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通鉴》不写无法考证的神仙鬼怪和不合情理的奇节异行，对正史上的有关记述一概毫不客气地删去。历代封建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无不编造君权神授的离奇故事，司马光虽然是个天命论者，却拒不采用此类离奇故事，目的是让皇帝明白，“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到时候天是靠不住的。这无疑又是史书写作上的一大进步。对于那些夸大其词、有悖情理的传说，司马光一概不予采信。如张良为太子请出“商山四皓”，阻止了刘邦废太子的图谋，这个故事《史记》《汉书》均有记载，但司马光认为在汉初的政治力量中，“商山四皓”起不到如此大的作用，故《通鉴》不载。再如《史记》称鲁仲连义不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司马光认为，这不可能，不过是游侠之士的夸夸其谈，未予采信。
最后，《通鉴》给后世做出了一个用洗练的文字生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样板。《通鉴》是史书，但同样可以当文学来读。这得益于在写作上对传统编年体史书的突破。在时间本位和事件本位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通鉴》根据需要不拘泥于“以事系日”的固定程式，而改用以事件为主线组织材料，置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内，从而保持了事件叙述的完整性。《通鉴》对重大事件的许多记叙，即使纯粹从文学角度看也堪称经典，最著名的当是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赤壁之战》（《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是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的重大战役，但原有史书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史料散见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的《吴书》和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等书中，而涉及的人物有曹操、刘备、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张昭、黄盖等，一般人不可能把上述史书都读到，而且即使都读到，也很难将赤壁之战理出头绪，形成完整印象。司马光仅用二千余字就把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和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彩纷呈，所涉及的人物一个个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孙权、诸葛亮、鲁肃、周瑜这四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赤壁之战》能成为文学名篇，理所当然。在长于叙事这一点上说，司马光与司马迁可谓不相上下。
最早就将司马迁和司马光并列的是宋神宗，但“两司马”的提法与近代学者梁启超有关。他认为《通鉴》“繁简得当，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可并称为我国史学界的前后“两司马”。[3]
《史记》和《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古代史学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古代史学之绝笔”[4]。从两部书的影响来说，并称“两司马”也是恰如其分的。《史记》乃正史写作之规范，而《通鉴》带动了编年体的复兴，引发了“通鉴体”写作的高潮。
引领新体系，催生通鉴学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编年一体，唐以前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的确！编年体史书能与纪传体的正史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发端于司马光的《通鉴》。
《通鉴》问世后，在南宋引发了通鉴体史书的写作热，且往后续《通鉴》的大多在书名中冠以一个“续”字。第一个续写者为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写北宋一代史事，可惜未能完整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此书之中华书局版是辑本，因无法补上残缺，才五百二十卷。接着，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与《长编》相接，写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记录了起徽宗政和七年（1117）七月四日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二十一日的两宋交替时期的历史，重点在写靖康之乱。又有刘时举著《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写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的史事。往前续《通鉴》的，除了刘恕所撰之《通鉴外纪》十卷外，又有南宋金履祥所著《通鉴前编》十八卷，两书均记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与《通鉴》相接。
南宋以后，《通鉴》的续作者薪火相传。明朝有薛应旂和王宗沐分别所著一百五十七卷本和五十七卷本《宋元资治通鉴》，记宋、元两朝史事。记载明朝历史的有谈迁的《国榷》一百零八卷。进入清朝，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有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记载明史的有陈鹤的《明纪》六十卷，夏燮的《明通鉴》九十卷。
司马光是通鉴体的祖师爷。纵观史学发展史，以《通鉴》为发端，《通鉴》及其后续之作，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编年体史书体系，足以和二十四史相抗衡。
以上讲的是《通鉴》的续书，还有很多由《通鉴》改编的史书，在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改编从两个方向进行，第一是纲目体，第二是纪事本末体。
纲目体的始作俑者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通鉴》改编为《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叙事首列标题，用大字书写，标题下详述史实，可视为《通鉴》的简编本，好处是提纲挈领，眉目清晰，但朱熹将《通鉴》中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强化，而扬弃了《通鉴》不分正闰的先进历史观，对多国并存时期强行划分正统非正统。《通鉴纲目》因朱熹的名气而影响极大，后作纲目体史书者历代不绝，乃至出现了《纲鉴合编》。
纪事本末体是为弥补编年体史书的一个缺点而产生的史学新体裁。编年体史书因为受时间轴约束，一件经过数月数年的大事往往散落在若干卷中，且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掺杂，读者检索起来殊为不易。南宋的袁枢是个《通鉴》迷，深为上述问题头痛，于是将《通鉴》中所述之大事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把分散在各卷中的记载按时间顺序集纳到题目之下，稍加剪裁连缀，便成了一个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此书定名为《通鉴纪事本末》，篇幅只有《通鉴》的二分之一，但囊括了《通鉴》中的所有大事，方便读者检索，所以不乏续作者。李焘的《长编》也被改编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后，宋、辽、金、元、明各代之史以及《左传》均有人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形成了纪事本末系列。
《通鉴》催生了中国史书的新体系，其影响扩大至亚洲邻国。据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受《通鉴》的启发，日本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另外日本史书中的四大名著《吾妻镜》（《东镜》）《神皇正统记》《本朝通鉴》《大日本史》也不同程度借鉴了《通鉴》的做法。朝鲜十二世纪金宽毅编纂的《编年通录》，李朝时期成书的《东国通鉴》，一五一〇年越南武琼编写的《大越通鉴通考》，亦当是受《通鉴》影响的产物。
《通鉴》有纵向系列，即由其引发的续书；《通鉴》还有横向系列，即与其配套的派生书。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就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有九本与之配套的书：
《通鉴考异》三十卷，集纳了在编撰《通鉴》中的部分考异成果，是我国第一部考据学专著。原独立成书，元人胡三省将其散注于《通鉴》有关条目下，成为《通鉴》的附注。考异法为后世尊为治史之不二法门，《通鉴》类的后续之作无不采用考异法，在清朝产生了考据学著名学派——乾嘉学派，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名家辈出，其代表作有《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劄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