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夜宴”之后，志摩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1925年10月1日起他接任了《晨报副镌》主编的职务。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因为它的副刊是随正刊附送的，所以称《晨报附刊》。1921年10月12日起副刊改为四开单张，遂更名为《晨报副镌》，所以《晨报附刊》与《晨报副镌》有一定区分。
志摩很注意心声的传达，早在他留学返国之初，就与张君劢诸人拟办《理想》月刊。在他给英国汉学家魏雷的信中说：“《理想》创刊是最迟四月面世，到时会引起不少人的嘲笑，也有一些人会对之切齿，对于这一切预期的反响，我们都准备洗耳恭听。中国现状一片昏暗，到处是人性里的卑贱、下作的那一部分表现。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藉此跟现实搏斗，能听到拜伦或海涅一类人的冷蔑笑声，那是一种辣入肌肤的乐事。”但是这本《理想》，杂志没有出世，就胎死在腹中了。“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容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昭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这卑污苟且的社会怎能容纳《理想》呢！当新月社成立的时候，他又想筹办“新月月刊”，但那时志摩正与林徽因热恋中，心不定，神不安，月刊又没有办成。泰戈尔来华时，泰戈尔建议他办一份英文杂志把中国与世界各国知识界人士沟通起来。可是正在筹备之时，军阀打仗了，一切都停了下来。英文杂志依然没有办成。
志摩几次办杂志都成泡影，这次他从孙伏园手中接过《晨报副镌》，他要按他意愿，办成疯子说疯话的志摩副刊。他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样办》一文中直率地谈了他办报的宗旨：“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全权的记者。”
他在《再剖》中也谈到了办副镌的心愿，他要把他整个儿地交给能容纳他的读者，他心目中读者主要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我想拼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推，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着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
由此可知他来当主编决心很大，口气不小，有人说志摩爱说大话，但他认为这时代的声音就是太小，尖着嘴像一只食蚁兽，在地下寻蚂蚁吃，多可怜。
从他组稿的阵营来看，也反映了他的决心，他的撰稿人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有笔杆犹如长江大河永远流不尽的梁启超，《政治学报》主编张奚若，作曲家赵元任；远在欧洲的有金龙荪、付孟真、罗志希，在上海的有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在武昌的有郁达夫、杨金甫；以及日常与志摩见面的朋友胡适、丁西林、陈源、张歆海、陶孟和、江绍源、沈性仁、凌叔华；还有刚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年轻的作者有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鎛、鲍廷蔚。谈中国美术的有姚茫父、余越园；谈西洋艺术的有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音乐与戏剧的有余上沅、赵太侔。撰稿人范围之广，人才之众，可谓雄极一时。所以连一贯反对办副刊的张奚若，也出来支持志摩办副镌。
志摩正式主编《晨报副镌》是从第四十九期开始的，该报“学艺部”有一则启事：“本刊从十月一日起改订今式，以期阅读两便，总目录内容分为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归徐志摩君主编。又国际周刊由渊泉君主编，社会周刊由勉己君主编，家庭周刊由德言君主编。”
他接编不久，就围绕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展开了一场政治辩论。志摩虽未直接参与论战，但他在《记者的声明》一类尾巴文章中挑明了这次论战的实质：“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的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命全部可能的变态。”
除政治辩论外，在副镌上又展开了陈源与周作人的一次论战，志摩最初用意似乎要大家把心中郁结摊出来，以求和解，但陈源是他在英国时就相识的老朋友，所以在文章组织上难免袒护陈源。《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就是志摩为这次辩论所写的一篇带总结性文章，是给陈源解脱困境。
11月10日志摩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守旧与玩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章士钊（孤桐）在《甲寅周刊》上发表的《再疏解辑义》而发的。这样就又引起了一场革新与守旧的辩论。
