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继扬的住处，也是几间席棚，不过席棚附近却打扫得比较整洁。向阳的席棚屋顶上还放着几盆生意盎然的花草，绿幽幽的草叶，给这一片灰黄、污浊、丑陋的环境，平添了不少生气。大门是虚掩着的。罗英先走过去，在那小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就听到有人出来开门。开门的原来是一位鬓发微白的老妇人。谭嗣同开始还有些诧异，以为是问错了人家；待问明情况后，才低着头走了进去。席棚被隔成里外两间，虽然光线昏暗，却打扫得比较干净。那老妇人将谭嗣同、罗英二人让进内室，敬了茶烟后，才坐下来陪话。
原来这位老妇人乃金山人氏，原有一子，也在北洋水师当差，正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麾下的机手，甲午海战时，战死在大东沟海面。儿子战死后，官府虽有一些恤金，但因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生活十分困苦，便流落到上海来帮人做女工，恰好碰见了邓继扬。两人都是水师遗属，同病相怜，邓继扬便把她接到一起来，当自己的亲娘一般供养。邓继扬自进工厂以后，刻苦钻研技艺，很快便当上了机修工，工资也就比一般普通杂工高得多了。他又生性俭朴，不太讲究吃喝穿戴，因此，也逐渐积了一点银钱。他几次写信回乡，要接他母亲、妹妹到上海来住，无奈母亲总是不愿离开故土。他只好每月寄点钱去，或者是买点上海最新式的糕点，给他母亲寄去，表表自己的孝道。
邓继扬每天进厂做工，这位老妈妈就在家里帮他洗衣做饭，料理家务，日子倒也还过得下去。只是这邓继扬脾气倔强，好打抱不平，看不得那班洋人、老板和工头之辈欺侮工人。每逢有工人受欺时，他总爱出面争斗，因此往往吃亏，害得这位老妈妈也经常为他担心不已。
说话间，纱厂那边已经拉响了放工的汽笛。霎时间，这贫民窟内就热闹起来了。呼喊声、吵骂声、哭叫声、喧闹声，还有胡琴、笛子、唢呐之声，猫鸣狗叫，鸡鸭喧腾之声，闹成一片。又过了一会儿，门外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接着进来了一个汉子，身上脸上都沾满了机油，那正是邓继扬。谭嗣同举目细看，只见这孩子比上次见面时，又高大健壮多了，俨然成了一位豹头环眼、虎臂猿腰、结结实实的小伙子。邓继扬匆匆忙忙走进来，也未注意室内来了客人，只是一个劲地叫嚷道：“妈妈，我们米缸里还有多少米？”
老妇人道：“也不多了，不过还够吃三五天罢了。”
继扬道：“那好，我先背几斤米去给金凤家，明天再想法去籴。”说着，拿了一条口袋就去缸里装米。
老妈妈一把拖住他道：“你看看，屋里是哪位贵客到了？”
邓继扬这才回过头来，向内室张望。他眯着眼，先看看谭嗣同，又看了看罗英，差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认清楚后，两眼中顿时涌出了激动的眼泪，跑过来双手握住谭嗣同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见过谭嗣同，邓继扬回过头来，与罗英相见时，两位青年人就更热火了，你抱着我，我抱住你，拍拍背脊，捶捶胸膛，简直不知如何亲热才好。
邓继扬见了他二人，满怀兴奋，一边掏钱一边连声叫喊：“妈妈，快做饭！我去称肉，打酒。”
谭嗣同听了，忙制止他道：“不要劳累老妈妈了。你今晚有没有空？如有空闲，我们不如到外面去走走，也好谈话一些。”
邓继扬想了一下，点头道：“也好，我这几天是日班，晚上正好没事，就陪七爷到街上去走走。”他一边交代妈妈，一面洗了脸，又找一身干净衣服换了，便陪着谭嗣同二人，走出席棚区，上了大马路。谭嗣同又喊了两辆车儿，三人坐了，径往热闹市区而来。他们在一品香大餐馆门前，下了马车，走到那西式洋楼的餐厅中去，找了个僻静雅座坐了，点了酒菜，便慢慢吃酒讲话。
原来这一品香乃是上海最有名的西式餐厅，一色西式建筑，玲珑精致。室外花木，红绿掩映。室内也都是一色的西式家具，时鲜花插，缕花桌布、玻璃瓶盏、银匙钢叉；每张桌椅之间，又都有屏风隔着，互不相扰，谈话倒是很方便的。
谭嗣同知道他二人出身乡野，都从未用过西餐，想让他俩见识见识，便把他俩带到了这里。落座后，早有仆人上来敬茶、敬烟、送热手巾，然后递上菜牌，伺候点菜。谭嗣同给他们各点了一份番茄牛尾汤、一份炸牛排、一份去骨鹌鹑、一份煨黄鱼、一份牛舌和通心粉雀肉、一份加利鸡饭和勃朗布丁。他自己也要了一瓶白兰地酒，一份香蕉布丁，陪他们吃饭。继扬与罗英都是食量大的，第一次见到这样新式的饭菜，加上又是久别重逢，心情特别舒畅，顿时狼吞虎咽起来，吃得畅快极了。他俩又都从没有用过这种餐具，拿起刀叉来，笨手笨脚的，半天还捞不到一点菜上口，因此互相嘲笑，笑声不已。
可是，当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到纱厂中的黑暗情况时，他们的心情，也就立刻转向愤激和低沉了。
