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在广州出席《这边风景》研讨会时的讲话
我为什么在1963年的时候选择去新疆，就是因为在北京待着，我就感觉已经没法再写任何的东西。我觉得新疆还可以有一些不受影响的话题去写，比如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边疆、民族团结，还有宗教信徒的生活状况，现在证明这些话题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突出了，更需要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比如我在《这边风景》中写到1962年的边民外逃事件，在之前是大面积的饥饿问题，这个话题又有它极大的敏感性，非常麻烦、非常复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比如“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对发展生产力没有一点好处，这一点历史已经总结了。人民公社一解散，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吃饱肚子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人民公社的产生，出现人民公社这个念头并非偶然，类似的想法从古就有，在中国有过井田制，国外有过公社的想法。我在爱荷华的时候，那个地方旁边有个什么公社，是一批德裔人士希望过一种相对比较强调公平的，共同富裕、共同贫穷的生活。中国的留学生都喜欢到那里晚一点吃早饭，拼命地吃，因为收的钱有限，可以吃得非常饱，吃完这一顿晚上再喝点粥就打发了，因为中国人没钱。
人民公社和人类的某些理想有关系，和空想社会主义有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有关系，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是有它的魅力和可爱之处的，例如一群姑娘唱着歌上工，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场面了，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要为人民公社招魂。我这里并没有回避人民公社和生活，但是相对来说，伊犁不是特别困难。伊犁曾经在1965年有几个月实现了不要粮票的制度，买馕不要粮票，这是当时中国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城市。兰州有一个孤儿院，在1960年的饥饿当中，孤儿院的孩子快要饿死了，就干脆整个全部迁到伊宁市。
那时候在人民公社里，大家一块儿唱着歌，整个劳动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有时候劳动起来又在一块儿，互相比一比，而且还有面子的问题，都是最壮的劳动力，你要是比别人低就会受到嘲笑。（有首歌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我还记得在伊犁照过一张照片，王山的妈妈抱着王山，阳光都照在脸上，我一看这照片，我就认为王山和他妈都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别人也许会说你那时候怎么会有那样的思想，你应该写社员都吃不饱，社员都是大傻瓜，对不起，我不是这种想法，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忆旧它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忆旧首先是对生命的温习。
另外，人民公社有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当时是被愚公移山、白求恩等等国家话语笼罩了，他们非常可爱，只有选择了敌视态度的人才认为全体农村干部都是坏蛋。有时候真是让你哭笑不得：“文革”开始以后，伊犁一个大队抓到一个偷麦子的，他不是本地人，民兵就把他送到大队来了，我也在，就审讯这个人，你受谁的思想影响，跑到这里来偷麦子？他说是“***”，他受***的影响来偷麦子，这是国家话语的泛滥。
有时我想，我们对“文革”进行否定，进行批判，这点我和大家的看法没有区别，但是其间生活仍然没有停止，仍然有吃喝拉撒睡，有爱情，西瓜仍然是甜的，有唱歌的。到现在为止，五十多年了，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文革”刚开始，我到伊犁市委党校一个教授家里作客，他叫一个朋友来陪我，这个朋友是苏联反修医院的内科主任，他进门的时候鬼鬼祟祟，我觉得很奇怪。坐下来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原来是药用酒精。我说药用酒精不能喝，他说我喝了两年了，没有问题，他兑了水。我被他劝说一起喝兑水的酒精，喝了一会儿酒精之后，他忽然一拍桌子，说你知道王蒙是什么人吗？教授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写作的人。医生说他不是等闲人物，他是斯大林文学奖金的获得者。我一下子就蒙了，我在那种处境下，“文革”当中，我靠边站了，处境不好，我说我没有获得斯大林奖金。他说不要怕，怕什么，获了就获了！我说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是丁玲。他说丁玲是谁？我说还有周立波，他说周立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王蒙！反正不是斯大林奖金，也就是列宁奖金。我觉得他傻了、疯了，我不能再跟他辩论了。他然后又说，王蒙不但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而且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我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和新疆的老朋友说了，他们说，这就是想象力，这就是激情，这就是维吾尔族人。这个很有生活，生活你堵不住，你堵不死的。就算在“文革”中，仍然充满着稀奇古怪，仍然充满着各种感情。我就觉得，所谓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有人很简单地否定它，说你这个跟人民公社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还有人用米兰·昆德拉，至少是帕斯捷尔纳克做一个标准，觉得你怎么写的作品是这样的，怎么不是充满了痛苦、郁闷、自杀、忧郁、无奈、悲哀、控诉……