志摩认为新文学运动基本上是在无抵抗中发展的，虽有林琴南一流人把新文学视作洪水猛兽，曾声嘶力竭地叫嚷过一阵，但他伸出来的只是个棉花拳头，而志摩把章士钊看作“一个合格的敌人”。他伸出来的是一个“有肉有筋有骨的拳头”。《甲寅周刊》是守旧势力的一块舆论阵地，章士钊论的又是美国田纳西州新近宣传的那件大案：“不承认我们人的祖宗与猴子的祖宗是同源的，因为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并且这是最污辱人类尊严的一种邪说。”所以志摩在《守旧与玩旧》中说：“在寓言与童话里——我们竟不妨加一句在事实上——就有许多畜生比普遍人们——如其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忘得了人是宇宙的中心与一切的标准，——更有道德，更诚实，更有义气，更有趣味，更像人！”志摩文章的宗旨，并不在与章士钊辩论人们的祖宗是不是猴子，而是章士钊在文章中所泄露出来的那一种守旧的思想。
一天，闻一多来找徐志摩说：“现在有一群热心写新诗的青年人：刘梦苇、朱大柟，他们很想办一个诗刊，但段祺瑞政府对刊物控制很严，怕不易批准。后来想了一个最简易办法，想借‘副镌’的版面，每周出一期诗刊，不知你能不能支持？”志摩一直热心于新诗的实践，但苦于缺少同伴，感到旅程寂寞。
新诗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因此它所承受的压力最大，遭受的炮火也最烈。新诗最初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如何突破旧诗词的束缚上，较少注意新诗的自身规律和完整的表现形式。因此汹涌一阵之后，渐渐退潮了。由于某些新诗显得零乱浅薄，声誉日下，连一度热心新诗的战友，也为新诗的前途担心，有些刊物干脆拒登新诗。就在新诗最暗淡的时期，闻一多诸人提出了办诗刊，正符合了志摩的意愿，他马上同意了闻一多的要求，要聚集同志对新诗的实践和理论作一次公开的研讨。
闻一多是1925年夏天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时由志摩介绍和推荐，闻一多进了国立艺术学校任教务长之职，也由于徐志摩的关系闻一多参加了新月社的一些活动。但新月社并没有志摩预想的那样美好，新月并没有发出它的清辉。志摩在给小曼的信中曾谈到：“再在新月待下去徐志摩不堕落也要堕落了，我的笔再也不能生出光辉。”所以波希米亚式艺术家闻一多参加新月社并不热心，主要是出于对志摩的友谊。而闻一多在家中另聚集一批青年诗人，在一起写诗、谈诗、评诗。自从筹划在《晨报副镌》上办诗刊之后，志摩也加入了他们一群。
闻一多家里有三间书室，墙壁一律涂成黑色，又镶上一条狭狭的金边，就像一个非洲的黑人女子戴着金色项圈。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神龛，供着米鲁维纳斯一类雕像，“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上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像”。就在这样富有暗示性、能激发人想象力的环境里，志摩、一多及几位青年诗人商议着诗刊的种种问题，他们讨论着、争辩着，非常热烈。从此在新诗探索的道路上又增加了伴侣。志摩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欣慰”。“管得这道终究是通是绝，单这在患难中找得同情，已够酬劳这颠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晓，单这在黑暗中叫应，彼此诉说曾经的磨折，已够暂时忘却肢体的疲倦。”
他们把诗刊定名为《诗镌》，每周星期四出刊，除发表诗作外，也发表诗评及新诗理论；除发表同人作品外也发表外稿，因为当时新诗处于一种零乱状态，所以他们把《诗镌》的重点放在新诗的格律上。正是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我们的大话是只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诗镌》第一期是1926年4月1日出刊的，那时正值北京“三·一八”惨案之后，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及各大学学生群集在天安门开会，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会后群众前往段祺瑞政府请愿，结果惨遭段祺瑞杀戮，当场打死群众四十七人，连十三岁儿童也遭惨杀，受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血案。鲁迅把“三·一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诗镌》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期几乎成了纪念“三·一八”专号。
志摩曾在办《晨报副镌》中间回硖石与家庭谈判，顺路到杭州去踏雪访梅，瓣瓣梅萼被西北风吹落在雪地里像一摊摊猩红的鲜血。这次北京铁狮子胡同被段祺瑞枪杀的请愿群众的血，洒在洁白的雪地里，就像被凛冽的寒风摧落的梅萼。在《诗镌》第一期上他发表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他在《诗刊弁言》里，对诗的社会功能，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
