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电视网每周都播出1小时——或90分钟——加里·斯坦纳称之为“重度娱乐”的节目，甚至更有必要。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全国艺术基金会（NEA），因此，对“重度娱乐”下一个操作性定义已经不再困难——得到NEA资助的团体演出的电视节目。可以要求占用频道资源的电视网利用其设施，定期向观众播出公益性艺术表演，作为对社会的回报；也可以要求艺术团体为他们在电视网播出的节目，收取最低演出费，并在少量收取附加费的基础上，允许电视网进行有限度的重播，作为对政府津贴的回报。这样做，受益是双方面的：对观众而言，他们有机会收看到严肃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来自其税收资助，但是平常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对演艺人员而言，他们偶尔走出象牙塔，被迫去考虑怎样吸引观众，即使收视率不高，观众人数也比他们过去曾经拥有过的观众要多得多。再说，电视网不受政府控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艺术团体。这与法院和委员会所强加的“媒介近用”无关，电视网节目制播者选择节目的专业技能仍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尽管在节目的自然间断处，仍然可以插播广告，但是毫无疑问，电视网会蒙受一些损失。这些损失的一部分可以转嫁给比较大的附属台，方式是要求这些拥有巨大市场的附属台无偿播出这些节目，余下的大部分损失，则可以通过最近刚刚废除的“威斯汀豪斯规则”而得到吸收消化。“威斯汀豪斯规则”过去对电视网向附属台提供节目加以限制，这导致电视网不再推出重头节目，排在前30名之后的市场上的电视台，几乎都蒙受了利润损失。显然，电视网可能付出的成本，至少都与电视业的社会责任有关。
虽然每一位电视从业者都足智多谋，基础深厚，声称他们知道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但是，电视观众被新技术“分化”的可能性未必确定。那种认为录像带能卖得像唱片一样的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因为，绝大多数唱片只是被购买者用来为别的活动营造背景气氛，而收看电视则需要观众投入时间。除了地方性体育节目外，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节目能够诱惑观众收看多频道的有线电视。目前，全国有2/3的电视机能收看到6个频道，黄金时段的观众中，90%以上收看电视网的节目。事实上在1971年秋季，电视网在黄金时段所占有的观众数还略有提高；此外，公共广播网的宣传广告非常显眼，而独立台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付费电视将带来巨大的变化，最终，它将制作适合小众趣味的节目，尽管今天小众内容还排在长长的节目队伍的末端。但是，除非由广告主支撑的电视系统因为成本增加而突然崩溃，或者清教徒们开始对欢乐消费宣战，否则，付费电视所面临的政治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广播电视》杂志的创办人及精神领袖索尔·泰肖夫曾经说过：“广播电视是美国人民惟一能够无偿获得的东西。”这个观点，经济学家们大可探讨其对错，但是大多数人肯定是接受它的，他们中很少有人打算相信，付费电视的倡导者们所宣扬的那些在收款箱后面等待着他们的好处，理由是那些宣传大半是假的。福特基金会可以生活在温室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们生活在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精品建筑中，但其他人却必须生活在冷酷艰辛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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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我常常觉得，”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一书中写道，“许多人对这里所描述的过程有所了解，很容易便接受了这一切。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知道所有关于文化贬值的观点’，也很轻松地认同这一点。有时候他们会非常愉快地承认说，自己偶尔去文化贫民窟看看，‘参观参观’。我很奇怪他们的轻松从何而来，尽管他们也许知道所有的争论，但并不真正清楚问题的实质，对那些每天都出现在大多数观众面前的批量生产的娱乐，也缺乏深入而持续的了解。他们大概是生活在一个聪明人的伊甸园里，一点也感受不到外部攻击的压力。”
孩子年幼时，我们的房间里还没有电视机。我要撰写评论文章时，我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穿过门厅到我的邻居家去，他们都有电视机。有一年，我要为《哈泼斯杂志》写一篇评论，我们买了一个很小的便携式电视机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并且告诉孩子那个电视机不是买给他们的，“爸爸看电视只是为了付款给它。”如今孩子们长大懂事了，我们有了两台电视机，其中一台是彩色的。现在，我一般只看看系列片，孩子们则或多或少比较固定地观看一些节目，比如《弗利普·威尔逊》、《勇士》、《222号房间》、《玛丽·泰勒·穆尔》——有时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看过橄榄球、篮球、冰球和世界杯足球赛；我也试着看看纪录片、《NET歌剧》和公共电视上其他一些有趣的节目；有时，全家人也会收看重播的《变聪明》和《蜜月新人》等节目。一年中，我收看的电视加起来，只相当于美国数百万观众一周收看的电视量，“可你却写了一本关于电视的书，”邻居的妻子嘲笑我说，“你真是个骗子。”
