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流水沧桑:江河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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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流水沧桑(1)

1996年深秋,我又一次踏访都江堰,潇潇细雨正好用来思接千载,人间沧桑怎能比得上流水沧桑?又怎能离得开水的历程?因为水,都江堰以及古运河告诉我,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大写的民族。

总有一条河流象征一个古国。

总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时文明。

人类离不开水,但,人类又往往面对的是巨浪排空、惊涛裂石的河流。人总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存、发展,即使你已经有了所有的生存环境条件,但这环境本身就包含着险恶,人类必须付出智慧以及劳动的艰辛,以求取得与环境的和谐、家园的稳固。

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祖先似乎要明白得多,如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而走到今天的现代人一味地强调物质享受、舒适自在、豪华奢糜,这种生活态度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时,则变成依仗技术强行控制、破坏环境及各个生态场所,人类建立起了梦寐以求的全球王国,人类也开始走上了真正的穷途末路。

都江堰啊,你每时每刻流动着的不都是乘势利导的经典宝训吗?

当灌县以上,源出岷山的岷江从万山重叠的危岩峭壁间穿过,坡陡流急,进入灌县时河宽180米,平均流量为每秒500立方米,灌县县城以下进入平原,豁然开朗,河面扩展到300~500米,比降为5%~7%,流速降低,水势骤缓,岷江夹带的泥沙便纷纷沉积,成为水患之源:一遇大水泛滥成灾,春耕灌水时,却又水量不够。

都江堰渠首工程选择在灌县城西玉垒山下、岷江出山后的一个弯道处,又正好是成都平原三角洲头。

蜀人无不慨叹:有了都江堰,才有真正的天府之国。

建造已达二千二百多年的古堰,直到今天仍然灌溉着二十七个市、县,九百多万亩农田,为成都市提供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为岷江上游提供木材漂送通道。都江堰的历史悠久,经久不衰,所展示的正是一幅人的智慧与创造和水的善下及流动的和谐生动的长卷。

李冰,《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饔其利。”汉武帝元鼎6年,即公元前111年,司马迁趁由长安出使四川、云南的机会,游都江堰,又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都江堰》一书,认为司马迁“这位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是古堰的第一个旅游者”。《史记》所录未必都是司马迁亲历、亲察,但对战国水利家李冰率众修凿的都江堰,却是亲访所记。

都江堰修建于战国晚期秦昭王时,李冰为蜀郡郡守任上。

李冰修造都江堰的过程、以及都江堰本身,无不透彻着自然哲学的灵智与神妙,一个鲜有史家提及的问题是:在二千二百年前,李冰是怎样得到启示和力量的?

都江堰没有取“拦河筑坝”、“集流引灌”的办法,而是“无坝引水”。其主要工程为凿离碓,就足凿开一个引水缺口,宽20米长40米,是引水进成都平原的咽喉,后人称之为“宝瓶口”。神秘的是,根据二千多年的实地测量,不管岷江洪水多大,迸人“宝瓶口”的流量决不超过每秒800立方米。其二是“壅江作堋”即建一个大分水堤,也称分水鱼嘴,取分流法,使岷江成为内江和外江,内江引水,外江排洪排沙,达到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溉。

水利上的分流与集流影响到治理黄河的决策,争论了一千多年,现在还在争论,难都江堰分流之法解决得近乎圆满,因乘势利导也,而不是动辄截流筑坝、封支强干。其三是在宝瓶口下开凿并拓宽郫、检二江,再按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类推,分解出无数渠道,使岷江激流溢洪之后成为安澜细水自流灌溉着整个成都平原,人称“飞沙堰”。即便在人们引为自豪的握有现代科技的今天,看二千二百年前的都江堰仍然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并未建立高坝高闸,采用无坝取水,却能灌溉万顷良田,‘天神纵有闲针线,难绣西川百里图’”。

我们不能不佩服李冰以及那个时代众多的治水者。

你看分水鱼嘴把不驯的岷江,巧妙地分为内江和外江了;你看飞沙堰既飞沙又溢洪,并且流进万亩农田了;你看宝瓶口总是稳当而精确地控制着水量,仿佛是一个总体调节中枢所在。当我为之赞叹不绝时,水利专家的提醒更使我惊讶莫名:

都江堰的最奇妙处,便是古人设计创造了一个今人也不得不叹服的系统工程。当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成为一个系统之后,就产生了超过各自自身的功能。互为依存、互相联系,互助协作。“一个工程系统的最根本的结构原则,就是必须具有工程与自然的一致性,即所谓乘势,其次是工程各部分的一致性,始能利导。”

