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梁启超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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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梁启超谈伦理:独立精神之道德法律与风俗习惯(1)

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国人见识了先进科技的力量,人们的目光大都被吸引到了技术层面上。但是,自1894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思想开始转变,转变为以西方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开始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梁启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他融合中西伦理思想,试图以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传统伦理,从而创造出一套符合中国需要的新伦理。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前瞻性。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研究,目的是要实现他的道德救国的愿望。他指出:人类之所以需要并制定伦理道德,就是要用它来促进自身的完善,增进生活的幸福。

什么是公德和私德

道德,可分为公德和私德。梁启超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生活,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全都依靠公德来成立的。所以,公德指的是:“人人相善其群者”,即合乎或有益于群体要求的行为规范。那么什么是私德呢?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道德。没有私德,人就不能立身;如果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的人合到一起,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没公德就不能形成团体,即使有无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的人,也不能形成一个好的国家。

自古以来,尤其是儒家学说,把人的道德修炼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高度。但是,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对待公德和私德问题上,严重偏向于私德。在所有的道德说教中,私德占到了十分之九。在奉为国教的儒家学说中,几乎所有涉及到道德的内容,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推崇的主要都是私德。在中国古典书籍中,都有关于如何修炼私德的说教。比如说通过“忍”来成全自己的私德。

明朝的理学大师薛文清说:“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自古以来,有许多豪杰人士大多败在这里!”

曹魏时期的文人王昶告诫儿子说:“别人抨击我们,我们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我们自己有可被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就说得很恰当了。如果我们没有他所说的缺失,那么他就是在妄语了。对方批评得当,则对他没有伤害,对方妄语,我们自身并没有过失,我们又何必去报复呢?”所以忍辱的要领在自我反省。

明朝大臣陆文定说:“当对方无理抨击我们时,如果他比我们贤能,则我们应当逆来顺受,等他自己觉悟。如果对方跟我们自己差不多,比较严重的抨击,我们就透过理智和反省来排遣;比较不严重的抨击,我们就运用感情来宽恕他。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我们就原谅他的经验不足。”这种忍辱的要领在于了解别人。

明朝的官员杨翥,仁厚老实,对于别人不能忍受的事物,他都能处之泰然。一次,隔壁邻居盖房子,屋檐下的瓦片掉落在他家的屋顶,家人感到颇为愤慨,他却说:“没关系!反正最近大多是晴天,很少下雨嘛!”邻居生了小孩,他怕自己所骑的驴子鸣叫惊吓到婴儿,便卖掉驴子出入用步行。他家祖墓的碑被农夫的儿子推倒了,看管坟墓的墓丁赶来告诉他,他问:“那个孩子有没有受伤?”墓丁回答说:“没有!”杨翥说:“太幸运了!你去告诉那位农夫好好爱护孩子,不必担心!”有人侵占他的土地,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过来一些也没有什么妨害!”他曾经梦到自己吃别人两个李子,醒来以后,他颇感内疚地说:“我一定是白天求利和想占别人便宜的心太重,所以才会做这种梦!”说完,他绝食三天。

有一位姓陈的书生,对医术非常精通。他曾经医治好一位贫穷而且垂危的病患,没有收取分文,而且不求回报。有一天傍晚,他路过那位病患的家,患者家属留他住宿,夜晚,病患的妻子对他说:“您救活我的丈夫,为报答你,小姑叫我陪你!”他看见她年轻而且美丽,颇为动心。但他克制自己说:“不可!”少妇勉强他,他连说:“不可!不可!”而且拿起笔,在桌上连写“不可”两个字,最后几乎把持不住,他又连呼:“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就这样,他坚持着挨到天亮才离去。

后来,这位书生的儿子参加考试,阅卷官丢弃他的文章时,忽然仿佛听到“不可”这两个字。阅卷官挑灯重看,再丢弃。又听到:“不可!不可!”阅卷官因此又看了一遍,决心不录取,忽然一直听到呼声:“不可这两个字最难了!”因而便录取了陈姓书生的儿子。

放榜后,房师询问陈姓书生的儿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怪事?儿子不知原因,回去禀告父亲。陈姓书生才回忆起往事叹道:“这是不邪淫的福报。”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偏重私德呢?首先还是看一下赵苞的故事。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任太守的第二年,他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身边来。他们在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时,遇上了鲜卑人入塞抢掠,他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问题来了:赵苞该怎么办?因为赵苞遇到了一个伦理道德上的最棘手的问题,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以前的传统思想中,孝道为大。比如说春秋时期的管仲,他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能得到大家原谅的。原因是: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中有老母亲。如果他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就没有人来赡养老母亲了。但是,到了秦汉时期乃至以后,孝开始让道于忠,向君权倾斜。所以,由于时代的变迁,让赵苞遇到了忠、孝两难全的问题。宋代的理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