不错，对我——一个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兼音乐评论家来说，电视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我们每周两次去歌剧院或音乐厅；如果想看看自去年以来电影院是否有所改进，我们就去那里，总是有大量的各种新老电影可供选择；还有我必须评论的新唱片；还有书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我都会驱车往返于乡间房舍和城市之间。我是一个习惯于晚上工作的人。偶尔某个晚上，我可能想在电视机前放松一下，可是又找不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不过一般来说，我想看的节目总是多于我所拥有的空闲时间。当CBS决定取消每周二晚上播出的《60分钟》和《CBS报道》时，我感到震惊，感到极度失望，虽然就个人而言，上帝知道，我周二晚上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在我看来，国内其他地方与我有相同爱好的人，在纽约的娱乐项目上都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他们一定从大学或者书店里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来填补那些电视节目极其无聊的夜晚。然而，决定枪毙《狂笑》和《家事》这两个节目——尽管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不能坚持看上5分钟——在我看来仍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理由，这两个节目对电视网而言都有利可图的，虽然电视网在大城市的附属台不靠它们赚钱。CBS取消了一个乡村居民很珍爱的娱乐节目，那些人本来就很少有其他娱乐活动。
当我关注大众娱乐圈时，我经常发现，这个领域最有才华的演艺人员可谓登峰造极——尽管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在人工制造和人为操纵的反文化领域。无论演出时间长短，所有在电视里出现过的娱乐演员，比如露西尔·鲍尔、卡罗尔·伯内特、杰基·格利森、迪克·范戴克、鲍勃·霍普、甚至（吸一口气！）米尔顿·伯利，大多数都比不如他们成功的竞争者具有更高的天赋。在我看来，无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芭芭拉·史翠珊都是一位伟大的歌手。在英国，系列喜剧的每一集都出自同一人之手，某人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受欢迎，这绝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事实上，如果“大众娱乐”机制是对更具天赋的明星艺人的回报的话——如果娱乐界没有格雷沙姆法则，那么霍加特对电视娱乐的控诉又有什么意义呢？
霍加特与大多数人一样，所关注的是未来将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这一类人身上。他担心工人阶级中那些他愿意称之为“拯救中的遗物”的流失。一部分青年人在寻找一种更少本能、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的父母所不熟悉的，霍加特认为，由于受大众娱乐虚幻的吸引力的引诱，他们可能会放弃其目标。按照这种逻辑，高水平的演艺天才们在娱乐节目中的表演，往好里说与之无甚干系，往坏里讲则是草丛中更有诱惑力的毒蛇。
与尼克·约翰逊、哈里·斯科尼尔斯以及托马斯·P·F·霍温这些业内人士不同，霍加特非常重视观众，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力量。公众们非常关注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变得像霍加特15年前所预言的那样，是“希望两边便宜都占，为所欲为，但不承担任何结果”的受害者，尽管如此，“拯救中的遗物”似乎像以前一样多。渴望了解生活的青少年，经历了同伴们的厌倦和心理失调后，会变得更加坚强，绵弱无力的大众娱乐不可能使他们放弃目标。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希望能有更好的字眼——如果青少年没有从天生遗传或者从家庭教育中获得一种雄心壮志的话，大众娱乐能够刺激起这种雄心壮志。在学校，通过老师教育或朋友示范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电视不能。很显然，电视像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也有义务为大众尽其所能——保持勇气记住，它没那么要紧。
除了那些真正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受难能为他人带来幸福）之外，只有恶毒的和没有头脑的人，才会努力寻求剥夺邻居们不受审查地生活的权利。鸟儿曾经告诉T·S·艾略特说，“人类常常不能面对现实”，诗人的这样一首诗也可以用来描述电视：
……一个充满背叛的地方
无论从前还是将来
在昏暗的光线里：那不是阳光
清澈的寂静包裹了一切
把阴影变成暂时的美丽
缓慢的轮回暗示着永恒
黑暗不能净化灵魂
涤荡人的欲望
清洗掉俗世的情感。
既不是富足也不是空虚，只是
轻轻地闪烁
在那张绷紧的饱经岁月的脸上
时时的心猿意马
充满着幻想和空灵
膨胀的冷漠四处弥散……
当然，这就是生活。它适用于电视，正如宾·克罗斯比对电视的评价——“嗯，如果它没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想说，它的确不错”——也适用于生活。热望造成的伤害，常常超过它所带来的益处。
既然《格顿老太太的针》没有占去电视网每年5%的节目时间，那么所有的英语剧院就都值得保留。抱怨电视的平均水准就像抱怨旧时代一样，抱怨者只是在说话的那一刻才有满足感。从长远看，一个社会不能靠生命、靠登陆月球、靠暗杀，来提供成功或悲惨的消息。对电视的一项重要批评是，电视的领导者没有发挥创造性和技巧去寻找胜利或悲剧，他们没有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