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阴阳书》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两《唐书·吕才传》，《资治通鉴》卷196“上以近世阴阳杂书”条，宋王应麟《玉海》卷5“唐阴阳书”条［33］。但皆是从两《唐书·吕才传》中辑录、衍变出来的。从中可进一步确定吕才《阴阳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反对纳音调姓的做法。此外，《图解校正地理新书》中也有关于吕才《阴阳书》的若干记载。如《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地理新书序》便有关于吕才《阴阳书》若干内容的记载；又如同书卷15《吕才论宅经葬书之弊》条，所记与两《唐书·吕才传》大同［34］。又同卷“孙季邕奏废伪书名件”条：“孙季邕撰《葬范》引吕才《葬书》所论伪滥者一百二十家，奏请停废其《力牧》等一二可用之说已行编用外亦无传者。”［35］下列118家而非120家，其中第一家即为《黄帝五姓葬经》。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吕才是反对姓墓葬法的。
《新唐书》卷59《艺文志》载“孙季邕《葬范》三卷”［36］，可见孙季邕也为唐朝人，或与吕才同时或晚于吕才，应该是熟谙吕才《阴阳书》大旨的。其所撰《葬范》宗旨或与吕才《阴阳书》同。从《崇文总目》卷4《五行类》的记载，可知孙季邕《葬范》此时仍流传于世，《地理新书》的转载应该不误。由《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地理新书序》可知吕才《阴阳书》所记“地理”部分的内容、写法以及与《图解校正地理新书》的渊源关系。
《地理新书序》，略云：唐贞观中，太常愽（博）士吕才奉诏撰《阴阳书》五十篇，其八篇《地理》也（唐太宗贞观年中为“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拘忌亦多，遂命太常愽（博）士吕才删修，至十五年书成，诏颁天下，遂乃行之。）。至先朝更命（言宋太祖为先朝，更新天命，得天下也），司天监史序等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理》也（司天大监史序与其官属，将吕才旧书分作门类，再总括编集目为《乾坤宝典》内《地理门》有三十篇也。）。
书既成，高丽国王上表请于有司，诏给以写本(高丽，东夷国名也。其王遣使上表来诣朝廷，奏请诏赐以写本。）。然序之书丛杂猥近，无所归诣，学者抉其讹谬，凡三千五百（言史序编成其书，尚未精当，丛杂不一，彳畏俗浅近，不能取验，无所归着。后学之人，见其如此，遂抉挑出伪误者三千五百字。）。景佑初（仁宗景佑元年甲戌），司天监丞王承用又指摘阙误一千九百，始诏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冬官正张逊、大卜署令奉，并与承用覆校同异，五年而毕（先有精于术学者，抉其讹谬，次又王承用指出阙少摘去错误，缘已奏闻，方始诏下，委差儒臣集贤校理嵇颖与冬官正张逊、太卜署令秦牟、司天监丞王承用四人又反复精审校勘所说义理同与不同，至五年而罢。）。
诏付太常命司天少监杨惟德与二宅官三十七人详其可否，惟德洎逊斟酌新历，修正舛盩（洎，及也。舛，相背也。盩者，阴阳错乱谬。盩，不正也。言奉诏送付太常寺，再命司天少监杨惟德等详度其中可否，惟德及张逊将见行新历，天道删修改正，舛错谬盩也。），别成三十篇，赐名曰《地理新书》（将旧书修正，专取地理为首，作三十篇进呈奉来力，赐名为《地理新书》。言“新书”者，是新书其古文也。）。复诏钩核重复（言此《地理新书》虽赐名讫，又再下诏，恐有重复，则钩去其重，核考其实也。），至皇佑三年，集贤校理曾公定领其事，奏以浅漶疏略，无益于丗（自景佑五年戊寅王承用等再校毕，至今皇佑二年辛卯，凡一十三年。又集贤校理曾公定提领修撰，奏其书浅漶瀚漫，理不深幽，疏而不实，略而不备，无利益于丗也。）。
有诏臣洙、臣禹锡、臣义叟，洎公定置局删修，以司天监主簿亢翼改正其旧（才有所长，业有所专，故以司天监官将阴阳旧书错者改之，差者正之。），观文殿学士丁庆典领焉，庆薨，臣洙寔掌其属。于是，具阅三馆所藏（备检阅馆阁所藏之书），及古今占术验忌（占家信验、避忌之术。），披其奥突，诘其苞柢，管以体要，区以轻重，而各从攡部，先后可寻（管，緫束也；区，分别也；攡，舒张也。此言编修之法，先管束、定事体要当；次分别开吉凶、轻重，立作门类，张于篇部，则先后次第，易为检寻耳。）。自吕才成书名以地理，而专记冢墓，颇殽以室舍吉凶同条，非着书之法（地理之书，自吕才名之，专记冢墓善恶，复于其中颇有杀杂宅舍宜忌之文。又吉凶不别，同在一门，此非着作文书之法。）。［37］
