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钱大多数分给了运动员，通过分红、工资、广告费、姓名权和肖像使用权出售，体育明星们变成了真正的富翁。即使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当然，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巡边员、司线员，以及不太伟大的职业高尔夫球选手等，至少在他们行动尚敏捷的那几年当中，也会从中受益。如今，对相当多的人来说，体育是一种可取的谋生方式，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从资本收益机会的角度来说，重要赛事转播的特许权，尤其是橄榄球电视转播的特许权，已经成为令人垂涎的商品。
通过报刊体育版面和其他渠道，人们对电视“支配”体育的现象表现出很多的忧虑，可是，批评家们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却很难把握。所有的职业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总是挖空心思，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让观众们感到既刺激又有益。比如，扬基体育场右侧的场地比较短，这样贝贝·鲁思就会在电视机前打出更多的本垒打；橄榄球规则也作了修改，允许无限制地替换队员，这样，那些过去被视为缺乏比赛“基本技巧”的队员，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就仍然有上场的机会；职业篮球的比赛时间则从40分钟延长到48分钟，这样一场比赛就能占去整个晚上，门票收入也只由两个队而不是4个队瓜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诸如橄榄球这样会不时中断的比赛中，有意延长自然中断时间，以便让广告商插播更多的广告，看来也不那么亵渎神灵了。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人工制造物，这才成其为“比赛”。就像阿利奇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人在场地上划线，谁会知道或者在乎一个跳远选手能够跳多远呢？”电视可能在用更精确的尺度测量橄榄球运动员的技能，但是它并没有使比赛比从前更加人虚假造作。
不断延长时间的比赛，很难适应电视广告的插播方式。当CBS在英式足球转播上绞尽脑汁时，观众们常常抱怨说：裁判一判罚角球，比赛就会暂停，所有的队员都得重新组织，这些都是为了给插播广告留出时间。这样的指责很常见，也从来没有被否认过。然而，是美国电视扭曲了英式足球，而不是英式足球本身扭曲了自己。冰球也有类似的问题，1966年，当NBC开始播放斯坦利杯赛时，它的解决之道是，采用延迟录播的方式——也就是说，广告在开球之前短暂的中断时间内插入，当比赛重新进行时，可能仍然在播；这边解说员也会继续解说，仿佛他们是在进行直播，但实际上，语言和图像一般会先录到磁带上，在冰球比赛已经开始几秒种之后才对公众播出。
林德曼说：“但是，遇上同时听广播的人你就麻烦了，你的声音和画面是不同步的。”网球可能是遭到电视最粗暴改变的一项运动：发明突然死亡的平局决胜制，首先是为了保证比赛的播出有确定的长度。可是，网球的计分制从来就不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个结果，对于新计分制，除了被公认是出于电视广告的考虑外，也许有多少选手赞成就有多少选手反对。
电视介入体育所造成的最主要的影响，看起来是抬高了大多数体育比赛的身价。真是天知道，在更大众化的比赛中有许多粗俗的内容，可是，参与比赛的人们已经不大可能像十几年前那样想当一介勇夫了。说来可笑，橄榄球和篮球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延长，使曾经让人反感的一流大学的竞技体育项目合法化了。15年前，运动员进入那些设有主要运动项目的大学，只是为满足他人的利益而被人剥削，自己一无所获；而现在，他们却可以在假期进行训练，这样会给他甚至他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改善生活。精神上的充实也相当可观，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像贝布·鲁思那样对打球能挣钱感到惊奇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凭借一技之长足以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们，在更加普通的岗位上享受到不同寻常的工作乐趣。
观众对节目的投入和热诚，常常令体育制片人和解说员们感到惊讶，有些人甚至开始对自己在转播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心虚。一般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充当推销比赛的托儿：地方台解说员倾向于为俱乐部而不是为电视台工作，面向全国的解说员，除了ABC的周一晚间节目之外，也需要与球队或联盟搞好关系，这样才能保住饭碗。就解说员的自我形象和社会地位而言，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过，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并非惟一一个难于既做名人又做普通人的行业。威廉·O·约翰逊曾经引述科塞尔的话说：“在今天的体育报道中，一名真正优秀的记者必须了解黑人运动、劳工运动、法律，而不只是在5月中旬时了解谁在紧逼盯人，谁在以之字形线路传球突袭，或是谁击球得了0.267分。不，不是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有义务，有一种道德责任，必须做得更多。”约翰逊补充说：“没有人会真的不同意霍华德·科塞尔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本章文字可以作证。
对政治观点、婚姻危机、影星们的报酬价码满怀好奇心的受众们，毫无疑问，对与运动员相关的类似事情也很感兴趣。从新闻的角度看，报道这些情况，满足人们的关切，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受众们不会插入电视镜头中去，也不可能有兴趣去琢磨一场比赛的电视报道，因为他们和比赛没有任何关系。体育记者们有责任告诉观众，比如说，达拉斯小牛队（Dallas Cowboy）的队员杜安·托马斯称该队的管理层为种族主义者，称教练是“塑料人”。试想，当托马斯正运球作端线外侧迂回进攻时，如果解说员把这些话当作细节说出去，即使是霍华德·科塞尔，也显得有些愚蠢。吸引观众的是比赛，观众有权利观看比赛，呈现给他们的应当是像艺术一样完整而有趣的比赛。当然，其他人也不用保持沉默；体育记者应当有权将他们了解到的比赛情况，通过新闻和评论告诉公众，而不必担心作为解说员，他们会有丢掉工作的危险。但是，如果将“解说员”与“新闻记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在实践中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越来越精英化的社会里（这并非微不足道的利益），除了给予体育英才们一些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取的报偿外，体育在回报社会方面，可能不具有多少很重要的价值。圣何塞的布鲁斯·C·奥格尔维和托马斯·A·图特科曾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体育并不凭空塑造人物，但是，激烈的竞争使那些“心智健全、适应性强和身体强壮的人”脱颖而出。上帝禁止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发展出一种jockische Weltanschauung ——但是，如果让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从那些可以用这类词语描述的人当中，找到他们的英雄，结果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体育向社会提供的是这样的景观：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男男女女们，能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现人类的才智、优雅和机敏。从某种程度上说，乔·纳马思的橄榄球投掷、肯·罗斯沃尔的反手击球、胡安·卡洛斯的跨栏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与弗拉基米尔·霍洛威茨的钢琴演奏、爱德华·维莱拉的舞蹈或者利奥琴·普赖斯的歌唱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非常相似的。人们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并且渴望享有更多，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耀眼的公众人物所展现的仅仅是出于公关考虑而涂抹过的面孔，实际上，这并非他们的真实面孔。
当电视以其独特的、无所不在的时尚方式满足这种渴求时，它被利用得很好，而不是被糟践了。或许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世事历来如此。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来看，让最具天赋的英才俊杰们在电子媒体上频频曝光，却降低对那些分布更广泛的所谓二流人才应有的尊重、敬佩和褒奖，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负作用，正如普及识字能力，让世界上最棒的讲故事高手在报刊上讲故事，却窒息了现代社会口口相传的传统一样。然而，认为必须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成就，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源于社会关怀，不如说源于嫉妒，源于对任何先进方式的恐惧，后者虽然是正常的，但却是令人羞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