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虔休所上表中记载的情况恰好反映了在此之前广州市舶使的任职情况：“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可见，当时市舶使一无记帐文簿，二无固定的办公场所，对广州海外贸易的管理也只是“拱手监临大略而已”。而在王虔休兼任广州市舶使后，“革划前弊”，使“御府珍贵，归臣有司”，并建立了文簿档案，又选定“海阳旧馆”为市舶使馆，使市舶使有了固定的官府衙门，可以独立地行使职权，从而使市舶使开始真正成为管理广州海外贸易的官员。也就是说，经过王虔休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唐代市舶制度才逐步完善起来。
贞元以来，广州海外贸易虽有所发展，但地方官员对蕃舶所实行的“苛政”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一进程。
2．贞元十八年至长庆四年这一时期，广州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除政局相对稳定的因素外，地方官员的廉洁及其对蕃舶管理政策的相对宽松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贞元十八年（782），岭南节度使徐申于走马上任的第一年就下令，向蕃商征收的实物税不得超过广州每年必须向朝廷上缴的“常贡”的数量，“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供外，未尝胜索，商贾饶盈”［28］。徐申任职期间减少了对蕃商征收的苛捐杂税，推动了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中记载了元和八年（813）岭南节度使马总为对内整肃军政，对外监督海外贸易，曾建筑宏伟的会馆，举行丰盛的宴会，“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
……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29］。其中包括外交使节、各国蕃商等等。
岭南节度使孔戣于在任的元和十二年（817），对蕃舶的日常管理做出重大改革，“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30］。从《新唐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孔戣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废除“阅货宴”及广州地方长官收受蕃商贿赂的陋习。“阅货宴”本来是地方长官为款待上岸的蕃商而举行的宴会，后来逐渐演变成蕃商向地方长官行贿的场所。蕃商赠与的犀角、象牙及珠琲之类的珍宝，上自长官下至奴仆，无不遍及，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于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只能是有害无益。孔戣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其予以坚决抵制。为杜绝此弊，他还“厚守宰俸而严其法”［31］，采取增加官吏俸禄的措施以保证其法的贯彻执行；二是对蕃商遗产继承法进行重大修改。原来规定，蕃商死亡后，三个月内其遗产无亲属认领即由官府没收，孔戣则认为“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32］。只要有亲属认领，无论何时，都会将遗产返还，不再有时效限制。孔戣对蕃舶管理采取的宽大方针，对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权于长庆三年（823）出任岭南节度使之前，广州海外贸易已基本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繁荣，韩愈《送郑尚书序》中载：“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琉球、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在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谏迎佛骨表》触怒天子，被贬到潮州，可见其文章中所描绘的情景乃实地见闻，并非文人的空想。
3．宝历元年至天佑四年广州海外贸易的再度繁荣给某些地方长官以权谋私带来可乘之机，如岭南节度使胡证、王茂元等人利用手中管理蕃舶的权力，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其对蕃舶的搜刮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胡证任岭南节度使仅三年（826-828）。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却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宝历）二年，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33］
王茂元在任也是三年（833-835），“南中多异货，茂元积聚家财钜万计”［34］。他与胡证相比，可谓“难分高下”。
如果任这种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将极易引起蕃商不满，甚至对广州海外贸易产生不良影响。针对这种状况，文宗于太和八年（834）发布了对东南沿海市舶管理的一段重要指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怨嗟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35］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唐政府对广州海外贸易管理的重视，“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州地方长官对蕃舶的管理过于严苛，以至于“怨嗟之声，达于殊俗”。
开成元年（836）出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以其实际行动改变了这一不利局面，“其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36］。
韦正贯于大中二年（848）出任岭南节度使，在其任期内，担任市舶使的是广州都监李敬实。萧邺所作的《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中在叙述韦正贯管理蕃舶事功时说：“锄侵牟之窟，削冒名之吏，尽反为民，烦促顿舒，流庸尽复。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37］而李敬实墓志中记其担任市舶使的事迹时说：“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38］可见，经过岭南节度使韦正贯和市舶使李敬实两人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过去“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至者见欺，来者殆绝”的局面，以至“蕃商大至”。
与韦正贯同一时期任岭南节度使的萧仿也以廉洁着称，“仿出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仿性公廉，南海虽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门。家人疾病，医工治药，须乌梅，左右于公厨取之，仿知而命还，促买于市”［39］。