不妨做些假设。如果赵苞选择以孝为先,也就是选择以私德为处世准则,为保全家人的性命,而做出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可以设想,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赵苞哪怕是投降了鲜卑人,也不会让他的声名受牵累,甚至还可成全一种孝的美誉。反过来呢?如果他坚守公德,以国家利益为重,与敌人战斗,哪怕他最终成功救出了家人,也会被人所诟病。因为他一旦这样做,就会置家人于危险境地。那么,赵苞是怎么选择的呢?他选择的是后者。结果呢?他的母亲被鲜卑人杀死。他本人在埋葬母亲后呕血而死。他这样死,也许是一种“正确”选择。

赵苞的选择,如果在今天的话,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佳话。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赵苞的这种大局观。但他的下场太让人可惜了。

梁启超指出,公德和私德本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道德倡导者都偏重于私德,也就导致了国民当中,没有人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而公德的最大目的,在于有利于群体,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所以培育和建立公德,是中国培育国民精神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要培育国家思想

晚清时期,国家可谓分崩离析,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梁启超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自强的道路而积极奔走,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他蓦地发现,国家好像是他们这几个人的事,对于广大官僚和国民来说,对于国家事务表现出了全然的麻木不仁。他为此感慨道:“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

梁启超将中西伦理进行对比后得出:中国伦理分为五类,分别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西方伦理分为三类,分别是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当中,缺乏国家伦理这一项,这也就导致了国人没有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将国家思想的体现总结为四个方面。它们包括,通过自身知道国家存在,通过朝廷知道国家存在,通过外族知道国家存在,通过世界知道国家存在。比方说朝廷,一个具有国家思想的人,也会有爱朝廷的时候。但是,他爱朝廷,并不表明他爱国。只有当这个朝廷成为国家的代表时,爱朝廷才可称为爱国。可惜的是,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从自身起就不知道国家的存在,以致出现了两种让人痛心的人,一种是不肖的人甘于成为侵略者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人民;一种是只知道些古代典籍,并甘心成为它们的奴隶。

梁启超所说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为什么要培育广大国民的国家思想?这当然同抗击外辱、国家图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的众多事实也表明,当一个国民具有国家思想时,他就会将国家的利益奉为至上。

齐景公时,晋国攻陷齐国的阿城和甄城,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派出去作战的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忧心忡忡。大夫晏婴对他说:“田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请让他领兵打仗。”于是,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退敌之策,他的才干让齐景公非常欣赏,于是景公便任命他为大将,领兵抗击晋、燕两国的军队。

田穰苴对景公说:“为臣出身卑微,陛下从平民中把我提拔上来,士兵不敬重我,百姓也不信任我。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国君派宠信的大臣来担任监军,以壮我军威。”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后,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立标杆和滴漏以计时间,等候庄贾。这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庄贾向来骄横,他认为自己是国君的心腑重臣,现在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把田穰苴放在眼里,他兴致勃勃地与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到了正午,太阳高照,集结军队的广场上,军旗猎猎,准备出征的将士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看到与庄贾约定的时间已过,便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派人去请监军,自己在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此时庄府里,众人酒喝正酣,庄贾吃喝正在兴头上,门丁来报,说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地嘲讽说:“平头百姓当将军,爱把鸡毛当令箭!”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检阅完毕的将士,仍然排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山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众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这时,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乘马车来到。田穰苴疾步上前,责问庄贾为何不按时来军营。庄贾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来饯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家庭;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父母;战鼓擂响的时候,就应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国君寝食不安。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饯行!”于是,他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该如何处置?”军法官答道:“应当斩首!”这时,庄贾害怕了,他忙派人快马报告齐景公。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全军将士震惊。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使者拿着符节前来救庄贾,鞭马急跑冲入军中。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里,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应当斩首!”使者也吓坏了。

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能处死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车夫,砍断了车左边的车把,斩了左边的那匹马,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如此果断刚毅,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于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担任齐国的三军统帅。

在这个故事中,田穰苴毫不顾忌庄贾是国君的心腹宠臣这层关系,而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处理问题,不徇私情。最终,在他的带领下,齐军战胜敌人,收复失地。他的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认识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足以说明梁启超所说的让国民具有国家思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