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儒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只有正确认识儒学，才能认识到儒学对梁启超的影响以及梁启超对儒学发展的推动，这对于研究梁启超国学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对于认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儒家历来讲求的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内圣外王”之学，他们十分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梁启超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过激烈批评，不过，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儒学的影子，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直将“圣贤之学”谨记在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是“圣贤之学”的践行者。在他看来，儒学的根本意义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而作为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带有先哲往圣的人文情怀。他始终以君子之义，看待和对待中国文化的转变和发展。
壹
后世是否可以培养出“孔子魅力”
儒家可以说是发端于孔子，而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也是出自孔子之手。但到了后世，儒学流派所产生的分歧现象日渐严重，不过他们依然尊孔子为先师、至圣。梁启超在起初也对孔子颇为推崇，并在书中这样描写孔子：“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将用教主这个尊贵的身份来尊称孔子，然而仅凭教主这一身份，还不足以代表孔子的全部。教主的感化力量，只可以影响他的信徒，而对于孔子来说，但凡是生灵全部都将得到他的亲近，例如，很多中国人，虽然没有尝试着去读孔子的书，但依然受到孔子化的影响。可以说，孔子是德行的代表。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在模仿和复制孔子的人格德行，以孔子的行事准则为效法依据，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这种独特的人格。
曾经，鲁国法律条令中有明确规定，如果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赎回本国流落在外的女奴，那么这个人将会得到嘉奖，并且可以去官府领取赏金。
有一次，子贡外出游历，在途中遇到了一名鲁国人并将其赎回国，但他没有要官府所提供的赏金。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对子贡说：“子贡，这件事情你做得不对，考虑不全面。众所周知，圣人处理事情时可以移风易俗，让其他人紧随效法，这样就可以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而不是仅仅彰显自己的道德。如今，鲁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穷的人逐渐在增多。如果人们在赎人回来后，在领取赏金时被人们指责为不廉，这样就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导致自愿赎人的人大量减少。因此，你的这种做法仅仅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德行修养，而忽略了他人，这必然会导致鲁国人今后不愿意再去其他国家赎人。”
孔子的这番话，给子路带来了很大触动，让其深受启发。不久之后，子路将一位落水者救了起来，那人要送给他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没有推脱，就直接接受了。孔子知晓后，十分高兴地说：“今后，在他人危难之际甘愿出手相救的人，必然会增长很多。”
后来，子路被鲁国君主任命为蒲城的郡守，当时水灾泛滥，为了抗洪救灾，官府四处召集民工，对各处水利展开抢修。当时，大家工作十分辛苦，但是他们携带的饭菜常常都不够吃，子路看到这种情况，就利用自己的一部分俸禄，购买了足够的饭菜，接济民工。孔子听说此事之后，不但没有支持自己的弟子，反而让子贡将那些饭菜直接丢掉，并毁掉了那些做饭菜的器具。子路看到子贡所做的一切，十分气愤，极为不理解，并直接找到孔子那里去质问“老师，我所做的都是仁义之事，您时常教导我们，做人要以仁义为先，如今，我将自己多余的粮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老师为何制止呢？”
孔子听完子路的话，叹惋道：“子路呀！你处理事情时，往往都太单纯了，做事情要从深层次理解，不要只看表面。如果你觉得民工的饭菜不够，那么你就应该上报鲁君，让朝廷开仓放粮。但你用自己的俸禄去做这种事情，无疑是在掩盖鲁君对百姓的恩泽，只彰显出你的德行，现在如果立即停下这种做法，或许还能挽回，如若不然，你被处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子路听完老师的话，十分惭愧地走了。果然，不久鲁君派来的使臣就找到了孔子，并说：“先生让自己的弟子自讨俸禄接济民工，这是在跟鲁君争夺民心么？”
看到这种情形，孔子知道大势已去，无论如何解释，鲁君都不会轻易相信了，于是便带着弟子，投奔他国去了。
其实，这件事情彰显出的正是孔子的特殊人格魅力，梁启超在其著作中，也曾多次提到“孔子专在养成人格魅力”。在他看来，孔子的言行举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属于一些庸言庸行，只要肯下功夫，就都学得会，“孔子的人格魅力，在平淡中展现出伟大的一面。它的可学习性和不可学习性都在此处有着充分体现。”
总而言之，梁启超认为，从关于智力、情分和意念等方面考虑，如果将古今中外的伟人相互比较，没有人能跟孔子一样处事圆满，所以，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孔子的人格魅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日常行为模范。
事实上，孔子的言行，旁人也可以学习，可以后天去培养。孔子身上特有的人格魅力，完全可以拿来参照己身，用于增强自己的德行和人格魅力。
贰
为什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句话历来被人们所诟病。很多人认为，孔子这是将女子和小人捆绑在了一起，这是对女子的不尊敬。梁启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古文一向注重微言大义，而且《论语》还是一部‘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显然不能用浅显的字面意思对其进行理解！”
《论语》自出现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其被列为儒家经典是经受了诸多考验的。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社会来说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人们才对《论语》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和研究。但是，仅其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却让孔子饱受非议。
在后世看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正是孔子歧视女性的最有利的证据。因为孔子直接将小人与女子罗列在了一起，很明显是将女子归为了小人这一类别中。《论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所以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更大，甚至是让人们深信不疑。所以，在孔子之后的大量有关《论语》的注释著述中，很少有人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考究，追查个究竟。