我去日本，日本记者就问我，他说你没有写到人民之间的矛盾。其实《这边风景》里面还写到了矛盾，甚至我写到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为养猪而闹的事。实际上我在政治上的选择，我没有要求中国像俄国一样回到东正教，至少是回到孔教，我没有这个想法。相反，我是从小自觉自愿的，我不是被解放的，而是自己自觉加入共产党，要推翻旧社会。这事也怪，中国就没有出索尔仁尼琴这种人物，中国历史也非常怪，苏联的时候最革命的人也都跑了，因为你再革命也没有高尔基的革命，高尔基都吓跑了，他看到布尔什维克拿着枪砸，暴徒。可是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我写的在政治上确实是处于高压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应该加以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是我抱着的希望是仍然会有积极的力量，能够使我们渡过难关的。
我记忆力再好也开始忘记了，包括《这边风景》里面有些维吾尔族的词我已经完全忘掉了，我就找了一些笔记来校正。维吾尔族语“大儿子”我记得，可是“小儿子”我忘了，我还专门打电话给艾克拜尔米吉提问，他说是。还有一些里面很深的东西，比如说对维吾尔族人来说酒本来不应该喝，但是他们管这个酒叫“泽姆泽姆水”，几乎新疆喝酒的人都知道。那时我写得非常老实，后来写的东西就天马行空多了，它就是某方面的限制变成了某方面的成就，某方面的成就又变成了某方面的限制。
很奇怪，中国在这么多年当中，没有出现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出现米兰·昆德拉，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和欧洲的背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胡乔木先生当年讲，作为中国革命的文化准备和文化基础，比俄国更成熟。所以中国党内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到底有什么特点？例如陕北根据地，头一天还说活埋，第二天说没事就没事了，不是我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这牵扯到中国的许多政治观念，中国最深的一个政治观念就是把齐家和治国联系起来。我的家在河北，家里的人就有这种特点，如果吵起来的话，简直像仇敌一样，比仇敌还要仇敌，你和家外的人相反没有成那种仇敌。但是如果发生什么情况，这一家人又相互抱在一起痛哭。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色彩。1957年反右的时候，据说京剧界反右批判会非常好，筱翠花发言的时候就说：“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作为文学家究竟怎样描写这种现象？
到2016年就是“文革”半个世纪了。在这里，对20世纪60年代，我留下的不是一部控诉的书，而是一部爱的书。甚至我还可以说，我不管有些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理论有些什么样的评价，但是我确实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而且还真的和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完全不同地域的农民打成一片，像模像样地在那儿参加了农业劳动，当了副大队长，完全混在一起，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讲话”的践行者，哪怕是被动的践行者。如果说让我完全自由挑选，也许我不会挑选到新疆伊犁去。但这是一个生活，这是一个命运，命运把我扔到那儿也可以。但是它又没有改变我，重看《这边风景》的时候，我到处看到“王蒙”的痕迹。比如说我写乌尔汗，在《青春万岁》里就有，被认为不够健康，连最初帮助我的周扬也认为我不够健康。我写到女孩年轻时那么美好，那么青春，那么理想，那么活泼，整天跳的是《我们歌唱在五星红旗下》，歌唱的是《美丽的春天》，但是她后来嫁人了，只能在家里带孩子，那么迅速地就把一个女孩的青春消灭掉了……“你还跳舞吗？”听到这话，乌尔汗突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因为她早就不跳舞了，跳舞对她来说早就是上辈子的事了……我还要说，这种感情实际上和《红楼梦》描写贾宝玉的感情是一样的。贾宝玉说为什么女孩年轻的时候那么可爱，结婚以后那么讨人厌，那么龌龊，那么会害人。这是贾宝玉的感觉。
王山不知为什么对伊犁带果园的邮局印象深刻，他甚至匪夷所思地建议把题目改成“带果园的邮局”。这是很有意思的，伊犁很多果园。伊犁机场是带果园的，那一带有一大片果园。飞机场带果园的只有伊犁，你说是不是有些奇怪？
这就是文学，不仅有社会生活、人物纠葛、悲欢离合，还有奇特的我们认为不该有果园的地方的意想不到的美丽的果园。就看你怎么去欣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