这些是直接了解吕才《阴阳书》的文献，加之上文概括之四点可成为进一步了解吕才《阴阳书》的基础。
《阴阳书》有《卜宅篇》、《禄命篇》以及《葬篇》三篇，其要义得以在两《唐书·吕才传》中转述。其内容是反对姓墓；反对禄命；主张葬有定期，不择年、月、日、时；认为葬无吉凶，葬用五姓不可信；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诡斁礼俗不可以法。
换言之，吕才是主张根据礼法，反对纳音调姓，反对将年月日时、丧葬、人事吉凶相关联。
《新唐书》卷59《艺文志》载“吕才《阴阳书》五十三卷，《广济阴阳百忌历》一卷，《大唐地理经》十卷（贞观中上）”［38］。根据《地理新书序》的记载，吕才《阴阳书》有八篇关于“地理”，看来吕才的另书《大唐地理经》10卷便是此八篇“地理”全面的阐扬和论证。
《宋史》卷206《艺文志》又载：“吕才《阴阳书》一卷。”［39］不过同书同卷又云：“《唐删定阴阳葬经》二卷，《唐书地理经》十卷。”［40］唐代文献只有吕才奉诏编订《阴阳书》的记载，此处所言《唐删定阴阳葬经》当即吕才编订之《阴阳书》，此时仅余2卷。由此看来，《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参较郑樵《通志》卷68《艺文略》仍载有“《大唐地理经》10卷，吕才撰”，可知《唐书地理经》很可能便是吕才所撰《大唐地理经》的另名，此时仍存有完整的10卷。
从宋代的目录学着作可知，吕才《阴阳书》在北宋史序等人将其中的八篇地理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后，便逐渐被后者取代并亡佚了，吕氏着作只有《大唐地理经》流传于世，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后来《大唐地理经》及《乾坤宝典》也都亡佚，代之而起的是王洙等撰《地理新书》。王应麟《玉海》卷15《皇佑地理新书》（唐地理经）条，云：隋庾季才撰《地形志》八十七卷；《唐志·五行类》：吕才《大唐地理经》十卷(贞观中上）；一行《五音地理经》十五卷（书目云《地里经》）。初真宗朝，史序等撰《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里（理）也，其书丛谬。景佑三年（1036）六月己酉，命嵇颕、胡宿重校《阴阳地理书》，五年而毕。司天少监杨惟德等别修成三十篇，赐今名。皇佑五年（书目云“三年”），正月癸亥（一本“甲戌”），复命知制诰王洙提举修纂《地理图书》，直集贤院掌禹锡着作，刘羲叟删修，嘉佑元年（1056）十一月书成三十卷上之，赐名《地理新书》，赐洙等器币。
《书目·形法类》凡三十卷，首以城邑、营垒、府寺、邮传、市宅、衢衖为《地事》二十篇，次以冢、穴、埏、门、道、陌、顷、亩为《葬事》十篇，《地图》一篇，《目录》一卷，成三十二篇（《图》一篇今不存。《汉志》：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有《宫室地形》二十卷，大举九州岛之埶以立城郭室舍。）。［41］
王尭臣（1001-1056）等所撰《崇文总目》卷4《五行类》云：《葬范》三卷，孙季邕撰。（中略）。
《乾坤宝典葬书》三十卷，原释：以下俱阙见（天一阁钞本）；《大唐地理政经》十卷，吕才撰；锡鬯按《通志略》无“政”字。
《五行地理经》十五卷，释一行撰；锡鬯按《宋志》无“五行”二字、十二卷。［42］
《崇文总目》的编撰始于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成书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1042年1月8日），是在四馆藏书的基础上，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编修政府藏书目。前后历经7年，完成60卷，叙录1卷，编成有序有提要的目录，对宋代以及宋代以后的公私藏书目影响巨大，成为书目编撰的典范。王洙参与了编目工作，《崇文总目》卷4《五行类》应在其工作内容之中。因此，上文应该是准确地反应了当时的四馆藏书情况。其中《乾坤宝典葬书》30卷当是《地理新书序》中所说的史序根据吕才《阴阳书》八篇“地理”整理的《乾坤宝典》。《大唐地理政经》10卷或为吕才《大唐地理经》之别名，《五行地理经》当即《五音地理经》之义。此时四馆中仅存二书书目而已。
《崇文总目》在南宋时还没有缺佚，郑樵（1103-1162）曾对《崇文总目》的提要发表意见，谓其泛释无义，文繁无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郑樵《通志·校雠略》全为攻击此书而作。
