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濮议”中打了败仗，败得很惨，“尊无二上”论没被采纳不说，而且再一次被韩琦“耍”了。
同侪皆贬，旗手独留
话接上章，吕诲、傅尧俞等台谏官相继被贬后，英宗让大臣举荐新的台谏官。治平三年（1066）三月四日，因皇子颖王赵顼（后来之神宗）纳妃，英宗大宴群臣于皇家园林。在宴会上，司马光碰到了知制诰韩维。韩维告诉他，所有举荐新台谏的奏章都被他扣下了，已上奏要求将吕诲等人召回。司马光说，他已上《留吕诲等劄子》[1]，要皇上收回成命。
司马光在劄子中说，“忠直敢言之臣”是“国家之至宝”。现在将吕诲等贬谪，恐怕将来陛下听不到直言了。“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最后要求“令诲等还台供职”。
这个劄子没起作用，司马光又上《留傅尧俞等劄子》[2]，猛攻政府，说，濮议所以闹成这样，贬谪台谏，“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陛下“今日独取拒谏之名，受孤恩之谤，违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权，止于遂政府数人狠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为之”。如果陛下召回傅尧俞等，并下诏对濮王不称亲，则可使天下的诽谤变为讴歌，愤懑变为欢欣。
司马光慷慨激昂，矛头直指执政大臣，而老谋深算的韩琦却在暗暗发笑。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导演”的。英宗以宗室子继位，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如何对待生父濮王的问题。当时，韩琦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随口说，仁宗新逝，不宜议此，应待仁宗大祥之后，讲求典礼，追崇本亲。那好，你就帮我写个报告吧。司马光按上述意见写了。他未曾想到，“追崇本亲”四个字，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仁宗大祥后，“濮议”开始，司马光起草的《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主张不可称亲。所以，英宗下手诏指责台谏派“前后之言，自相抵牾”[3]。
司马光被当头敲了一棒。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就走人。司马光于是上《乞与傅尧俞等同责降上殿劄子》、第二劄子、第三劄子[4]。英宗全部留中而不送中书，司马光不领情，自己抄录副本送到了中书，而韩琦看都懒得看。为啥不贬你？因为你已经不是台谏官。
在官场斗争中，司马光根本不是韩琦的对手。在“濮议”如火如荼的治平二年（1065）十月四日，朝廷下了一道告敕：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这似乎很反常，一个挑头与宰执作对的人反而升了官，而且升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级。其原官天章阁待制是四品，虽已“赐三品服”，但那是“赐”，官袍“升”了官职依旧；新官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是名副其实的紫袍官。韩琦料定司马光一定会请辞，司马光果然反复上疏请辞，要求外放任知州。好！韩琦顺水推舟，批准他辞去知谏院一职，而保留其他职务。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在“濮议”中，司马光是台谏派的“领头羊”，所以能领头，知谏院这个职务是关键。一旦他离开这个岗位，他就不能再挑头了，也不便事事发言了。这样，韩琦“巧妙”地达到了削弱台谏派的目的，而且谁也说不出啥来。司马光书生气重，还以为真的是对自己的重用。当侍讲，为皇帝经筵讲课，这是何等荣耀！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没有跳出韩琦的手掌心，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只好接着写《乞责降第四劄子》[5]，说，是我最先提出“为人后者为人子”，“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最后写到当时的心情：“昼则忘餐，夜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他感到无地自容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大有不责降就不出来的劲头。
但是，英宗派宦官把他叫到迩英殿，当面谕令他出来供职，他只得从命。韩琦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来。
初为帝师，礼治为纲
韩琦之所以笑，是因为他的目的全部达到了。司马光跟他斗，还嫩了点，不过他始终对司马光是爱护的，爱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英宗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处理与太后的关系上时常意气用事，不顾大局，对稳固政局来说，这很危险。英宗因当“皇子”的时间太短，没有时间接受太子应接受的系统教育，需要靠经筵来补课。其他授课者只会子曰诗云，干巴巴地说理，英宗听着打瞌睡，而司马光懂历史，他讲课英宗肯定会爱听。果然，司马光一改以往那种一味解释经义的授课方法，而通过讲历史故事来阐发经义，让英宗听得兴趣盎然。开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讲起。在讲到周威烈王承认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他发了一通宏论。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史论总纲，作为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是他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后来写在《资治通鉴》的开头，是为全书之总纲。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啥意思？天子的职责莫大于维护礼治，礼就是纲纪；礼的核心莫大于把人分为等级，首先是君臣之分；分等级莫大于标志等级的名，如公、侯、卿、大夫等。简单地说，礼就是等级制，礼治就是用等级制治理国家。司马光在提出了这三个“莫大于”的观点后，接着逐一展开阐述：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从低往高排列），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商纣王弟，贤人）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成汤创立的商朝就会像天一样长久）；以季札而君吴（国），则（开国诸侯）太伯血食矣（永远有人祭祀）。然二子（微子、季札）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身份称谓：包括爵位、名号、谥号等）不著，非器（从宫殿、车马到日常用品包括食具、饮具、寝具、饰物、礼器等直至死后的墓制、冥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城）邑而请繁缨（天子、诸侯辂马的带具上的饰物），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国）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起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机）”，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接下来他简要回顾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认为春秋时期虽“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春秋诸侯称霸，都假借周天子的旗号，不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抛开周天子，也不是他们有怜悯之心，而是“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现在，晋国三个大夫把晋国瓜分了，周天子既没有力量讨伐，又纵容他们，封他们为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这意思很明显，周天子连最后的一点名分都守不住了，所以礼就一点也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