨继续沿用武则天敕赐的寺名“荐福寺”，并且准勺思吉做荐福寺的住持。正像碑文中所描述的，唐朝之后，虽历经了宋元明清朝代的更替，但荐福寺前朝皇室寺院的地位始终没有变，木质朽坏的匾额都由皇帝亲自书写，至今的荐福寺内仍然保留着明英宗朱祁镇用楷体书写的“敕赐荐福寺”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