《通志》卷68《艺文略》葬书条，云：《大唐地理经》十卷，吕才撰；《五音地理经》十五卷，一行撰；《地理三宝经》九卷；《地理新书》三十卷。［43］
但是，《通志·艺文略》所着录之书，自汉至宋，略于汉晋而详于宋代。据此又难以确定1041年《地理新书》颁行天下后，吕才《大唐地理经》及一行《五音地理经》是否仍行于世。总之，至迟1034年前这两本书便已不见于北宋皇家藏书，因为后来负责编修《地理新书》的王洙是不会遗漏的。
总之，宋代“吕才《阴阳书》”式微，由此可见《阴阳书》的不合时宜。从姓墓的做法一直流行于世来看，吕才《阴阳书》不合时宜的症结便在于反对纳音调姓。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主张姓墓的“吕才《阴阳书》”便是很好的例证。这大概是为了继续实行姓墓的做法，社会的非统治阶层采取政府所倡导的吕才《阴阳书》为掩护的滥觞吧。唐代社会使用姓墓葬式的情况，吕才在其《阴阳书·卜宅篇》描写道：“近世乃有五姓，谓宫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以处吉凶。”［44］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从墓志资料得到印证。如，出土于江苏省江都县的徐府君刘夫人合祔铭［45］云：其墓园内祖墓壹穴肆方」各壹拾叄步丙首壬穴。
徐府君葬于唐大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元835年11月22日）。徐姓在五音中属于羽姓，徐府君墓园便是依照羽姓自如向来安排家族墓地的。但是，吕才《阴阳书》的编订颁行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这在前文已有讨论。总之，随着唐代政权的日微和远去，原本民众基础薄弱的吕才《阴阳书》渐失去了政权的支持，逐渐不符合日益发展的占卜术的需要，到唐后期就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占卜书了［46］。
管见所及，唐代文献中有关“阴阳书”的记载有：《贞观政要》卷6《仁恻第二十》云：贞观七年（633），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47］
《朝野佥载》卷6云：永徽（650-655）中，张鷟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堕井死”。鷟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殁。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48］
《唐会要》卷66《将作监》条，云：建中元年（780）九月，将作监上言：“宣政内廊有摧坏者，今当修之，准《阴阳书》，谓是岁孟冬为魁罡，不利修作，请卜他时。”上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
若修毁完败，何时之择。诡妄之书勿征。”乃修。［49］
将作监所言之《阴阳书》虽为政府所依准，但是，其主张择日动土，这跟吕才反对将年月日时、丧葬、人事吉凶相关联的主张是相悖的。贞观七年，吕才《阴阳书》尚未编订颁行天下，因此，可以判断引文中所言之《阴阳书》与吕书无关，而且不大可能是吕书的一个来源。
下文将继续讨论其它一些相关的文献。
敦煌唐末五代遗书P．3865《宅经》云：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三宅经，孔子宅经，宅锦宅桡，文王宅经，王澈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马天师宅经，刘晋平宅经，张子二宅经，九宫宅经，八卦宅经，五兆宅经，玄悟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韵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飞阴乱伏宅经。已上诸家宅经其皆大同不异。
据P．3865《宅经》所载诸家宅经可见当时阴阳术的盛行。此外，文书所载《吕才宅经》是否跟吕才编订的《阴阳书》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如前所言，吕才是反对姓墓的做法，该文书认为《五姓宅经》与《吕才宅经》大同小异，纳音调姓当为其大同者。因此，可知《吕才宅经》为假托之作，实非吕才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