原来上海的那些大工厂，表面上看去虽然也还堂皇，可是骨子里却又充满了黑暗和不平。经理、董事、洋人工程师还有工头等，他们的薪水都比工人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额外还有许多的津贴和红利。他们住的是高大洋楼，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呢绒绸缎，出门是汽车马车，天天过的是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工人们却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芦席棚，吃的是霉米饭。这些倒也罢了，还要挨打受骂，同奴隶一般。还有什么包身工、养成工制度，更是把工人当牲畜一般看待。特别是那些工头，也很可恶，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专门折磨工人，稍不顺他们的意，不是拳打脚踢，就是将你除名，砸烂你的“饭碗”。纱厂女工多，更是受尽了他们的污辱。女工们为了生活，也只得含悲忍受。继扬谈到这些不平之事，十分气愤。他还告诉谭嗣同，他刚才要送米去的那个金凤，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工，才十六七岁，刚进厂不久，她那车间的工头张马桶就要沾污她。她不肯依从，张马桶就百般刁难，甚至停了她的工，使她全家断炊，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谭嗣同听了这些情况，心中十分震怒。他提出要把继扬带到北京去做事，免得在此受气。继扬却不同意，并且劝谭嗣同道：“我只愿做一个工人，自食其力。因我有一些技术，工厂很需要，加上我的相好弟兄又多，尽管他们对我的好打抱不平、爱管闲事，十分恼恨，但他们也奈何我不得。所以，我在这里还是站得稳的。我倒想，您也不必到北京去了。那些当大官的，有什么好的？同他们在一起能为老百姓办什么好事？还不如到上海来，办报、办学堂、办工厂，也许痛快一些。出了什么事，咱们弟兄也还可以帮您出一点力气。”
谭嗣同摇头道：“没有用。我都试过了。上头不解决问题，朝中大权都在那班昏庸大臣手里，你在下面办学、办报，又有什么用？《湘报》、时务学堂就是例子。你立志当一个工人也好，但我却没法后退了，纵有天大风险，这次也只得前去试它一试。”
他们三人一边谈心，一边吃饭，吃完饭后，下楼来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又叫了一辆马车，坐到外滩去，观赏黄浦江边的夜景。
西坠的夕阳，刚刚被都市上空滚滚的红尘所吞没，正在西边的天宇上，迸射出一片火焰似的红光。软风从黄浦江那边吹拂过来，带着工厂区特有的焦油味儿，吹在人们的脸上，使人隐隐感到一种灼人之感。苏州河的浊水，泛着金绿色的柔波，在千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挤压下，挣扎着，发出啪啪的声响。外滩马路上一幢幢新建的高大西式楼房，华灯耀眼，和黄浦江中停泊着的无数外国舰艇上的雪亮灯光相辉映，使这十里洋场，更加充满了现代化的异国情调。林木葱茏，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外滩公园门口，悬挂着一块“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白漆禁牌，令人看了气愤填膺。罗英、继扬几次都想冲过去把它砸了，却都被谭嗣同止住。他们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只好继续朝前走去。
时间不早了，谭嗣同又拿出一些银子，交给继扬，让他去接济金凤，免受工头凌辱；同时，也让他给老妈妈买些吃的和衣料带回去，让老人喜欢喜欢。谭嗣同还再三嘱咐他，要多给家乡的母亲、妹妹写信，免得亲人悬念；并告诫他，在生活中不要鲁莽蛮干，要沉着坚强，有勇有谋，多和一些品行好的工友们结成一气，互相支持，才不致受工头老板的欺侮和残害。
邓继扬听了，都一一点头，铭记在心。他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实在不愿与二人离开。后来，还是谭嗣同再三催促，又给他唤了一辆小车，要他上车，他才擦着眼泪，一步两回头，坐车回厂去了。
这里，谭嗣同、罗英二人心情也十分惆怅，低头不语，默默地走回客栈去。
这时，整个上海城中的电灯都亮了。站在外白渡桥上向东望去，但见浦东的那些洋楼和厂房，在朦胧的夜色之中，闪着千百双小鬼眼似的灯火，就像一群吞噬着工人血肉的怪兽，正向着这繁华、喧嚣、罪恶的都市无声地窥视、狞笑！
谭嗣同
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