闻一多在同期《诗镌》上发表的《文艺与爱国》一文里，对文艺的职能和文艺所负的时代任务有更为鲜明的态度：“我们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我们若得死难者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死难者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诗镌》从爱国与人道出发，把文艺与自由、正义、理想拴在一根线上，这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能说不是一炷光亮。但《诗镌》主要探讨的还是“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诗镌》主编更迭过多次：第一、第二期由徐志摩主编；第三、第四两期由闻一多主编；第五期由饶孟侃主编；从第六期到第十一期又由徐志摩主编。因为徐、闻都主编过《诗镌》，所以他们在文章中都说是《诗镌》的主编。主要撰稿人除徐、闻之外，有饶孟侃、刘梦苇、朱大柟、于赓虞、蹇先艾、朱湘诸人。
朱湘在新诗上有他一定贡献。他在第一期上撰写了评新诗《尝试集》的文章，第二期上除撰写文章评《郭沫若的诗》之外，还发表了《昭君出塞》，第三期上发表的《采莲曲》是他得意之作，他原想排列首篇，但发表时首篇却是闻一多的名作《死水》。第二篇是饶孟侃的《捣衣曲》，第三篇才是朱湘的《采莲曲》。朱湘很刻苦也很孤傲，他以为这是志摩对他的不恭，所以他在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朱湘启事》，退出了《诗镌》阵营，不再为《诗镌》撰稿。其实第三期并非志摩所编，这个疙瘩一直没有解开。在志摩《诗刊放假》一文里，对此事有所提及：“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当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但不幸（我们和读者们的不幸）他中途误了卯，始终没有赶上，这是我们觉得最可致憾的；但我们还希冀将来重整旗鼓时，他依旧会来自告奋勇，帮助我们作战。”
《诗镌》共刊出十一期，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其中徐志摩十六首，占首位。从徐志摩的《诗刊放假》，闻一多的《诗的格律》，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等理论文章来看，徐的见解与闻、饶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
闻一多重技巧，严格律——节的匀称、句的均齐、提倡“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而徐志摩重灵感，讲格律但不拘泥于格律，他认为“诗是艺术”，艺术的含义是当事人自觉地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的支配。一首诗的秘密是它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所以从诗的风格来说，闻一多的诗严谨精练，徐志摩的诗灵巧柔丽。
《死水》正是闻一多所提倡的格律诗的代表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闻一多的诗重技巧，大多是苦练而成的。所谓“方块诗”，“豆腐干诗”，也都起源于那时闻一多、饶孟侃所提倡的格律诗。
徐志摩也尝试过格律诗，在句式上而言《梅雪争春》就是一例，但他浅尝辄止，并在《诗刊放假》里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要是拘拘的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裁剪个整齐，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远着，你拿车辆放在牲口的前面，你那还赶得动你的车？”所以他坦率地承认：“就为我们，说也惭愧，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流弊。”
志摩认为：“一首诗应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关连，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正如一个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匀整与流动。”所以他主张内在的音节是诗的生命，他发表在第八期上的《半夜深巷琵琶》和第九期上的《偶然》是他主张的代表作：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诗上下两节基本对称，一如人的本体，音节的流动犹如人身血液，诗意则是心脏的搏动，靠着它血液才能流动，人才是活的。
徐志摩的诗虽融进了民族和传统的成分，但偏重于欧化；闻一多的诗虽吸取了西诗之长，但有着较浓的民族特色。徐志摩的诗给人以温暖和想象，而闻一多的诗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诗镌》共出了十一期，因版面要腾出来给《剧刊》，所以到6月10日就“放假”了。正当新诗暗淡的时刻，出现了《诗镌》，进行了一次集体的理论探讨和新诗实践，对纠正当时新诗的涣散自由状态，巩固新诗阵地，壮大新诗队伍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1925年，对志摩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与小曼的恋爱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并没有在狂浪中消沉；他访问了欧洲五国，他接办了《晨报副镌》。或许是诗文穷而后工吧，他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及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诸书中的重要诗文，大多写于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