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在一个早秋的星期六上午，我正在厨房做点心。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还是个姑娘。两年前我已经订了婚，一直等着结婚。我的未婚夫当时正在喀什噶尔任职。我知道这一点：我未来的生活注定要在中亚的荒僻之地度过。所以，现在我极其认真地学做那些在那个遥远封闭的地方或许对我有用处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厨房里，虽然我的双手忙于搅鸡蛋，但是思绪却早已飞向了喀什噶尔。我正在期待着未婚夫从喀什噶尔寄来的信，想知道他是否已获得了休假，会不会在最近几个月内赶回家乡来和我成婚。
突然，家里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女仆去开门。她回来的时候连走带跑，显得非常激动，她大声嚷道：
给我带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马嘎特尼先生已经到家了！”我可一点也不相信她的这番宣布，让她不要恶作剧了，我平静地做完了糕点，并把它放进烤炉中。
过了一阵，我母亲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看到我的未婚夫真的站在家里的客厅中，我心里又惊又喜，五味俱全。他只是平静地宣布说：“我们必须在下个星期六举行婚礼，然后尽快离开英国前往喀什噶尔。”因为他只有三个月的假期，而回来的路上已经用去了五周。
在一周之内做好所有的事情，并且打点好我的行装，这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一切都做好了，并且在9月17日举行了婚礼。1898年10月6日，我们告别了英国，向朋友们道了别，踏上了充满冒险色彩的行程。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探险旅程。那时候，我认定自己是世上最腼腆、最没有冒险精神的女孩。我从来没有走出自己为传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庭一步，也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步，更没有要去周游世界的想法，一丁点都没有。因而，除了会做点心，我并不具备要过一种探险先驱者的生活的任何条件和素质。
我们的蜜月是在穿越欧洲、穿过俄国、渡过里海、沿着横越里海到安集延（安集延是当时俄领中亚的重镇，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铁路沿线上的旅行中度过的。接着我们又乘坐俄国邮车从安集延到奥什，再从那里骑马翻越了天山山脉，到达了喀什噶尔。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旅行过的人来说，这种度蜜月的方式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处处充满了新奇和惊异。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一切都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一路上，我常常有一种肯定是在做梦的感觉，因为我那平静如水、毫无涟漪的在家中的生活一下子完全变了样。
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对一个人的性情意志是个很好的考验。一路上，我们提心吊胆，有时候几乎让人感到完全垮掉了。我累不可支的时候，总是感到事事似乎都不如意，而且有时候还得挨饿。
如果一对夫妇在这样一段旅途中能够经受住考验，而且不争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相敬如初，患难与共。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会保证我们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风雨同舟，相亲相爱。但是在旅途中我是多么想家呀！特别是我们进入俄罗斯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同任何人交谈，我更加想家了。最让人难受的是我连报纸上的一个字都不认识，更不用说那些火车站站名和商店店名了。就这样，我得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度过整整四年，过完这样的日子，才有望再见到自己的故乡。
