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目录》三十卷，乃《通鉴》所写的千年历史的大事年表，非常便于检索。《四库提要》指出：“用目录之体，则（司马）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为《通鉴》之总会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因为司马光首创目录体，我们今天读书才有如此方便。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考虑到《通鉴》卷帙浩繁，副本只有王胜之一人读完，司马光为读者着想，将《通鉴》缩编成举要历。
《通鉴节文》六十卷，性质与《通鉴举要历》同，但是否司马光所作，已难以考证。
《历年图》七卷，所述历史时段与《通鉴》同，也是编年体，但更为简练，以“臣光曰”为开头（即前朝或前国亡国之时），与《通鉴》的“臣光曰”多就事就人而论不同，而就一朝一国的兴亡立论。
《国朝百官公卿表》十卷，记载北宋开国以来至英宗治平四年（960—1067）百余年的大事。以上两书单行本已佚，但被保留在《稽古录》一书中，被重新分卷，前者被合并为五卷，后者被合并为四卷。
《稽古录》二十卷，由《稽古录》和上述两书合成。卷一至卷十一，记载伏羲氏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历史，即《通鉴》之前的历史，编撰体例与《历年图》同，是一本给少年儿童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卷十二至卷十六为《历年图》，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国朝百官公卿表》。
《涑水记闻》，是司马光为写《资治通鉴后纪》（北宋当代史）而准备的资料汇编，因每条大多注明了消息来源，故曰记闻。这些资料尚未经考异，不准确处在所难免。后被《长编》作者李焘和《宋史》的编撰者脱脱未加分辨地大量引用。历来版本卷数及内容多寡不一，现中华书局版《涑水记闻》是在《四库全书》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史料编辑点校而成，共十六卷，附录四件。
《通鉴释例》一卷，是司马光编撰《通鉴》时所定的凡例，由其曾孙司马伋根据遗稿整理而成。
以上九部书构成了《通鉴》的横向系列，其中《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可视为《通鉴》各种不同的摘要本或缩编本，为的是方便不同层次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为后世树立了一部书分别出全本、节选本、普及本、少儿本的榜样。《稽古录》把《通鉴》前的历史用通俗的形式写出，就是古代的少儿本。另外，《国朝百官公卿表》和《涑水记闻》，一为当代大事记，一为当代史料汇编，体现了他重视当代史的史学精神。
《通鉴》从问世起即吸引了研究它的学者，以至逐渐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我们知道，因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的情况极其罕见。与文学上因研究《红楼梦》而形成红学一样，史学上因研究《通鉴》而形成通鉴学，本身就说明了其研究对象博大精深，空前绝后。专门研究《通鉴》的作品，在宋末元初就已硕果累累，不乏鸿篇巨制。与文天祥同榜的进士胡三省，入元后终身不仕，潜心研究《通鉴》，写出了《资治通鉴音注》，其注释对《通鉴》所载之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详加考订，特别是对地理、官制的考证尤其精当，其篇幅大抵与《通鉴》相等。后世誉之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我们今天读《通鉴》可以看到附于书中的胡三省之注，对读懂原文极有帮助。录取文天祥为状元和胡三省为进士的复试官王应麟，南宋度宗时为礼部尚书，入元后不仕，专门做学问，写出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以《通鉴》地理为研究对象，因其兼考《史记》等史书的地理沿革，又可视为一本古代军事地理专著。《四库全书总目》赞其“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对秀才师生严衍、谈允厚，埋头研究《通鉴》三十年，拿十七史逐句逐字与《通鉴》对照比勘，写出了《资治通鉴补》一书，纠正了《通鉴》和《资治通鉴音注》中的错误。所以，史学界有要深入研究《通鉴》，不可不读《通鉴补》之说。但两人在书中对《通鉴》原文和胡注随意作删节，且补注过多过滥，篇幅竟超出《通鉴》四倍，因此颇遭诟病，一直只有抄本而不便印行。到清道光四年（1824），有个叫张敦仁的，从《通鉴补》中择出其改正、移置、存疑、备考、补注等部分，编为上中下三册，第一次出版。此后，咸丰、光绪年间又有出版。
民国时期是《通鉴》研究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突破了微观研究的窠臼，出现了带宏观总结的开拓之作。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崔万秋的《通鉴研究》，从司马光的生平、著作到编撰《通鉴》的动机、过程以及成书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张须的《通鉴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通鉴》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超越《通鉴研究》远矣。成书于一九四五年的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别出心裁的著作，对音注《通鉴》的胡三省做了深入研究。因为胡三省是南宋遗民，入元后不仕，音注《通鉴》，在字里行间巧妙地隐藏着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陈垣是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的北平研究胡注的，于是在胡注中找到了“知音”。他首次把名不见经传的胡三省（《宋史》《元史》）均无载）这个爱国主义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挖掘出来，对胡注细考探微，所引用书籍达二百五十六种，用胡注七百五十余条，通过巧妙地引经据典，叙述史实，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代表性著作，标志着通鉴学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的出版以及以之为母本的各类节选本、注释本、活页本、学生本、讲读本、全译本、文白对照本的出版，《通鉴》的普及程度前所未有，通鉴学的繁荣也前所未有。为《通鉴》作新注的，先后有瞿蜕园的《通鉴选》，王仲荦《资治通鉴选》，陈光崇、顾奎相的《资治通鉴选读》，张鸿儒、沈志华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还有多种全译本，译著频出，难以枚举。研究《通鉴》的论文和专著相继出版，颇具影响的有冯惠民的《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柴德赓的《〈资治通鉴〉介绍》、陈光崇的《通鉴新论》（论文集）、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宋衍申的《司马光大传》，等等。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则是一部专攻《通鉴》纪事时间之失的学术著作。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以通鉴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一九八四年，《通鉴》问世九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出版了论文集《〈资治通鉴〉丛论》《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台湾出版了《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韩国、日本也有研究通鉴学的学者。
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总论》中说：“如果从成就和影响来看，温公的史学掩盖了他的经学。‘元祐更化’之际，温公废除全部新法，要比他在史学和经学上的影响大得多。”的确，如果我们姑且撇开“元祐更化”中的司马光，而专注于他的《通鉴》，就会发现《通鉴》像一坛美酒，越陈越醇，越陈越香，年代愈久，其价值愈高。
[1]《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
[2]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4]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