善哉!此言。

李冰不会想到,二千年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中,中外水利专家纷至沓来,面对都江堰竞无不语塞良久。经过勘查、测量,论证,后来便总结出正面取水,侧面排沙、二级排沙、动力平衡原理等等科学技术性很强的经验。但,就都江堰本身来说,它只是:

乘岷江之势,与岷江默契之后,分水排沙;都江堰工程按照现代的眼光看,从结构到材料,相对来说都是简单的,但,它的使中外学者惊奇之处,便在于:它简单地“使引水与排沙在时间上统一,在空间上分开”。

或许,科学如同真理一样,其本质本来就是简单的。

然而,技术时代却把人引进了复杂的死胡同。

对李冰而言,还有同样简单的六字诀传之后人:

“深淘滩,低作堰”,及“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等。

不能不想到黄河,我们头顶上的天河,不淘滩,高筑堤。

《华阳国志》载李冰刻三个石人“立三水中竹”是都江堰最早的水情标志。《宋史.河渠志》中已有明确的“水则”记载,也是从宋代开始定有“穿淘”的岁修制度。“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并且规定:“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宋开宝5年,宋太祖并勒石重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于灌口江干。而曾使我流连忘返的都江堰李冰庙前石壁上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等语,为清同治13年灌县知县胡圻撰写,三十二年后刻石的。

一个千载不朽的工程,除了建造者以外,还需要比建造者多得多的人去维修、爱惜,倘不,都江堰便早已是乱石一堆了。

帮江堰的早期工程,司马迁所记最为可信,即除水患、利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不少论家忽略了这句话,尤其是“有余”二字。所有的水利工程都不可能是万世永固、一劳永逸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话说绝了。二千多年来,都江堰在“岁修”,“穿淘”的漫长过程中,又融进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而堰工争议达六百多年,集中在遵古而竹笼卵石呢?还是更新以砌石铸铁?拈得几例,以飨读者。

都江堰渠首结构原为竹笼卵石,从元初起为减少岁修工程量便有人建言改为永固的砖石结构,但履行其事的是元末吉当普,力排众议以砌石贯铁完成了此一变革。到明代中叶,虽砌石贯铁,分水鱼嘴也已经有了损坏残缺。正德8年即1513年的水利佥事卢翊力主改用竹笼卵石维修。嘉靖13年即1543年,水利佥事阮朝东坚决站在卢翊一边,痛斥“后世乃有好事者,谓岁一修治之烦,始废竹篓”。与阮朝东同时代的张彦杲却和阮朝东意见相左,作出了铁桩贯石,铁锭联合的结构设计。此后另一水利佥事施千祥在1551年春,成功地建造了铁牛砌石鱼嘴的改建工程。赞同者认为,“物与水敌,其重必克”,几十万颗卵石于竹笼之内虽然很重,却不能如铁一般铸合。更有名陈文烛的认为:

假如一切都以师法古人为正确,那么大禹治水时的工程为什么都不存在了呢?

铁的取代卵石是随着炼铁技术的发展而不可阻挡的,但,以为铁结构的工程可以“一劳永逸”,却是一种明显的幻想了。

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一种人为的技术结构,都是有缺陷的。到清代,铁石结构的弱点暴露,否定的意见渐渐兴起。康熙时巡抚杭爰认为,治水一定要顺应自然,“行所无事”。何焕然在《深掏滩低作堰论》中说:“自南宋以来,历元迄明,或甃石,或铸铁,纷更多事。”可是“防水之法愈密,而水势愈横;治水之费愈增,而水患愈炽。”王昌麟在《都江堰水利说》中,分析了六字诀的科学性,认为“一劳永逸”的治水思想不可取。这一时期,都江堰的铁石结构已不复存在,所采用的还足传统的竹笼卵石工程。

光绪3年,即1876年,总督丁宝桢因为灌区连年缺水,便力排众议,以砌石再改造渠道工程,次年竣工。但,洪水到来时便冲毁了部分工程,丁宝桢被各方指责并获朝廷处分。水利同知承厚在《请复篓堰旧制禀》中,有一段话甚为精彩:

石堤虽坚,能刚而不能柔,水激之其力更猛;竹篓虽陋,能泄而不与敌,水遇之其势可分。石堤撼则全局无存;竹篓颓而罅漏可补。况石堤资于匠作,工既巨而易倾;篓石取自河滩,民不劳而易就。

看来这个世界总是时移势迁,况且已经到了19世纪临近末叶。清末水利委员赵世铭在《堰工利病书》持论又有不同,他以为,都江堰自古至今无岁不修,“岷江长此终古,则蜀民负担亦将与此终古”。他说丁宝桢砌石修堰本无大错,“所惜者,以最大之工程,促以最短之时间”,质量因赶工而影响。如果“宽以时日”,结果或会大不一样。

赵世铭的结论是:“自古无一定不易之法,世界有推陈出新之机。”

也许,人们别无选择。

但是,来到都江堰的,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这漾漾细雨,却为寻不着竹篓卵石而遗憾。这遗憾中自然也有这样的困惑——原始的便一定是落后的吗?

