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真的一头扎进了《通鉴》中。为阻止种谔招降嵬名山的计划，他曾与神宗当面争得不欢而散。这件事一个月后有了结果。
十月二十八日，青涧守将种谔成功招降嵬名山部，得一点五万帐，骑兵一万余。西夏集中四万兵力反扑，被种谔击退，并趁势收复绥州（今绥德），筑城以守。西夏未能夺回绥州，以会商边事为名，诱杀宋知保安军（今志丹县）杨定等人。于是朝议纷纷，要诛种谔，还绥州。种谔是种世衡之子。当年，种世衡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筑成青涧城，成为抵御西夏侵略的重要堡垒；种谔守卫青涧有劳，收复绥州有功。为什么要杀他？宋代对武将的防范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从太宗赵光义开始，打仗要颁布阵图，如何排兵布阵都给你规定死了。违背阵图，打了胜仗也要杀头；反之，打了败仗也没责任。种谔的招降行动虽是神宗支持并秘密指挥的，但他没有请示上级就提前行动了，自然该杀。那为什么要还绥州呢？上章司马光的三个言横山劄子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怕字。怕西夏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怕加重国家和人民负担，怕战争引起内乱。他们并非“怕”得没道理，因为自宋夏作战以来，打败仗不是新闻，打胜仗才是新闻。历任文人统帅（武将不能当），除了范仲淹没有打过败仗外，其余包括大名鼎鼎的韩琦，无不都吃过败仗。越败越怕，越怕越败，怎么办呢？割地赔款，以求苟安。雄心勃勃的神宗一看西夏诱杀了杨定，群臣一致要求杀种谔，还绥州，一下也乱了方寸，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下令逮捕种谔下狱，归还绥州。但是，知延州的枢密副使郭逵反对说：“贼既杀王官（杨定等），而又弃绥（州）不守，见弱已甚。且嵬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之？”有个叫景询的官员投降了西夏，西夏提出用他来交换嵬名山。郭逵说，景询一庸人而已，投降西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换走了嵬名山，将来西夏方面谁还敢投奔宋朝？郭逵拒绝了西夏的建议，要求西夏杀掉诱杀杨定的首领以谢罪。朝廷软，郭逵硬，意见相反。神宗决定派刚被免职的原宰相韩琦去知永兴军（西安）兼陕西经略安抚使，主持大计。出发前，韩琦是主张放弃绥州的，而到陕西调查后观点改变，说“绥州不可弃”。正在这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西夏王谅祚死了，由其七岁的儿子秉常继位，韩琦报告说：“当此变故，尤非弃绥之时。”朝廷诸公批他出尔反尔，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觉得中途改变弃绥的决定，有损朝廷颜面，督促韩琦赶紧弃绥。韩琦反复陈述，最后神宗下诏，按韩琦意见办。绥州保住了，收复绥州的种谔被连降四级，发配随州编管。西夏使团来报谅祚丧，神宗问起诱杀杨定事，这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杨定出使西夏，拜谅祚称臣，并答应带沿边“熟户”归顺西夏，谅祚赐其宝剑、宝鉴及金银；回来后，他上交了宝剑、宝鉴，而私吞了金银，谎称可策反刺杀谅祚，神宗大喜，令其知保安军。种谔招降嵬名山、收复绥州后，夏人觉得上了杨定的当，便诱杀他以泄恨。在郭逵的压力下，杀人凶手已正法，郭逵派人持凶手画像与囚徒对照，验明无误。
“老师”讲德治，“学生”要治术
招降嵬名山，没有出现司马光所预见的结果。但他没有再说话，不是他的观点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忙于著《通鉴》而无暇顾及。
他按照神宗开经筵的时间表，准时在迩英殿进读他的大作。在熙宁元年（1068）二月的一次经筵上，司马光进读的内容是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讲罢历史故事，他引用孟子和扬雄的话，对纵横家全盘否定：
孟子论之曰：或问：“公孙衍（纵横家之一）、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以正位，行天下以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屈），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或问：“（张）仪、（苏）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厌恶他们）。”曰：“孔子读而仪、秦行（读孔子书而像张仪、苏秦那样行为），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这比鸣唱着凤音却披着猛禽的羽毛还要糟糕）！”“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前无古人）？”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通鉴·卷三·周赧王五年》）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借古讽今也好，古为今用也好，都是为当代政治服务的。司马光引用孟轲、扬雄的话来评论张仪、苏秦，导向很明显，就是强调德，而排斥包括纵横家在内的术和才。张仪、苏秦为富贵而游说，因动机不纯，不是才而是奸。
司马光讲罢，神宗问：“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司马光说：“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1]
“学生”神宗对“老师”司马光说：“闻卿进读，终日忘倦。”说“终日忘倦”，而不说终身受益，是否因为他并不同意“老师”的观点？
登基不久的神宗固然需要道德说教，同样迫切需要治国治军之术。熙宁元年（1068）是宋朝建国一百周年，弊端丛生，迫切需要解决。神宗想从经筵上找到思想武器和治国之术，但帝师司马光对术的态度是排斥与否定。就在这次听讲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执政大臣被留下来。神宗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文彦博说：“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他说要重新调弦，似乎是支持神宗进行改革。其实他是没有理解神宗改革的内容，后来变成了反对派。
六天后，神宗又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帝国的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别的且不说，只说英宗的陵寝，建到一半时，居然因缺少五十万资金而没法封顶，最后是陕西转运使薛向设法解决的。救灾款没着落，不得不靠卖官、卖度牒（和尚执照）来筹集部分资金。一个连父皇都没法体面安葬、灾民也都无法救济的继位者，他自然要把理财视为“最为急务”。他心急如焚，但大臣们没人给他拿出解决的办法，唠叨的多是德治的抽象说教。
富弼因不满韩琦而一直养病，现改判汝州，临别时，神宗与他谈了大半天，请教治道。富弼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助手，现在，神宗是诚心要听他对改革的建议。然而，今日之富弼已非昔日之富弼了，他先后出任宰相、枢密使，现在是以“使相”（宰相级节度使）身份判汝州，已位极人臣，屁股决定脑袋，他最担心的就是神宗搞改革。他对神宗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附）会其义……”这意思很明白，陛下您想改革，奸臣就会顺着您的意图来。反过来说，拥护改革的就是奸臣。神宗又问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以德服夷是儒家的经典外交思想，但如果撇开了国家利益，抽象地讲以德服夷，就可能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甚至成为一块丧权辱国的遮羞布。富弼这段话还暗藏着对收复绥州的批评。神宗沉思许久，没有说话。最后，神宗问求治以何为先？富弼说：“阜安宇内为先。”[2]对这句话，神宗称“善”，但两人的理解也许不同，富弼的意思是一切政策不要动，神宗的意思是先把国内的事办好。
望眼欲穿，盼来王安石
神宗所要的术，在司马光那里没有找到，在文彦博、富弼那里也没有找到，在王安石那里能找到吗？他虽然从未见过王安石，但在当太子时就与之有神交。韩维、韩绛兄弟及吕公著等人，兼任太子宫，时与他讨论学术和治道，每有高论，韩维便说，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神宗登基伊始，就想见王安石。现在王安石快要来了，他甚至有点像盼星星，盼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