我们快到俄国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火车去搞点开水供我们喝茶用，他让我在车厢里准备好杯子和饼干。这是那时候俄国境内旅行的规矩：火车一到站，人们就冲下车厢，提着水壶或茶壶，沿着站台一阵猛跑，到几个装有烧开水的巨大的萨莫瓦尔（萨莫瓦尔是一种俄式的开水炉。）边去灌开水，这些开水炉由农妇掌管着，她们要收灌开水的人的钱，一水壶开水五戈比（约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跑去灌开水的人把壶灌满后，一溜烟在火车开动前跑回车厢。一路上，我们一直都对灌开水这件事感到很有趣，因为它令人紧张。然而，那个下午却发生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我正在车厢里忙着准备茶杯和饼干，突然，开车铃声响了，火车开动了，而我那宝贝丈夫却没有回到车厢来！我被这场横祸吓呆了，我在车厢里呆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被困在了这样一个国家，我既不会讲一句俄语，口袋里也没有一分钱，连火车票都不在我这里。更倒霉的是，我的护照也在丈夫那里。就这样，似乎令人焦虑不安的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但实际上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是在这种心急如焚的状态中挣扎着，一直想着能否找到自己的丈夫，或是在这个孤寂的世界上找到一位能够讲几句话的人。突然，在旁边的车厢里有人开始用沙哑的伦敦土腔哼起了一首在英国杂耍剧场常常听到的古老而又好听的小曲。听到这熟悉的小调，我的心中充满了暖意，情绪也好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突如其来的乡音，就好像是一首天使专为我带来的歌。
我立刻冲到了车厢过道，在另一节车厢里，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穿着一身大花格子骑装，这个人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烟，嘴里一边喷着烟雾，一边快乐地哼着那首小调：“在老肯特路上碰到了他们，塔—拉—拉。”我对他讲了自己的困境，他保证要帮我处理好有关车票或护照之类的麻烦事，我顿时感到遇到了朋友，我们攀谈了起来。正在这时，我那丢失的丈夫出现在车厢里，他冻得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火车开动时，他已到了站台上，并跳上最后一节车厢的尾部，却不料通向车厢的门锁着，他只好站在车厢外，任寒风吹打着，直到后来乘警过来开了门锁，才让他进了车厢。回到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他却发现我正专心致志地和这位新朋友聊天！后来，我丈夫和我了解到，这位新朋友是圣彼得堡沙皇马厩的一名马夫，这次乘火车到罗斯托夫去购买马匹。这个人是位非常有意思的旅伴，肚子里装满了故事，而且用他那古雅有趣的伦敦土话讲了出来，逗得我们很开心。
但是，我在火车上发誓再也不让我丈夫丢下我一个人下车买开水，而且我把自己的护照带在身上，随身还带了些钱。
我们到达了里海边的彼得罗夫斯克城，但是那艘驶向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班轮正离开港湾。这真令人恼火，因为要乘下趟班轮，还得在这里等上三天。
在彼得罗夫斯克城，我平生第一次沉浸在了东方的情调和氛围中。那里的人和形形色色的巴扎完全不是俄罗斯式的，而是突厥式的。但除此之外，彼得罗夫斯克并没有多少东西值得看，我们在那里也无事可做。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沿海岸散步上。里海的海水颜色湛蓝，而且当地人告诉我，由于海水浮力很大，人在海里几乎沉不下去。里海的地理状况很特别，它的海平面要比地中海的海平面低，而且海水特别浅，只要风一乍起，吹过海面，海面上就会波涛翻滚。
我们乘班轮离开彼得罗夫斯克，班轮沿着海岸线驶往巴库，在那里我们还要换乘客轮。
巴库夜景可真是美极了，在油井燃烧的火焰的映衬下，赤霞满天，这里到处都是石油，海面上漂浮着厚厚一层石油，空气中也弥漫着很浓的石油味。数年后，我们乘火车途经巴库，看到原油咕嘟咕嘟地冒出地面，而且滴落在铁路的碎石路基上。这里的火车和轮船使用的燃料全部都是石油。
我们乘坐的客轮晃晃荡荡地航行了一夜，这一夜可真让人感到不好受。第二天清晨，轮船到达了克拉斯诺沃德斯克，这座城市位于里海的亚洲一侧。
我们买船票时，发现票价里包含了船上的饭菜钱，当时认为这太好了。但是，客轮驶离港口，驶向大海中好长一段旅程后才为旅客们提供了饭菜，我们才发现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到那时，船上已经没有一个乘客想吃饭了。
从海上远眺克拉斯诺沃德斯克城，只见那里到处是裸露的光秃秃的白色岩石和山丘，房子也是白色的，只有一些无精打采的树在风中摇曳，那里没有淡水，原因是终年没有一滴雨。人们使用的水是从里海海水中经蒸馏分离出来的，味道很怪，喝起来让人不舒服。
但是，我看到一位俄国渔夫背上扛着一条硕大无比的鲟鱼行走在码头上，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条鲟鱼的头高过渔夫的脑袋一英尺，而尾巴却拖曳在地上。在这一趟旅行中，我和丈夫都迷上鲟鱼和新鲜鱼子酱，而且迷得很厉害。在火车上的餐车中，总有烹调得味道极佳的鲟鱼，还有鱼子酱端上来，而且烹调的方式各不相同。
