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就世界各地的总体情况而言，人类有意识的、真正自愿的外出旅行活动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人类最初的外出旅行并非是消遣和度假活动，而是由产品交换和贸易经商而促发的一种经济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了产品交换，从而促发了人们对旅行外出的需要，商贸旅行在古代旅行史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封建社会的旅行活动
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同奴隶制社会相比较，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旅行活动
长达 2000 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冶炼、治陶等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各统一朝代期间，由于社会政治安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较前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水利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如四川的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其技术水平之高和覆盖面积之广都是无与伦比的；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灵渠修于秦朝，之后历代都有扩建和改建，既能通航又能灌溉。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封建社会的旅行活动仍以商贸旅行为主。无论是中国各地区之间，还是中国与亚洲大陆不同地区之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其商贸交流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旅行中，一项重要的因素便是交通。可以说，旅行与交通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水路运输、陆上运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为封建时期的旅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活动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当时的交通发展状况中得到反映。
水路交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便有水运的记载。在汉朝推出漕运政策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也大都将漕运纳为国家的重要政策，从而水路交通运输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交通方式。其中，隋代在发展水路交通运输上的贡献最为突出。隋文帝时开凿了广通渠，之后隋炀帝相继开凿、输通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最终构成了华北与江南密集而发达的运河网。这条贯通南北的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还大大加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同时，当时天然河流的通航能力也十分优良，隋炀帝三下扬州，无数大型龙船、官号通行方便，其水运能力可见一斑。而到了元、明、清时期，由于三个朝代都建都北京，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运输所需，国家又开始了海运的发展。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我国的泉州，相传，马可·波罗就是从泉州开始的中国之旅，而仅仅是当年因突发事故沉没在泉州海域的大小货船，其沉睡在大海之中的货物也不计其数，形成了“陶瓷的海底世界”。可见当时海运的发达程度。我们说，虽然在封建社会时期，水陆交通的发展是国家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所需，但是，在客观上却大大便利了人们的旅行，通过水陆往来各地成为人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很好的选择，从而促进了旅行的发展。
在水陆交通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陆路交通也有长足进步。首先是秦朝“驰道”和“直道”的建设。“弛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到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约900公里。此外，秦朝还在西南边疆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日的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自秦之后，历代王朝在道路建设方面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历代驿站制度的发展中得到反映。驿站是由政府在主要道路上设立传舍，备有车马等交通工具，还安排膳食住宿，传舍除迎送宾客使节之外，还负责传递公文信件。对驿站的称谓因朝代不同而有差异。早在周礼和先秦典籍中便有关于驿站设置的记载，但那时驿站的设置并不普遍。秦统一之后，随着历代王朝的道路建设，驿站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据记载，当时每 30 里设置一驿，而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唐朝设置驿站共计1639所。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设置驿站的道路就应该有25000公里以上。随着以后朝代疆域的扩大，道路的通达范围也不断扩展。到清朝时，驿站设置的地域范围已扩展到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水陆、陆路交通的发达程度。这些，很显然都为旅行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一时期中，各种非经济目的、内容各异、形式多样的旅行活动也在不断增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帝王巡游。在封建社会，各朝代帝王在中国旅游史上留下了足迹。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秦始皇五次出巡，周游全国，开创了我国封建帝王巡游的基本范式。汉武帝热衷于对泰山的封禅和祭祀活动。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巡游等。
2．公务旅行。封建帝王为巩固政权，都会派遣官宦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任务的公务活动。如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开拓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加深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各国的友好往来。
3．士人漫游。许多文人学者无心仕途、寄情于大自然，他们走遍名山大川，漫游名胜古迹，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郦道元、李白、杜甫等是代表人物。
4．宗教云游。这一时期的宗教活动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玄奘西行求经、鉴真东渡扬法，以及日本、朝鲜和中国佛教徒之间的频繁交往将宗教旅游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5．科考旅行。我国封建社会的科考旅游也盛极一时，学术著作成就不凡。郑和、徐霞客、李时珍等人在旅游过程中分别留下了宝贵的航海资料、千古不朽的游记和医学名著。
6．节庆旅游。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喜庆佳节中，都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行和游览活动，如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端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都是带有旅游性质的节庆活动。
