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儒梁启超曾感叹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称赞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知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则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三位大师级人物的颂词都指向同一位学者——陈寅恪。
陈寅恪出身于书香名门，祖父与父亲皆是大儒出身的官僚。因其出身名门又精通经史文学，故而清华师生称他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据听过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清华学子回忆，陈先生的博学令人惊叹。且不说他熟读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也不必说他曾在欧洲多所高校听过多门课程，单说陈寅恪先生掌握的语言就让当时许多“学贯中西”者感到炫目。他在给学生上课时，曾经用过拉丁语、梵语、巴利语、满语、蒙语、藏语、朝鲜语、回鹘语、吐火罗语、突厥语、西夏语、古波斯语、希伯来语、东土耳其语等古老文字，以及英、法、德、俄、希腊、日等国语言。
博学的陈寅恪曾在清华放出过“四不讲”的豪言。他声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并非狂妄书生吹牛皮，而是真正做到了。尽管不少学生回忆陈先生的课比较难懂，但都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学问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1925年留洋归来，被清华大学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比肩而立。除了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外，他还在北京大学讲课。陈寅恪主要负责历史、满蒙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讲课方式不拘一格，常以多种不同的语言来讲解相关历史内容，或是屡屡引用诗词来佐证历史。他引用文字信手拈来，出处准确，以此阐发的道理更是让人醍醐灌顶。甚至连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时不时来听陈寅恪讲课。
在清华改革学制后，身兼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的陈寅恪，不仅在教学上尽心尽力，也在文史哲等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代中国高校文史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历史学领域，陈寅恪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主要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之间的“中古”历史，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史。中古时代在中国封建时代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历史学科中，中古历史涉及朝代之多、国内外史料之丰富、民族文化关系之复杂可谓独树一帜。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治学素材，也增加了出成果的难度。
但陈寅恪治史有方，非常善于从各种散落于史料的信息中整理出历史演变的脉络，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理论。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上述种种论断皆是陈寅恪治史的重要成果。当代中古史学界无论是否赞同其论断，都免不了要在他开辟的新框架下讨论问题。
在文学研究领域，陈寅恪独辟蹊径，开创了“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他将此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众多令学界叹为观止的著作。
陈寅恪研究古典文学从来不局限于诗词小说的文字。他非常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人们所忽略的隐藏信息，并提倡运用多种办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背景与内涵。例如在鉴赏《长恨歌》时，陈寅恪不厌其烦地考订了女主人公的身份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来龙去脉。他晚年不顾目盲体弱，以惊人的毅力著述了多达八十万字篇幅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围绕着柳如是、钱谦益的作品与事迹，勾勒出两人所处的晚明时代背景，歌颂了柳如是忠贞爱国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
在儒家经学领域，陈寅恪也堪称一代宿儒。近代以来，垄断古代中国学术界的儒家经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批评儒学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但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给王国维先生撰写的挽词中提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这种言论很容易被时人视为守旧落后之说。但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之一，陈寅恪依然对古老的儒学报以很大的期待，反感那种将儒学连根拔起的激进做法。
在哲学领域，陈寅恪把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而不像胡适等人那样以推广西方哲学思想为主。他久居海外，对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有着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反对近代学者们常见的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做法，认为那是不严谨的穿凿附会之举。故而，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不高，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颇多赞誉。因为后者具备他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精神。
博学只是陈寅恪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读书不肯为人忙”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知识分子常以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学者的做人标杆。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人依然只有极少数。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不是指一味与社会大流“唱反调”，也不是故作标新立异的姿态以夸耀自我。在陈寅恪看来，这些貌似“清高”的做法，不过是夸诞之人为求名利而进行的炒作罢了。
著有《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曾经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但冯友兰一度受国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影响，在《论孔丘》一文颠覆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后来他不无悔憾地说，自己当时并没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学问，而是带有哗众取宠、迎合热点的色彩。
而推崇思想自由独立的陈寅恪，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来不为社会风向所动。无论学术处境多么苦难，他都坚持自己探索出来的真知。尽管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全部都是真理，但陈寅恪只会因真凭实据而推翻自己不成熟的见解，而不会被学术外的因素干扰本心。
他曾说：“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
自己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做人原则，自己贯彻了一辈子。哪怕是因战乱流离失所，因动荡而贫苦交加，哪怕是疾病缠身、遭人诋毁，陈寅恪都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学术之路上前行。
自古文人多相轻。近代学者中自然也有不认可陈寅恪的人，比如钱钟书。但更多时候，陈寅恪还是被大家当成“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标榜自我。恰恰相反，这个盛名完全是别人给的。
当初在德国柏林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陈寅恪与同胞们常在一起说天说地，指点江山。据其他学者回忆，陈寅恪不仅懂文史经学，还畅谈国家未来的形势，讨论教育民生的治国大纲。而且他并非像寻常书生那样泛泛而论，而是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例如在教育环节以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国民，经济发展应当以建设新工业和开发边疆地区为重，等等。这让其他的旅欧学者深为叹服。故而像梁启超、吴宓、王国维等兼修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都对陈寅恪推崇备至。梁启超在向他人介绍陈寅恪时，公开表示自己的学问不如陈。
然而，陈寅恪自己并没太把众人的赞誉当成一回事，依旧保持着朴实真诚的作风，自信满满却又谦和为怀，所谓的学者风范、大师本色，说的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