我们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换乘火车。这是一列由石油提供动力的列车，行驶得非常缓慢。火车驶离克拉斯诺沃德斯克后，便一头扎进了干渴的荒漠大地。一路上，车轮滚滚，我们倒也相安无事，只是火车不时地得停下来，等铁路工人饲养的迷了路的奶牛和牛犊慢悠悠地越过了铁道，火车才又开动。有一次火车的动力装置再次停止了运转，喷出了一股股蒸汽，气势逼人。我们从车窗中伸出了头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只见一只笨头笨脑的老鹅领着一群鹅，晃晃悠悠，摇摇摆摆地穿过铁路路基，根本无视喷着蒸汽的列车，火车得等在那里，伺候这群鹅穿过铁道。
这一带偶尔见到的建筑物是在铁路车站附近的一两座房屋，其余的都是广阔的荒漠。一队队驼队在荒漠中行走着，每一个驼队前面都有一头小毛驴带队，常常驴背上并没有人，而只是用一条绳子与骆驼拴在一起。驼队慢腾腾地向南行进着，那里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波斯山脉。
经过两天单调乏味的旅行，我们终于看到地面景色发生了变化，在夕阳的余辉下，大地披上了金色的盛装，气象万千，气势磅礴，令人陶醉。远处，我们看到了一线流水，知道我们离布哈拉古城不远了。那一线流水想必是奥克苏河，现在人们称它为阿姆河。
火车离布哈拉古城越来越近，在前方我们看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桥，心里有点不安，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把我们自己和列车的命运托付给这座桥。果然，情况就是这样，火车停了下来，从车厢里跳下去一个乘警，接着，火车又开动了，一步一步向前蠕动，朝木桥驶去。那个乘警在车头前面走着，一边查看着自从上一列列车通过后，这座桥又向下沉下去了多少。我至今也没搞明白，他手里的那面红旗到底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有人提醒我们也知道火车通过这座木桥有点危险。
列车缓慢地载着我们继续向前挪动，桥身晃晃悠悠，发出嘎叭嘎叭的声响，仿佛它已难受到了极点。桥面上有几处大梁已不见了，我们朝下望去，从那些洞中看到像巧克力一般颜色的河水在下面冲刷而去。
用了整整半小时，列车才爬过木桥。到了对岸坚硬的地面上，我们这才放下心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座桥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安全，但是就在我们乘坐的列车通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它仍然在那里承受着其他列车通过时的重负，并没有发生意外。等四年后，我们在回英国途中又路过这里时，看到一座精巧的铁桥已横跨在河面上，列车通过了这座铁桥，而那座旧木桥，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仍然横在河上，使我们再次回想起当年那令人揪心的半小时。
虽然我们极想参观游览布哈拉城，但是我们却没有在这里下车，只是从车站上匆匆看了看这座古城。站在站台上的那些英俊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们使人们称羡不已。
就这样，这列火车把我们拉到了撒马尔罕，我们的铁路旅行被迫在这里中断了。因为在1898年，从撒马尔罕到安集延的铁路刚刚竣工，但是还没有正常的旅客列车开往安集延。要想从撒马尔罕乘火车到安集延，必须得到撒马尔罕总督的批准。
这条铁路上的列车没有旅客车厢，旅客们得坐在有篷的拉运牲畜的货车车厢里。我们看到有些旅客身上裹着宽大的俄式披肩，或蹲或躺在车厢地板上，而地板上只铺着一层干草。对我们来讲，要与这些人混坐在那里，还要呆上好几天，这个前景没有一点点吸引力。但是，如果不乘坐这种列车，我们又怎么能继续前行？
第二天上午，我们前去拜访撒马尔罕总督梅鼎斯基将军，我们并没有带给他介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介绍过我们，所以我们心里一直犯愁：他不认识我们，怎么会接见我们呢？但是，他却极其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发现这位将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一位马上就能获得我们尊重和信任的人，他从头到脚都像一个军人。由于他只会讲俄语，而我丈夫的法语要比俄语好一些，所以梅鼎斯基将军召来了他的秘书为我们的谈话做翻译。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的秘书竟是位爱尔兰姑娘，她一生都居住在俄国，法语和俄语说得极为流利，但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立刻得到了乘火车的批准，而且梅鼎斯基将军还说，由于他女儿要在两三天内到玛尔基兰与她驻扎在帕米尔高原的丈夫会合，将军提出我们可以待在他为自己女儿特地保留的一节头等车厢里的一个包厢里。当然，我们为自己有如此好的运气而极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