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姓昭穆葬的四种图式，《地理新书》13《步地取吉穴》条记载：商姓祖坟壬、丙、庚三穴葬毕，再向正东偏南乙地作一坟，名昭穆葬，不得过卯地，分位仿此。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音韶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徵姓祖坟下庚、甲、丙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东癸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子地，分位仿此。宫羽姓祖坟下甲、庚、壬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西丁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商姓祖坟下壬、丙、庚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东丙地作坟一座，谓之贯鱼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于正北偏西壬地作一坟，谓之贯鱼葬，不得过于子地，分位仿此。徵姓祖坟下庚、甲、丙三穴葬毕，再向正东偏北甲地作一坟，名曰贯鱼葬，不得过卯地，分位仿此。宫羽姓祖坟下甲、庚、壬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南庚地作坟一座，名曰贯鱼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78］
第三点，如果从实际操作上看，二者的昭穆组合往往也会存在错位的现象。昭穆制度存在过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一旦王朝重新确定下来——尽管多是暂时的，其昭穆次序的新原则在宗庙及祭祀中可简单、便捷地通过摆放位置的调整而轻而易举地得到实现。可是，这时候往往此前的墓葬下葬已有时日，从而使昭穆制度中的新原则在墓地上无法得到共时性的反映，这一点在营建工程极其浩大的帝陵时尤是。但是，一旦该原则得到确定，在此后的墓地布局中自会得到反映。
第四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昭穆制度中太祖的确定，相对于整个陵区而言，即为祖陵的判定。在目前的考古学研究中经常将王朝即位的第一位皇帝，即所谓的开国皇帝视为太祖，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一般的，每一个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封其父亲或者是某位先世祖为太祖。这个太祖在宗庙与陵地上必定是同一个人，而且根据礼制的规定，它是“万世不更”的。遗憾的是，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太祖万世不更，其它的三世而更。这关系到陵地中祖陵的确定，只有将祖陵确定下来，才有可能正确讨论陵地的秩序。并不是王朝即位的第一位皇帝陵便是当然的祖陵，因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总是要在自己的血统上加以提高并给予至高无上的封号。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可以说都是无一例外地、不约而同地遵循着这一规则。遗憾的是，尽管祖陵的确定及其位置是如此的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帝陵陵地秩序的研究中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坦白地说，应该是被忽视了。这个误解可以说是以往陵地秩序研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也正是由此导致了学界对汉唐关中陵地秩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误解。
注释：
［1］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页87；后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页277。
［2］《大汉原陵秘葬经》收录于《永乐大典》卷8199，十九庚、陵字内。见《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816-3832。
［3］《茔原总录》，今知有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723-2724、2725。
［5］此据《资治通鉴》卷196“上以近世阴阳杂书”条补。详（宋）司马光编着：《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165-6167。
［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4063，4066。
［7］《新唐书》卷107《吕才传》，页4063。
［8］拙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文博》2001年第3期，页17-23。
［9］（隋）萧吉着，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页15。
［1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商务印务馆，1937年版，册0045，页223。
［11］（唐）魏徵等撰：《隋书》卷34《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页1027、1036、1037、1039。
［12］《旧唐书》卷47《经籍志》，页2044。
［13］《新唐书》卷59《艺文志》，页1556-1558。
［14］（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0年版，页110下栏。
［15］（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760。
［16］《旧唐书》卷79《吕才传》，页2720，2725；《新唐书》卷107《吕才传》，页4063，4066。
［17］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页526-527；后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为名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271-272。
［18］（唐）刘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中，《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19。
［19］《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页6341。
［20］（唐）吴兢：《贞观政要》卷7《礼乐第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页226-227。
［21］《新唐书》卷第95《高俭传》，页3841。
［22］《唐会要》卷36《氏族》条，页775。
［23］《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页3155。
［24］（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之二，云：“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着。至本朝绝无闻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页15。
［25］这种历史背景反映到唐陵陪葬墓地上，便是陪葬墓地成员的变化。即从盛唐以前以功臣密戚为主渐次成为功臣与皇族对等，盛唐以后已全为皇族陪葬。
［26］《新唐书》卷107《吕才传》，页4063，4066。
［27］《旧唐书》卷79《吕才传》，页2721。
［28］《新唐书》，页1556、1557。
［29］《旧唐书》，页2044。“王璨”，《旧唐书》作“王粲”。
［30］《旧唐书》，页2044。
［31］《新唐书》，页1557。
［32］（宋）王洙等：《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台北：集文书局影印金明抄本，1985年版，页10-11。
［33］（宋）王应麟：《玉海》，页111下栏-页112上栏。