正是这些清廉的地方官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州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随之而来发生的黄巢起义，使广州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起义失败后，虽然广州海外贸易并没有完全瘫痪，但是很难再现此前的繁荣了。景福二年（893），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中还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4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广州蕃舶管理乃至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地方官员清廉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在任的地方官员廉洁公正，对蕃舶管理就相对宽松，能够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反之，如果贪官当道，对蕃舶横征暴敛，则必然会对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广州海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利润“上足以备库府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41］，所以唐时到广州做官被认为是难得的肥差，“故一绾粤符，则举家欢庆，亲朋祝贺，如获金穴，好像金银财宝从此滚滚而来。南朝时，官场中即流行着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可得三千万’，语虽夸张，颇有深意。”［42］针对这种状况，唐政府对广州地方长官的任用十分重视，“岭之南，其州七十，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疬毒之患。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43］。僖宗以后，朝廷政令通行地区日益萎缩，对岭南更加倚重，往往派重臣经略。
黄巢起义后，僖宗刚复上京，即“留心五岭，欲将圣旨宣劳远人，乃命特进弘杨公使焉”［44］。
同时，唐政府对广州地方长官的监管力度也有所加强，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害群之马，实施严厉的惩罚，如玄宗开元时期的刘巨鳞、彭杲，皆因“坐赃巨万”而死。但就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此等有力的举措主要运用于唐前期，其后，贪官受到制裁的事例不为多见，当与贪官利用从蕃舶管理中聚敛来的大量财富贿赂“京师权门”乃至官宦有很大的关系。
注释：
［1］《旧唐书》卷131《李勉传》，第3635页。
［2］［3］［4］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全唐文》卷563，第5703页。
［5］刘长卿：《送徐大夫赴广州》，《全唐诗》卷149，第1529页。
［6］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59页。
［7］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3页。
［8］《唐会要》卷66《少府监》，第1156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9］［11］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全唐文》卷473，第4828页。
［10］参见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12］［14］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全唐文》卷515，第5235页。
［13］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载《韩振华选集之3——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第361页。
［15］关于“禁珍异”一句的解释，学术界曾有争议，藤田丰八认为“禁珍异之禁，即禁榷之意，以为外货之珍异者，官先抽取之，以收专卖之利”，而桑原骘藏则主张唐政府“禁珍异”的真实目的在于崇俭抑奢，海外珍异徒耗财力，与国无补，无宁禁绝，此与政府以获利为主之禁榷，不能混为一谈。(参见［日］桑原骘藏着，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91-192页。）
［16］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全唐文》卷75，第785页。
［17］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载《韩振华选集之3——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第361页。
［18］《旧唐书》卷11《代宗纪》，第274页。
［19］杜甫：《自平》，《全唐诗》卷220，第2325-2326页。
［20］［21］《旧唐书》卷131《李勉传》，第3635页。
［22］《旧唐书》卷122《路嗣恭传》，第3500页。
［23］［24］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全唐文》卷473，第4828页。
［25］（日）中村久四郎着，朱耀廷译：《唐代的广东》（下），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第35页。
［26］《旧唐书》卷151《王锷传》，第4060页。
［27］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全唐文》卷515，第5235页。
［28］《新唐书》卷143《徐申传》，第4694页。
［29］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全唐文》卷580，第5859页。
［30］《新唐书》卷163《孔戣传》，第5009页。
［31］［32］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全唐文》卷563，第5703页。
［33］《旧唐书》卷163《胡证传》，第4260页。
［34］《旧唐书》卷152《王茂元传》，第4070页。
［3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全唐文》卷75，第785页。
［36］《旧唐书》卷177《卢钧传》，第4591页。
［37］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64，第7945页。
［38］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42页。
［39］《旧唐书》卷172《萧仿传》，第4482页。
［40］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全唐文》卷827，第8717页。
［41］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全唐文》卷291，第2950页。
［4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5页。
［43］韩愈：《送郑尚书序》，《全唐文》卷556，第5626页。
［44］李应坤：《李府君（令崇）墓志铭》，转引自陈全方：《两块唐墓志与唐末农民起义》，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第34页。
［作者简介：张晓曦，女，历史学硕士，文物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