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的性格是爆炸性的，他认定了的目标，非拼个你死我活，是不肯罢休的。自小曼被迫随母到上海之后，他也就不顾一切地尾随到了上海。小曼到上海后，她母亲对她的监视更严了。小曼自己有时也动摇在孝道与爱情之间，再加之王赓官府，侯门森严，所以志摩在上海无法与小曼单独会面，连通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阻碍，其内心之焦急，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独自来到扬子江边，江水浩渺，白浪击岸，有个小女孩手挽竹篮，嫩声脆气地叫卖：“莲蓬要！鲜甜的莲蓬。”志摩买了一个，那莲蓬就像是他自己的心——破碎了的心，上面蜂窝似的刺满伤眼。他尝一口莲肉，清、脆、鲜、甜，就像他与小曼真诚的爱情。他尝一尝莲心，莲心就像他现在痛苦的心：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的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瓤，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帘，
掩护着同心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里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日子叫我如何过？
但我不能责你负，我不忍猜你变，
我心肠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谁能想象那一天？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这是小曼对志摩爱情的誓言。但在见不到小曼的极度苦闷中，他不得不有种种猜想，虽然他仍紧紧地搂抱着一团真诚的爱。
志摩是争取女权的一名战士，这不单表现在他对离婚与再婚的态度上，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回国后又写了批判叔本华妇女论的《叔本华和叔本华的妇女论》，和在苏州女中的演讲词《关于女子》。他认为旧观念把贞节、顺从作为最高道德，把夫荣子贵看作最高理想，旧观念要求妇女成为一个纸剪的没有厚度没有血脉没有灵性的活物；而新观念要求妇女做一个“有血有气有肌肉有生命性的！还有完全性要紧的——一个人。”
他认为女子中也有不少奇才异能的人，尤其在文艺领域里更为显著。希腊的沙浮，英国的依丽萨伯，中国的苏若兰、徐淑、蔡文姬、左九嫔、李清照、朱淑真、明文氏等都是光照百世的异禀女子。但她们受着封建思想的禁锢，她们都不敢自信女子有著作权，因此她们的作品里常常特地注明：绣余、炊余、红余、针余、脂余、梭余、织余、绮余；或者注明：焚余、烬余、未焚、未烧、未定，用来说明写作只是她们正业外的一种闲情，她们的作品原不该公诸于世的。
即使在当时，女子仍然不敢在公开场合施展她们的才华。有一次志摩去看南国社演出《沙乐芙》，主演沙乐芙的是一位名门小姐，但沙乐芙不是一个淑女，所以演这个角色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戏正演得热烈，当沙乐芙要说：“约翰我要亲你的嘴”这句台词时，饰演的小姐突然瞥见她母亲坐在前排，向她怒睁双目，结果这个很有勇气的名门闺秀，在台上一下萎了下来。
小曼也是一个新女性，她虽说不上是一个有异禀的女子，但她是有才情的，那些有形的或无形的阻碍也同样束缚着她，她能挣断这些束缚吗？即使像志摩这样一个女权的捍卫者，在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阻碍下，他也同样无力解脱小曼的苦闷及自己的烦恼。所以志摩在争取女权的著作里，一再强调女子的解放不仅要战胜劣根性、守旧、固执、习惯等外在势力，还要战胜自己在心理上、意识上、潜意识上的种种障碍，一个女子每前进一步都要通过坚韧的努力，付出相当的代价。
在上海志摩无法与小曼单独会见，他就设法与小曼联系，约她到杭州相会，要她挣脱心理上和意识上的阻碍。但一个娘和一个丈夫挽成了一垛冲不破的墙，小曼仍无法脱身。
志摩在杭州左等右盼仍不能会见小曼，内心空荡荡的，头脑昏沉沉的，在西湖边荡来荡去。灵隐寺前，飞来峰下，他直挺挺地躺在石条凳上，把小曼送给他的红丝手帕遮在脸上，幻想倩影再现。他冒雨到烟霞岭下去访桂，桂子林也不能捎给他欢喜——桂花给连绵的雨、无情的风，弄得很糟。“看着凄惨，咳，无妄灾”。他去雷峰塔吊古，雷峰塔已经倒塌，塌成一座大荒冢，“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诗人或许就该受苦，苦恼繁衍了他苦涩的诗篇。他借宿在客栈里，望着半轮下弦月，望着一树开剩的玉兰花，感慨万千，“一样是清光”“一样是芬芳”，往日一寸寸黄金般的时光，现在已变成一段段死灰，“圆满或残缺”，“满花与残花”，人世变幻是这样无常。在他听来那浓荫里的夜莺也像着了凉，叫声不如从前嘹亮。
但这莺，这一树花，这半轮月——
我独自沉吟，
对着我的身影——
她在那里，啊，为什么伤悲，凋谢，残缺？
志摩曾为争取女权而泼墨呐喊，谁知轮到自身却一筹莫展，严酷的现实逼得他神魂颠倒。他跌进了无边的苦海。正在这时他的那些知心朋友，向他丢下了救生圈。
早在北京期间，胡适就为志摩与小曼之事，向小曼父母疏通过，但他们考虑到门庭观念和社会舆论，没有接受胡适的劝解。现在受过米开朗其罗影响，被称之为“艺术叛徒”的大画家刘海粟，出面向陆小曼之母陈述了利害关系。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是继续保持小曼与王赓的不合理婚姻生活，小曼很可能忧郁而死，王赓也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做父母的也不可能有清静的日子过。二是成全小曼与志摩的心愿，使这一对青年人得救，父母也有清平的晚年，王赓如果是明白人，那么他也会从大处着眼的。
刘海粟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终于动摇了陆母之心，但她仍有顾虑，她说：“王赓是我们两个老人都看中的女婿，他待我们也尽心尽责；对小曼也一片真心，我们有什么理由向他提出要求呢？”
王赓确实也爱着小曼，但王赓只知爱花，不知护花，不是肥太足，就是水太少。他从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一直升任到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参谋。他的精力用在谋取官位上，他那严肃刻板的军人作风与柔情似水的小曼也格格不入，他只知千方百计地满足小曼在物质上的要求，希望她做一个贤德的太太。而王赓的不足之处，志摩却都能一一补足，志摩希望小曼解脱心灵的桎梏，发挥她潜在的才情，做一个时代新女性。
尽管小曼与王赓的个性格格不入，感情淡漠，但他们都是有相当教养的人，因此小曼平时仍尽夫妻之道。自从王赓用手枪相逼之后，小曼仅有的一点感情也被逼尽了。由原来的同床异梦变为异床异梦了。而王赓为小曼之事也搞得六神不安，几次公差几次失误，弄得失官丢脸，险些获罪。王赓这才感到小曼已泼水难收，他说：“小曼这种人才，与我齐大非耦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刘海粟认为解除小曼桎梏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就抛出了他的绝招——“功德林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