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时像闪电，一掠而过；有时又像蜗牛，蠕蠕挪动。与亲人生死离别，时间就像蜷在粗糙的高墙上的蜗牛。志摩一别四年多，家人望眼欲穿，终于把独生儿子盼了回来，全家老小已在上海三泰旅馆久候了。
父亲苍老了不少，疏疏的头发花白了，肌肉松弛，大腹下坠，脸带倦容；母亲更孱弱了，不知是喜是悲，两行热泪，望着志摩说不出话来；志摩的儿子已经五岁了，望着这陌生的爸爸，想叫又不好意思叫，志摩将他一把搂在怀里，亲着亲着，腮边不觉也挂着两行热泪。
“但久别初会的悲感，毕竟是暂时的，久离重聚的欢怀，毕竟是实现了。”
“我算一算，你在路上走了两个月，怎么这样慢？”父亲问志摩。
“贪便宜，我搭了只日本货轮，开到印度洋，才知道这是只贩毒船。”志摩说着把智擒贩毒船讲了一遍。
“亏你想得出鬼主意。”志摩父亲感到自己的儿子成熟了，“幼仪在德国怎样？”
“她在德国很好！噢，还有件喜事呢，幼仪又给你添了个胖孙子，外国名字叫彼德，中国名字叫德生，有个叫芬妮的老处女在照顾他娘儿俩。”
志摩原想让父母高兴高兴，谁知反而触到了父母痛处，他们想到刚出世的孙子就有娘没爸，他们想到一个能干的媳妇被志摩生生割掉……他父亲低下了头，他母亲又淌下了泪。
志摩为了融解凝结的空气，从行李里取出一架小飞机给儿子阿欢。
“来，阿欢，我们玩飞机。它会飞，飞到天上，飞到月亮里，到月亮里去捉小白兔，到天河里去摸大鱼。”志摩说着，举起小飞机，伸开双臂，在房间里“飞”了起来，引得他母亲破涕为笑，他父亲也打开了紧锁的双眉。志摩出国四年多，染上不少洋气，但他的心仍像以前那样天真。
不久，他父亲陪着志摩去谒见梁启超，以儒教加佛教为思想主体的梁启超，带着志摩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志摩复杂的思想之树，有的根须就扎在佛学教义的土壤里。
当时正值上海《时事新报》改组，梁启超想推荐志摩去任副刊编辑，但没有成功。第二年春天就把志摩安排在北京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担任英文秘书。梁启超原来在上海有一“松社”，是纪念蔡锷的，“松社”附设松坡图书馆。后来北洋政府在北京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图书馆，聘请梁启超任馆长，梁启超就把上海松社内图书馆，并入北京松坡图书馆。志摩所在第二馆是藏外版图书的。
松坡图书馆第二馆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志摩在这里有一段恬静温馨的生活，《石虎胡同七号》就录下了他的心音：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这样的环境，对热爱大自然的志摩来说是水乳交融的，他到了北京之后与林徽因就能经常见面了，他也要“新制求婚的艳曲”了。
那时志摩是林徽因家常客，志摩一进林家大门，徽因的几个幼弟就像浪一样涌向志摩，有的抱住他的腰，有的牵住他的手，有的跳上去圈住他的头颈，把他挤挤拥拥地迎进客厅。志摩一到就像清池里掀起一阵春风，给她家带来了欢乐与活力。有时给他们讲个有趣的童话，有时给他们带来一二件好玩的玩具，或者唱支歌，或者做个大鬼脸。假若志摩说声要走了，就会急坏这群小家伙，有的关房门，有的抱住腿，有的藏礼帽，志摩转来转去求饶，徽因也不来解围，只窃窃地笑，看他狼狈。
一次志摩又到了林家，徽因给他煮了一杯咖啡。
“听说你去清华演讲了，爆满？”徽因问志摩。
“起先连窗口也挤满了人，可是不久后面就开闸了。”志摩苦笑着。
“为什么？”
“我的讲题是Art and Life（艺术与人生），是用英语讲的，牛津式，照本宣讲，人家不感兴趣。”
“难怪有人要溜，中国有几个人能真懂英语。”
“我是要给这沉闷的社会捅开个小窗。生活应该是艺术品，生活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
“真是一鸣惊人，听说文友会也向你发出了演讲邀请？”
“我还是要用英语讲，给中国人开开洋荤，讲题也拟好了，‘Personal lmpression of H. G. Wells， Ed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e Mansfield’（‘我对韦尔斯，嘉本特和曼殊斐儿的印象’）。”
“你不怕人家说你故弄虚玄，卖弄才学？”
“考虑那么多干啥？我听凭感情的驱使！”
志摩每次来到徽因家，徽因总是盛情接待，友好而亲切地交谈，但一接触到恋爱问题，她却机智地转移了话题。后来徽因终于向志摩摊牌了，爱情这条道路就此终止，今后开辟一条友情的大道，这条道路同样光明而温暖。
原来梁启超与林长民这两位研究系的老友早已达成一种默契，将徽因许配给梁启超的大儿子梁思成。起先只是口头讲讲，徽因回国后，林长民向女儿谈了这件事情，要她自己选择。