有清一代关于都江堰水利的争论,甚至闹到再造礁石的程度,极为有趣。

清同治2年,即1863年,岷江洪水漫卷,都江堰的部分工程被毁,冬季岁修,成都道观察何咸宜督理工程,因内江左岸三道崖山脚有尖石横梗水中,木筏漂送常受冲击,甚至筏毁人亡的。木商请求之下何观察同意在岁修时,把三道崖山脚礁石凿去。

七年之后,继任者黄云鹄认为,都江堰的一山一水均不能擅自改变,以免影响水流,不然当年李冰为什么不去修凿?同治13年即1874年,洪水果然冲塌离堆一角,影响到伏龙观廊柱安全。灌县知县胡圻筹粮捐款,在离堆崩塌处建一楼以观水势,大木横排,铺石筑土,但“恐离堆仍难永固”,主张恢复三道崖原貌,再造已毁之礁石。

如何补崖如何再造,未见详述。

但水利同知刘廷恕认为,补崖造礁,“岂人力果可夺天工耶?”确实,人能够毁坏天然,毁坏之后的修补或再造,便都不是天然的了。因而这位水利同知主张“费金无益,智者不为”。

还是那个赵世铭,不但肯定凿崖之举而且认为凿得很是不够:“宜大施斧凿,铲去崖角,使河面开展,水势纡徐,不独桴行无沉没之苦,即大堰亦能免溃决之患。”赵世铭并且感叹道:“人情蹈常习故,即此可见!”

这个世界关于凿和不凿,已经争论很久唯有岷江一样流。秦时水,汉时月……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再一次随长江之水,穿过三峡,来到江汉平原,开始寻找古运河的踪迹。这一些沟通各水系之间的运河,是我们的先人一锨一锨地挖掘而成的,它像命脉一样贯串南北,使华夏大地湿漉漉地保持着生机。

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是楚国于公元前6世纪初在江汉平原上开挖的杨水,沟通了汉水和长江,并为舟楫之行缩短了航程,具体位置为现今的沙市一带到汉水沙洋地域。到了西晋,京都洛阳与长江中下游的交流更加迫切,这条运河被再次拓宽、疏浚,史称杨夏水道。

春秋,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吴国为了攻打西面的楚国、南边的越国,开掘了胥溪和胥浦。胥溪以今宜兴为起程处,经溧阳,高淳,从芜湖人长江,使太湖水系与长江相连接。胥浦的起讫点在今上海金山和浙江嘉善之间,汇合太湖上游诸水,经淀山湖、泖湖,东流人海。胥溪与胥浦的通航使吴国既得灌溉之利,又得舟楫之便,终于在公元前486年伐楚灭越,将楚越山河并入吴国版图口此后,北方的齐国便成了吴国争霸的主要对手,为了伐齐,吴国修筑了苏州至扬州的运河,并于公元前485年开凿了著名的邗沟,从扬州向东北,经射阳达淮安进淮河,最早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水运。吴国便成为“通渠三江五湖”,“不能一日废舟楫之用”的,华夏列国中最早的水利国家。

春秋战国以降,从秦到清的二千年间,历朝历代都以挖河治水为治国大计,最为著名的是灵渠及京杭大运河。

公元前221~前214年,秦始皇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开凿灵渠,使长江支流湘江和珠江支流桂江得以沟通,所以也称湘桂运河,又因它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又称兴安运河。

灵渠的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和北渠,斗门等设施。

如同都江堰一样,我们不能不为秦人修造水利设施的高超,及富有想像力而感叹!

灵渠的大小天平是用巨石砌成的“人”字形拦河坝,把湘江拦腰切断,同时又乘湘江之势,抬高水位,使部分江水进入南渠注入漓江。大小天平是溢流坝,洪水时浸过坝顶泄人湘江故道,枯水时使来水全部进入南北两渠确保通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