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的一位朋友给志摩画了一张贺年片，画面的背景是波涛起伏的大海，近处沙滩上有一位穿草鞋的孩子，他一手把一枝鲜花插进沙滩，一手提着水壶向鲜花上浇水。孩子的神态是认真而虔诚的。沙滩上栽花！岂非傻事？烈阳可以烤枯它，海风可以吹折它，海潮可以吞噬它。但小孩不会去计较这些，去深思这些。他爱花，希望花开得鲜艳，于是他倾注着他全部的爱情与热心，把花栽下去，把水浇上去，不问是沃土还是沙滩！
又一次，志摩去看一部外国电影，电影里有一个孤儿在大雨滂沱的深夜里睡不着觉，——他思念他死去的母亲，双眼蓄满了泪水。突然他想起园丁栽花的事来：种子埋进土壤就长茎，发叶，绽花——种子活了，于是一个奇异的想法闪进了他的小脑袋，他从墙上取下他母亲的遗像，冒着大雨，把他母亲的照片埋进了土里。然后，他就在旁边静静地守候着，一任狂风的欺凌，暴雨的鞭打，他还是默默地守候着，专心地注视着。他希望他的母亲会从这泥泞的土里活出来，就像种子会从土里长茎、发叶、绽花那样。
这两个孩子傻吗？志摩认为这傻里有崇高的爱与不死的真。孩子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就像宗教为善，科学为真，艺术为美，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单纯的。这两个孩子的傻劲，正是志摩单纯的理想主义的形象写照。而单纯的理想的实际内容呢？他在《沙滩上种花》一文中说：“我们一群梦中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枯干，比沙滩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有限的力量，撒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他渴望政治上的自由，渴望有一个充满爱的社会，理想是他的信仰，是他努力的标准，向着既定的目标去奋斗，不迁就社会的成见，不屈从于习惯势力，达到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落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就像李太白那样飘然超脱，但这是一种很难看到更难做到的境界。
尤其在“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怯更懦怯”的社会里，他单纯的理想种下去，会有收成吗？不会的，就像沙滩的花，泥土里亡母的遗像。
志摩曾自命为生命的信徒，他像一注不舍昼夜的飞泉，有闪光、有响声、有飞沫。他爱动，“爱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流动的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林。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天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性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但是在1926年左右，尤其是他到上海之后，他灵感的泉眼教大石压住了，他那支笔变成了一支石笋，放不出一丝清辉，他的身体也不像先前那样灵动了，动的境界再不是那样富有迷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927年9月他的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了，他带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样本回到家中。他没有一般人书籍出版后的那种兴奋与激动，反而感到心头沉甸甸的。小曼刚参加舞会回来，脸上还余有兴奋自得的神情，正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志摩双手捧着诗集，很慎重地递给小曼：“眉，请收下这份秀才人情吧：算是我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
小曼接过一看，封面是江小鹣设计的翡冷翠的维查鸟大桥，序言是给自己的一封公开信，不觉心头一喜，可是读罢序言，小曼的眉头又上了锁：“摩，你怎么把序言写得那么悲观，闻一多不是说你这本诗集比起《志摩的诗》来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吗？”
“他是指我诗的技巧。这四十二首诗留下了你我生活中一大转折痕迹，我不得不慎重地献给你。”
“摩，我真感谢你，我在你的诗中永生了。”
“别太高兴了，这或许是我末一本诗集了，这一年来我只淘成一首诗。”志摩颓然地坐在沙发上，抽着闷烟。
是的，诗人写不出诗篇，这是最大的悲哀，就像园丁培育不出花朵，农民生产不出粮食。“更无须隐讳，狂妄的虚潮早经消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确［？］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中自艾。”志摩在给小曼的公开信中说得真够可怜。
1928年1月志摩的另一本散文集出版了，封面的图案是长鼻子长脸的志摩的头像，他被一把锋利的刀一劈为两，书名《自剖》。（这本散文集分为三辑：第一辑“自剖”，收自剖文六篇；第二辑“哀思”，收悼文五篇；第三辑“游戏”，收欧游漫录十三篇。）是的，他要对自己进行剖析，一剖，再剖。“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他要对自己心灵淤塞的原委刨根寻源。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在直奉战争时，他感到时代的沉闷压在头顶，全身的毛孔像涂了一层蜡似的难受，双手箍着脑袋伏在书案上受罪。“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正在翡冷翠山中，那里俗风吹不到，及到伦敦时他才知道国内景象暗淡。等到他回国，“设想中的激昂，又变成了明日黄花”，只留下城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三·一八”北京铁狮子胡同的殷红鲜血，杀死的不只是有为的青年，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还有张作霖的炮火烧去的不只是江南美景：炮火也击破了他蜜月中的美梦。他感到自己心灵上的呆顿与国内纠结的战祸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急切地要求掀掉压在他心灵上的巨石，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说：“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的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到，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稣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所最想的——一个重新发见的国魂。”他在极度的苦闷中，妄图以民主个人主义的超然态度，寻找摆脱困境的力量，营建他单纯的理想乐土。
但他并不把责任全部推给时局，他的解剖刀又剖向自己的实际生活。自从与小曼恋爱取得胜利之后，他的生活不是登险峰，不是入深山，他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他认为，“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起着相反的效果。”一旦“红袖添香”，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光的鞋袜。”他原来设想要改变小曼的生活习惯，提高她为人的格调，发挥她的才能，在文艺的土壤里共同耕耘，播下几颗理想与文艺的种子，谁知自己的生活反被小曼牵制和影响：
我要那洗度灵魂的圣泉，
洗掉这皮囊腌，
解放内裹的囚犯，
化一缕轻烟，化一朵青莲。
这，你看，才叫是烦恼自找，
从清晨直到黄昏，
从天昏又到天明。
活动着我自剖的一把钢刀！
不是自杀，你得认个明，
劈去生活的余渣，
为要生命的精华，
给我勇气，啊，唯一的亲亲！
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志摩把小曼也理想化了。他在思想上极度苦闷的时候，他要求小曼内助他，给他力量，给他勇气。他失望，但他并不绝望，他自认是个生命的信徒。他有他执着的追求，“我有一双手，趁它们灵活的时候，我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出去，清醒的纯洁的进来。”他号召青年，用烂漫的天真去填平陷阱的大口，保持信心与勇敢，在人道的海滩边去栽鲜花。但是在“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的严酷社会里，他这种想法是常常落空的，就像沙滩上栽不了花，土壤活不出死去的母亲。理想主义的悲剧就在于设想一个虚无的或者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来谎骗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就忍受幻灭的痛苦。
他的这些“自剖”文章，是他理想与现实相碰相击所溅起的浪花，是他失望时的呐喊，是他不甘心失败的呼吁。歌德说：“要知道天到处是碧蓝，并用不着到全世界去绕行一周。”志摩的苦闷，实质也是当时不满现状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通过这个苦闷的“自剖”期，他逐步由盲目的冲动，转向了有意识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