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兴西方，法流东国。”由于佛教东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对印度文化研究最深入、最富成效的国家，翻译的印度经典汗牛充栋。但由于宗教的排他性，属于印度教系统的大量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未能翻译成汉语。只是极少数夹杂在佛经中的内容，如《梨俱吠陀》中的几句诗曾经汉译，真是吉光片羽。进入近代，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一部分印度古典名著开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但是，这种翻译一般都不是根据梵文或其他原文，而往往是根据英、法、日等中介文字转译而来。如《沙恭达罗》在季译之前，焦菊隐曾于1925年从英文本转译出第四、第五幕，名为《失去的戒指》；王哲武根据法文本转译此剧；王维克也从法文本转译此剧，于1933年、1954年两度出单行本；王衍孔也根据法文本转译，于1950年印行；卢冀野还根据英文本将此剧改编成南曲《孔雀女金环重圆记》，于1954年印行。
自1956年，季羡林根据梵文原文译出《沙恭达罗》，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剧在中国的翻译才算正本澄源，一锤定音。1957年和198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两度根据季译演出此剧，获得巨大成功。
所以，季译标志着现代中国翻译印度古典文学进入了新的里程。
季羡林翻译印度古典名著，特别是翻译大史诗《罗摩衍那》，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困难。开始翻译是在“文革”末期，各种帽子、各种禁锢尚未除去。他白天大部分时间要给系里发信、守电话、当门房值班。《罗摩衍那》在当时尚属“毒品”范围，他不敢将原著带到值班的地方，就利用在家里的时间，每天将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张张小纸条上，上班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没有人，再偷偷写下译成的腹稿，下班后再回家赶紧抄写下来。
这种外部恶劣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成倍加大了的工作量，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
其次，是翻译工作本身的困难。
《罗摩衍那》在玄奘取经时有1.2万颂，而到当代则发展到2.4万颂。季译根据的是最近的精校本，亦有2万颂。他夜以继日，从1973年到1983年，历十年风雨，呕十载心血，终于译成汉文9万行，5000余页七篇八册的皇皇大作。这个工作量，对于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是何等巨大，季羡林是充分估计到了。所以，在动笔之初，他只计划翻出三篇。后来，外部环境好转，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准备出版此书，他受到极大鼓舞，取消了原先只译三篇的计划。1980年《罗摩衍那》第一篇出版，季羡林喜不自禁，下定决心，锲而不舍，昼夜不息，终于译完全书。
除了工作量巨大之外，翻译本身也遇到了麻烦。大史诗故事情节不复杂，充满铺陈。“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译文体裁也令季羡林大伤脑筋。原文是诗，译文亦必须是诗体，但到底哪种诗体好呢？中国诗歌进入白话诗，已无严格诗体可言。若用古体，无疑是作茧自缚。加上史诗中有许多神名、人名、地名、花木名、武器名，在原文中是合韵的，一译成汉语就头疼。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季羡林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译名的统一也带来了困扰。中国历来对其都已约定俗成，若袭用，则不大便。只好自创译名，难之又难。
季羡林对印度文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以身作则，翻译了450多万字的印度文学作品里，而且还体现在他对印度文学见解独到的研究中。
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传布世界各地，中国也不例外。最早，是通过佛经汉译传入的，自魏晋以降，中国书籍中可以找到不少源自《五卷书》的故事。进入近代，通过中介语言出现一些转译故事。1959年，季羡林从梵文直接译出此书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使中国读者见到了此书的真实面貌。
在此前后，季羡林对《五卷书》和印度故事展开深入研究。1941年，他写出《印度寓言自序》；1946年，写成《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语言童话集》；1947年，写成《一个流行欧亚的笑话》《木师与画师的故事》《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1948年，写出《“猫名”寓言的演变》；1949年，写出《〈列子〉与佛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1958年，写成《印度文学在中国》；1959年，写成《〈卡里来和笛木乃〉中译本前言》《五卷书译本序》。
至此，季羡林对《五卷书》的介绍与研究告一段落，并对印度著名故事集、与《五卷书》并称双璧的《本生经》进行译介。1963年，他在《世界文学》五月号上发表《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和《佛本生故事选译》。
到1979年，季羡林又写成《〈五卷书〉译本重印后记》；1982年，为《中外文学书目问答》一书写《五卷书》简介；1985年，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五卷书》一节；1988年写成《〈五卷书〉在世界的传播》。
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故事文学的研究，不仅向中国读者对印度故事作出有深度的介绍，而且使其从实践和理论上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较早的研究者之一。季羡林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与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故事有关。他说：“《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安徒生童话》、《拉封丹寓言》和其他许多书籍都有《五卷书》中的故事，有的故事甚至传到了非洲。19世纪以研究这些故事传播演变的过程，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比较文学史。”他还认为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文学，就不会有比较文学的概念”。
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很早，而且甚勤。除了上面所举文章之外，他早在1947年写成《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以后陆续发表《漫谈比较文学史》《新疆与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看重比较文学研究》《文化交流与文学传播》《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比较文学之我见》《对于X与Y这种比较文学模式的几点意见》等文章。1991年结集出版《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一书，近30万字，是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介绍印度故事为先导，翻译印度故事为后续，两者互为呼应。以中印比较为主，辅以他国故事。（2）中印故事比较以影响研究为主，注重考据，强调与文化交流结合，拒绝简单比附，亦不尚平行研究。（3）以具体的中印故事文学比较为基础，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这个理论以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研究为学术背景，不求完备，但求独具特色。（4）研究由实而虚，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是其发展路向。1988年他发表《关于神韵》一文，是其中印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当然，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全面的，研究对象除了故事文学之外，还包括神话、史诗、小说、戏剧等等。