7．商务旅行。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为常见并且数量最多的旅行活动仍然是商人的商务旅行。虽然这一点在历史文献上难有确切的数字可考，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几乎总是将“旅”与“商”连到一起。“商旅”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史籍记载中每每可见。据此，我们不难推断这一时期旅行者队伍的基本构成。
（二）西方封建社会的旅行
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发展相比，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发展明显落后。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在欧洲，“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从罗马帝国衰亡，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指 19世纪中叶）为止这段时期内，是没有多少人外出旅行的”（Norval，1936）。造成这一情况的基本原因无疑还是同欧洲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欧洲在公元5世纪开始其封建化进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战乱，社会动荡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使得旅行活动的发展条件陆续消失。这主要表现在：各地间贸易数量缩小，商务旅行者数量急剧减少；道路无人管理而日渐破损，行路不再方便；道路沿途盗匪横生，旅行安全不复存在。由于这些原因，欧洲封建时期旅行活动的开展规模甚至远不如罗马帝国时期。
然而在这个时期，仍然有一些旅游活动值得称颂，那便是朝圣旅行或宗教旅行。有历史记载表明，当时有一些修道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往来的朝圣者提供住宿，有些还专门派有修士负责来宿的朝圣者。
在欧洲旅行活动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便是温泉旅行热的出现。出现这一潮流的背景是1562年一位英国医生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指出天然温泉对身体的很多病痛都有疗效。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仅当时已有的温泉顷刻闻名全国，而且促使人们在欧洲各地找寻和开发新的温泉。最初是那些病痛患者纷纷慕名前来，继而大批的寻求保健者也蜂拥而至，从而形成了温泉旅行的潮流。此后，这一温泉浴潮流一直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才开始向海水浴转移。
这一时期，以教育和社会考察为目的的旅行活动也开始发展，人们从一些社会名人的经历中，注意并认识到旅行在开阔眼界、增加对异国他乡事物的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当时有一个名叫利普西斯的人曾经记载道，“古往今来，伟人名土皆有旅行经历。这种求知旅行的开展使其增加了对异国他乡的风土民情、生活方式以及政体组织等方面的了解，从而增长了见识”（Young）。这种以教育和求知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在纯粹以消遣娱乐为动机的旅游活动开始流行之前，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至今。事实上，这种教育旅行发展的真正高潮是在欧洲封建社会结束后的18世纪。这便是欧洲旅游发展史上有名的“大游学”（Grand Tour）。
在欧洲早期的旅游活动中，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最为突出。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叔叔经两河流域，越过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先后任职长达 17 年，在任期间，他几乎游遍了中国，还作为中国的使者出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进行外交访问。公元 1295 年，马可·波罗回到了他的故乡威尼斯。在中国的 20 年时间里，马可·波罗身兼军人、政客、贸易商、外交家和顾问数职，然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作为旅行家的身份。回国后，他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由他人代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他的历史贡献是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这对于摆脱原有的地域限制和中世纪的狭隘眼光，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非基督教世界高度发达的文明摆在欧洲人面前，引起了人们的震撼和对东方世界的好奇，西方的航海冒险家们主动按照游记中指引的方向探索通向东方的海上航行线，导致了世界大规模的航海旅行。
四、早期旅行活动发展的特点
纵观19世纪以前中外旅行活动的发展，可发现普遍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旅行活动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政治安定、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的时期，旅行活动便会扩大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2．非经济目的的旅行活动虽然有所发展，但在规模上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商务旅行，宗教旅游和探险旅游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消遣性旅行活动的参加者多为统治阶级及其附庸阶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其消遣旅行活动的开展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广大劳动民众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双重压迫，客观上很少有能力参加这类旅行活动。
第二节 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开端
就整个世界的发展情况而言，到 19 世纪时，旅行活动的发展在性质上开始具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因消遣性目的而旅行外出的观光或度假活动在人数规模上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商务旅行，从而使旅游活动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英文中“旅游”（Tourism）和“旅游者”（Tourist）等词汇也于此时首次出现。其中“旅游”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出于消遣目的的外出旅行活动；“旅游者”一词的最初含义则是指那些出于消遣目的而外出旅行的人。这些词汇在19世纪初出现，足以说明当时的消遣性旅游活动的开展已经具有了社会意义的规模，其根本原因也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然。
一、工业革命对近代旅游发展的影响
在19世纪的欧美地区，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起，无论是国内旅游活动还是国际旅游活动，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际学术界的很多相关研究结果都认为，这些发展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工业革命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机器化生产、流水线作业方式，导致了大量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伴随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高度集中带来拥挤、嘈杂、紧张、空气污染、脏乱差、心理紧张。这一变化最终会导致人们需要适时逃避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和拥挤嘈杂的环境压力，产生回归自然的追求，使城市与农村的交流日趋频繁。大量的事实证明，城市居民外出旅游的数量和出游率大大高于乡村居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因此，工作和生活地点方面的这种变化对产业革命后旅游活动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所以，现代大都市提出了“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