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抗争是促进英国人民族性和国家性等自我意识的温床。虽然无论是英国历史也好，世界历史也罢，人们一提起战争，脑海中总是免不了会出现暴力、血腥、残酷等字眼，然而人类历史上正是战争激发了一个地区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情感，英格兰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战争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
英吉利自13世纪以来，随着与欧洲大陆的法国之间接连不断的摩擦与冲突，那些当年被法国国王剥夺了地产的英国贵族和骑士们日益认识到不能再与法国人为伍了，不能再盲目地做他们的附庸了。于是，在英王爱德华一世的鼓动下，诸如“清除英吉利语言，会遭上帝的谴责”，“英格兰应当是英格兰人的英格兰”之类充满爱国意味的口号，迅速在英格兰流传开来。它们不仅激发了英伦岛国民众反对法国的“爱国情怀”，最重要的是，它们激发了英国民众对本体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因此，在英、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民众才会普遍地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所以，英、法百年战争缔造了英吉利民族意识。
在英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篇章的红、白玫瑰战争，和英、法百年战争一样，也是英格兰向民族国家演进的促进因素。这是因为在红、白玫瑰战争时，英格兰的几任君主远比法国国王享有更为广泛的、也更为稳定的统治权。更何况在14、15世纪，英国君主除战争需要而短期离开本土外，不再像爱德华一世那样带着政府机构去旅行，国王、内侍和大臣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威斯敏斯特宫、伦敦或温莎堡。由于议会经常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威斯敏斯特宫自然成了英格兰君主们的日常行政中心。结果，伦敦不仅是全国最大、最富有的城市，而且无可争议地成了英格兰的首都。
可以说，英国正是在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确立了民族意识和国家的对内主权的意识。然而，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特点是教权的普遍强大，当时的教会势力渗透到国家行政机构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世俗的君主国家政权之上，还强有力地制约其权力行使的教权，这就不符合主权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不彻底摧毁国内教权的独立性，主权国家就不能最终建立，而这正是英国宗教改革的任务。
历史上，欧洲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罗马教皇的权威被摧毁，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个服从于世俗王权的、统一独立的民族教会和具有最高管辖权的独立民族国家。这里所谓的“独立”，指的是各民族教会对罗马教廷的独立，国家的最高首脑世俗王权对罗马教皇的独立。只有世俗国王才代表主权国家，并拥有对其统治范围内领土和国民的充分管辖权，即国家主权必须由国王行使。
都铎王朝则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背景下，最终以亨利八世离婚案为导火索，在英国开始强力地推行广泛、深入的宗教改革。从1529年到1536年，亨利八世颁布一系列重要法案，其中包括《上诉法》、《教士首年俸法》、《至尊法》、《叛逆法》、《解散修道院法》等。这些法案彻底割断了英国本土教会与罗马天主教廷的一切联系，英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教会，而国王则是教会的最高首脑，完全不受罗马教皇的控制。
这样，在英国就扫除了一切外在的权威，英国完全实现了对外主权。虽然玛丽一世统治时期大肆恢复天主教，但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后不久，议会通过《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英国国教会最终确立起来。
所以，当英伦岛屿的民众们第一次欢呼“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
时，“帝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包含在海外占有大量的殖民地，它在当时特指英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摆脱了教皇权的控制，是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统一独立性，维持与其他民族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
1533年，“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中关于“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的提法，明确表达了国家主权完整思想，表明了英格兰是独立于教皇司法管辖权、具有充分统治权的主权国家，这便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实质。
英国从金雀花王朝后期至都铎王朝建立，在历史上完成了一个大的转型。之前，是贵族权力的扩张，王权的衰微，甚至国将不国，而之后，是王权的扩张和中产阶级势力的进一步扩大，王权与贵族权则达成了一种王权主导下的新的平衡，这使得建立一个统治基础极其广泛的组织化君主社会成为可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利益一致的国家统一体，后来的宗教改革、民众爱国主义和商业扩张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欧洲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正在逐渐形成，而民族国家则是现代化的有形载体，因为它有能力整合自己的力量，也有能力集中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这样，英国就走在了整个欧洲的前面，英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崛起了。
3.机构改革
都铎王朝时期，因为政府工作范围扩大，要处理的事物越来越多且复杂程度也增加了，特别是战争期间要召集议会来讨论战争事宜，要发展贸易来增加关税收入，要制定各种防务措施，要监管王国的治安秩序等，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急需建立一套能够集中协调并高效运转的政府机构。
恰在此时，英国发生了宗教改革，这带来了英国政治机构的重大变化。宗教改革期间，议会成为英国的最高权威机构，议会法成为真正的最高法律。而且亨利八世时颁布的《豁免法》中称，议会已变成国王、上院和下院三位一体的机构。宗教改革期间，英国的最高权力不是控制在作为个人的国王手中，而是控制在由国王和两院所组成的议会手里。
都铎王朝开国君主亨利七世依靠继承权获得了兰开斯特公国、约克公爵和里士满伯爵的领地。接着，他在博斯沃斯战役中获胜之后，立即着手削弱贵族，加强王权。亨利八世时期，在着名大臣克伦威尔的影响和操纵下，英国进行了政府革命。首先，将原来只为国王管理信札文书事务的国王秘书，提高为首席国务大臣，使之成为政府机构的核心。
首席国务大臣在制度上也就成为正式的政府大臣而不再是国王的私属。其次，对传统的宫廷会议进行改革，组成枢密院，包括教会、司法、财政、军事、王室等部门的主要官员，而首席国务大臣则是这些部门的总督导，成为枢密院的主要人物。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集权、精简、部门化的中央政府机构。过去分散的旧国家机构转变成为由国王主持、以首席国务大臣为联系中心、政府各部门首脑参加的中央政府领导机构——枢密院。克伦威尔还重组了北方法院，使之处于国王和枢密院的直接指挥之下。
当时，尽管苏格兰早已统治着威尔士，但威尔士当地仍保留着贵族统治，无视苏格兰王权和政府的权威。因此，克伦威尔任命改革派主教来主持威尔士的边区法院。该主教在威尔士管区内行事果断、作风强硬，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封建贵族。从1543年开始，英格兰的一切法律法规皆在在威尔士推行，威尔士还可以选派议员参加议会下院。而对于英国移民贵族和当地贵族割据自治的爱尔兰，克伦威尔则通过爱尔兰英占区内的乡绅推行改革，建立了由中央政府控制下的爱尔兰政府和议会，基本结束了爱尔兰地区的封建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