经过她一段长时间的思考，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志摩家里虽然富裕，但论社会声望，徐家是无法比拟的。志摩虽然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但他比徽因大七岁，而且是离过婚的人，梁思成好学不倦，比徽因大一岁，可谓年貌相当。同时徽因也担心，志摩有朝一日，对她也来个“自由之偿还自由”，她可受不住这个打击。徽因将志摩与思成放在天平秤上衡量再三，思成这一头沉了下去。于是梁、林两家的亲事就算定了下来，这一切都在志摩回国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下来，可是志摩一直蒙在鼓里：
什么？又是一阵打雷，——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虹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
这一突然的打击，使志摩两眼发黑，双手僵冷，他原来要在茫茫的人海中访一可人的终身伴侣，谁知这理想的伴侣，竟成了他最敬爱的老师梁启超的未来大儿媳妇。命运之神，就这样播弄人生，仿佛有意在诗人生活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撒下种种突变，在他拨响琴弦之前，先让他品尝这杯人生的苦酒。但志摩并不就此甘休，虽则疑惧重重，一边是他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一边是他忘年之交林长民，两边筑起两座高墙，志摩即使插翅飞入高墙，他也不敢驮走名分已定的徽因。而徽因一经选择定当，就像铁钉铆进了铜板。但要志摩撇下一个心上人，毕竟不像取下一顶礼帽、脱下一件外衣那样简单，他在深深的忧虑中仍苦恋着徽因，他住在石虎胡同七号，夜深梦长，秋叶纷纷，哪一样不牵动他的情思，风扫落叶他也疑心是徽因的足音：
一阵声响转上了阶沿，
（我正挨近着梦乡边；）
这回准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这深夜！
一声剥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紧着睡乡旁；）
这准是她来闹着玩——你看，
我偏不张皇！
一个声息贴近我的床，
我说（一半是睡梦，一半是迷惘；）——
“你总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伤！”
一声喟息落在我的枕边，
（我已在梦乡里留恋；）
“我负了你！”你说——你的热泪
烫着我的脸！
这声响恼着我的梦魂，
（落叶在庭前舞，一阵，又一阵；）
梦完了，啊，回复清醒；恼人的——
却只是秋声！
但受过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熏陶，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志摩，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丝缕不绝的悲哀中。以改良社会为人生第一使命的志摩强忍失恋的悲痛，他要联络同好，他要“崭露头角”，在生命的出发时期培养寻求真理的诚心，点起一盏寻求真理的明灯。当时北京社会盛行生日会、消寒会、互友会、聚餐会一类民间松散组织，用以联络情谊，扩大社交。志摩也组织了一个“聚餐会”（即新月社最初阶段），每两周聚会一次。当时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具体的名称，参加的人物也很杂，学界、政界、文化界、金融界的人士都有：梁启超、胡适、林长民父女、丁文江、张君劢、王赓、黄子美、蹇季常。这个聚餐会与以后成立的新月社、新月社俱乐部，并无密切的血缘关系，但聚餐会里的部分成员后来也成了新月社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还是有一定内在联系。就这样一个聚餐会，以后竟繁衍出一个诗歌的流派，胎孕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以为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民族，理想像一面镜子，社会上的千丑百怪，都会被这面镜子照得原形毕露。
志摩到北京不久就碰到学潮，北京学生联合请愿，要求驱逐教育长彭允彝，惩办议长吴景濂。但彭允彝诸人利用手中宣传工具，在京津各大报纸上造谣，牵涉政党，以便把学潮压下去。学潮也像镜子一样，照出了彭允彝、吴景濂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丑类。所以他写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一文，发表在《努力》周报上。这是他返国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他要保全学潮里那一点理想的星火不灭，要“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