北宋经学家邢昺曾在其著作《论语注疏》中写道：“正义曰：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蓄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不逊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文王的母亲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贤惠奇女子，因此自然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但是对比孔子的《论语》原文，显然是没有这层意思的，所以，很明显这是邢昺在为孔子开脱，委婉地指出孔子的论述有失公允。
清代著名知县刘宝楠曾在自己的著作《论语正义》中写道：“此为有家国者戒也。养犹待也。左僖二十四年传：女德无极，妇怨无极。杜注：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即此难养之意。”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所说的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国家的统治者而言的，算是对统治者进行的劝告。这里的“养”指的是对待的意思。这种解释，其实与孔子的原意是极相符的。
近现代知名学者中，对《论语》研究比较多，并且颇有权威性的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有这样的表述，大意为：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是正确的，他没有为女子进行辩护。孔子的原意是如果对女子太好了，就容易导致她们变得骄纵蛮横。而此后如果一旦对她们有一点不好，就容易引来对方的仇恨。这是无解的难题，关键是，绝大多数男子也都没有逃脱“小人”这顶帽子。实际上，孔子所说的这句话，夹带着把全天下的男人也一起骂了。
从南怀瑾所表述的意思来看，他认为孔子将男人和女人都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梁启超对此也进行过一番研究，他认为，仅根据《论语》中的句子来分析，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到里面到底蕴含着何种意思，甚至不了解孔子当时说出这句话的缘由。《论语》中的句子，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前后联系，因此，仅凭此来推断出孔子说这句话的真实背景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根本就不可能。不过，从某些著作中对孔子进行记载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用信息的。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
梁启超在读《史记》时，曾对此处做过评注，他认为，孔子毫不掩饰地说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完全可以判断出孔子在说出这句话时的情景。当时，在卫灵公身边，还有弥子瑕这种佞臣，行的都是阿谀奉承之事。所以，孔子在看到这种情形后，直接将“女子”和“小人”归为了一类。从此可以得出，孔子所说的小人，指的是南子和弥子瑕等奸佞之臣。他们为了得到君主的重视，极尽阿谀奉承之能，相互勾结，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取悦君主。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无怪乎他会说出“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话。
梁启超还指出，除了《论语》之外，在孔子的其他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女性的不利言辞。而且孔子还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出对女子的尊重和同情。
在《礼记·哀公问》中，文章显示的都是孔子对女子的尊重和关心。哀公曾向孔子询问关于国家治理的方法，孔子着重强调应该尊重妻子、儿子，同时爱护自己的身体。随后，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答：“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故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正为大。”哀公又问：“敢问何谓正？”孔子答：“政者，正也。”哀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答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
在哀公与孔子论述治国之道的最后，孔子直接道出了治国的根本：如果想要处理好政事，那么首先要处理好夫妻、父子和君臣之间的关系。其中，孔子对夫妻关系的处理尤为看重。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孔子对女子是保持尊重态度的。
因此，自古以来，认为孔子歧视女性的言论是有失偏颇的，没有经过客观分析的，没有可信度。
在梁启超看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其实就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孔子对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治理难题的实时感叹，在孔子看来，君主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主要出现在“小人”和“女子”的身上，但这并不是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发出的感慨。
叁
梁启超眼中的君子
梁启超在其著作《论君子》中写道：“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为英人所称劲德尔门包罗众义与我国君子之意差相吻合。证之古史，君子每与小人对待，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似无定衡。顾习尚沿传类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望治者，每以人人有士君子之心相勖。《论语》云：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明乎君子品高，未易几及也。”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君子两个字的意思十分广泛，如果想要对其进行注释，那么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如同英国人所称的德尔门有众多意思一样，中国的君子也是这样。根据历史来看，每个解释都是君子与小人对立的，勤学从善的就是君子，不学无术的就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似乎是没有什么衡定的意义。所以从古至今，基本上都是沿用以君子来作为人们行事的准则。希望天下大治的人，都通过君子的德行相互勉励。《论语》中记载：君子之间的交往，都明白君子的品德高尚，没有什么不认同的。
自古以来，文人志士追寻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修身，由此可见，修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时的明君，之所以可以引天下人不远万里前来投奔，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德行，所以人们在他们麾下效力，自然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就必须从修身开始，只有积极地去提高自己，才有能力去应对以后的事情。
在儒家看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将修身当做为人处世的首要修行课程。儒家坚持的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但具体应该怎样做呢？子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认为，但凡君子，都会通过提升自身德行，来消除社会对己身产生的种种影响，并树立良好的德行，去感召世人，引导更多的人从善，并在修德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自我完善。由于儒家主张入世修身，同时又将“中正”作为修身准则，所以修身过程中树立“中正”之心便成为人们永恒不变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