现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以及朱光潜、吴宓、钱钟书等人。然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当推季羡林为第一人。他以半个世纪的辛勤，写下了大量论著的同时，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他精通多种语言，通晓中印文学，研究成果丰硕且自成体系，极富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对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季羡林对《罗摩衍那》的翻译和研究也是并重的。1973年他着手开始翻译这部庞大的史诗，1977年译成。他一边翻译，一边进行研究，其成果《〈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于1979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季羡林对大史诗的研究并不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于1984年写出《〈罗摩衍那〉在中国》、1985年写出《罗摩衍那》两篇长文。季羡林对《罗摩衍那》的研究，运用的重要方法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尤其是《〈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堪称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例。《罗摩衍那》以优良的译文质量荣获国家图书奖，他的研究在学术界也获得了高度评价。季羡林是中国《罗摩衍那》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至今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为国际《罗摩衍那》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学术界赢得巨大荣誉。
《弥勒会见记》译释，是季羡林晚年的一项重大翻译研究工程，历时之久，用力之勤，不亚于翻译大史诗《罗摩衍那》。吐火罗文是在我国新疆境内发现的一种古文字，分A、B两种，出土于焉耆县的，称吐火罗文A，又称焉耆文；出土于龟兹县的，称吐火罗文B，又称龟兹文。世界上通晓吐火罗文者，极为珍稀，所以吐火罗文可以说几成绝学。季羡林是国内唯一真正掌握这门几成绝学之人。他自1946年回国之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再也没有机会研究。然而，到了他的晚年，44张88页吐火罗文残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知道翻译研究这些残卷难度巨大。接还是不接，进退两难。最后，季羡林以巨大的学术勇气，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于是，当代中国翻译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1998年在柏林和纽约出版了研究《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英文专著，同年在中国作为《季羡林文集》第十一集出版了中英文合体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在这个合体本中，收录了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China 和中文的长篇《导言》。
季羡林在耄耋之年，胜利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首先，他捡起丢了40多年的吐火罗文。他找出从德国带回来的尘封已久的吐火罗文书籍，绞尽脑汁，把当年获得的那一点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他将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转写了不到几页，《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书名便赫然在目，顿时喜不自胜。其二，得到了回鹘文译本的相辅。吐火罗文残卷是27幕《弥勒会见记》剧本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残本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然而十分幸运，这个剧本在中国新疆出土了丰富的回鹘文残卷，而中国有回鹘文专家。季羡林像得到了一根拐棍。在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李经纬等教授的帮助下，季羡林逐渐弄清楚了吐火罗文残卷的内容。这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的困难之事，他在《自序》中说：“我只能靠着西克师有名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艰难困苦地向前爬行。”有没有回鹘文的相辅，是很不一样的。在德国，早已由Sieg和Siegling将保存在欧洲的中国新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的原文及由他们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本子出版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译释出版过。因为欧洲学者缺乏一种必要的辅助。季羡林则有这种辅助，他说：“对照汉文有关资料，其中最为重要者实为回鹘文译本，若无回鹘文译本，则翻译吐火罗文本，几为不可能之事。”其三，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帮助。季羡林用十几年的时间，先后译释了若干篇章，用中英文在国内外杂志发表。于是引起国外专家的重视，德国吐火罗文专家W·Winter 教授要求他将这个剧本残卷全部译成外文在欧洲发表。于是，季羡林在得到中国回鹘文专家帮助的同时又得到德国吐火罗文专家W·Winter和法国吐火罗文专家G·Pinault 教授的大力支持。季羡林在按语中说：“现在这个英译本，虽为破天荒之作，倘无上举德法两位专家学者之鼓励，之帮助，则必不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此可断言也。”
以上三个条件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中英文合本。说其是奇迹，是破天荒之作，是中外翻译史上的幸事，一点也不过分。而这个成果是他在耄耋之年取得的，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那么，《弥勒会见记》译释到底有何重大意义呢？这部著作的意义有两部分，一是其内在的学术意义，二是其外在的影响意义。
季羡林对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研究的学术意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搞清楚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性质。此书在典籍中无载，故在新疆残卷第一次发现之前，谁也不知道有这本书。残卷的出现，学者们大为震惊。但由于残缺，学者们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后来，有学者通过研究，渐渐知道这是一部佛经，是一部文学作品。经过他的译释，则比较彻底地弄清楚了这部书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