［34］《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489-492。
［35］《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492。
［36］《新唐书》，页1558。
［37］《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地理新书序》，页10-13。为了行文的简要，原文中双行夹注有关文字注释部分略去，此引文中不指出。
［38］《新唐书》，页1557。
［3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06《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5262。
［40］《宋史》卷206《艺文志》，页5261，中华书局，1985年版。
［41］（宋）王应麟：《玉海》，页294下栏。《隋书》卷34《经籍志》载有“《地形志》80卷庾季才撰；《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隋书》，页1039。），此与《玉海》所载“八十七卷”异。
［42］（宋）王尭臣等编次，〔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卷4，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册0023，页259、261。
［43］（宋）郑樵《通志》卷68《艺文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807上栏。
［44］《新唐书》卷107《吕才传》，页4063。
［45］王思礼、印志华、徐良玉、赖非、萧梦龙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江苏山东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85。
［46］黄正建：《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载所撰《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页242。
［47］《贞观政要》，页194。
［48］（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隋唐嘉话·朝野佥载》，页145。
［49］《唐会要》，页1367。
［50］岁月日的推算用表格表示即所谓“立成法”是当时的习惯速查法，其方法及名称都为后代继承下来。
［51］《旧唐书》，页5102；亦见于《唐会要》卷20《陵议》条，页458-459。又《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二月，制穆宗妃韦氏追谥宣懿皇太后，帝〔武宗〕之母也。（中略）。五月，中书奏：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请以其日为庆阳节。祔宣懿太后于太庙。初，武宗欲启穆宗陵祔葬，中书门下奏曰：‘园陵已安，神道贵静。光陵二十余载，福陵则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再因合祔，须启二陵，或虑圣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协典礼。’乃止。就旧坟増筑，名曰‘福陵’。”（《旧唐书》，页584-585。）母凭子贵，唐武宗即位后，随即为生母穆宗妃韦氏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地位的措施，即追谥宣懿皇太后、祔于太庙、修崇福陵，又试图合葬韦氏于穆宗光陵，未果，便对旧坟进行增筑，并名曰“福陵”。由此看来，合葬于帝陵应有身份尊崇的意味。
［5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6《山陵》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1130上栏。
［53］冯继仁：《论阴阳勘（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
［54］黄正建同上揭文，242-243页。文中称“拿日本保存的《大唐阴阳书》与敦煌《阴阳书》残卷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所收《阴阳书》的佚文比较，从形式到内容都很接近（有些文字几乎完全一样）”，从而得出这个观点。如前文所言，吕才《阴阳书》只是当时众多“阴阳书”中的一种，因被御定为阴阳官书，同时也不能轻易排除有伪托吕才者，如P．2534。黄氏文中所言《大唐阴阳书》迄今无缘寓目，存此聊备一说，以俟后日。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研究》（增补版），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
［55］法国学者茅甘（MaroleMorgan）曾对敦煌文书中的相关文写本进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容后再论。详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载（法）谢和耐等着，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249-256。
［56］拙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页17-23。
［57］冯继仁同上揭文，页55-68。
［58］《新唐书》，页1558。
［59］《新唐书》，页1558。
［60］《宋史》卷206《艺文志》，页5253。
［61］《宋史》卷206《艺文志》，页5258。
［62］（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3，No．2036，T49，p．0592a．
［63］宿白：《白沙宋墓》注〔1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页86-87。
［64］《汉书》，页1768、1774。
［65］（宋）朱熹注《中庸集注》，朱熹注《大学·中庸·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8。
［66］李衡眉：《宋代宗庙中的昭穆制度问题》，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页8；后收入所撰《昭穆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页237。
［67］惠远：《广弘明集》，No．2103，T52，p．0153b。
［68］（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1694-1697。
［69］《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394。
［70］《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390。
［71］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页102-103；后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277-280。
［72］《大汉原陵秘葬经》，《永乐大典》，页3823上栏。
［73］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页1-29；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春秋秦一号建筑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页12-20。
［74］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页30-38。
［75］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页53-56。
［76］详拙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99注释［43］。
［77］《大汉原陵秘葬经》，《永乐大典》，页3818下栏-页3819上栏。
［78］《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392-393。
［作者：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