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译本，它的原文是印度文，可能是梵文，也可能是印度其他俗语。由于迄今在印度尚未发现原文，这就为不善保存古籍的印度增添了一份文学遗产。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是根据吐火罗文译出的。季羡林认真将这两个本子进行核对，发现两者：“虽然在不少地方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几乎是字与字、句与句都能对得上的。称之为翻译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样，不但为印度戏剧史和中亚佛教传播史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进一步确定了吐火罗文的历史地位和《弥勒会见记》在中亚的两个译本之间的关系。
（二）确定《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由于这个译本颇为特殊，戏剧的特征十分模糊，因而西方学者包括Sieg和Siegling在内也都否认它是一个剧本。他们说：“从内容上来看，这部作品一点也不给人戏剧的印象。它同其他散文夹诗的叙事文章一点也没有区别。”约31年后，Sieg 教授承认《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但是怀疑、争议在西方学者中依然存在。季羡林经过译释，特别是将此剧的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加以对照，确认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季羡林明确指出，吐火罗文剧本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都与欧洲的剧本不同。带着欧洲的眼光来看吐火罗文剧必然格格不入。当然，这个吐火罗文剧严格来说，是一个羽毛还没有完全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季羡林的这个结论，不仅廓清了西方学者对此剧的怀疑，而且为我们指证了一个在文化交流中尚未成熟、定型的戏剧样式。这对研究东西方戏剧差异及戏剧在翻译传布过程因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二，搞清楚了《弥勒会见记》的版本情况。季羡林译释的残卷从新疆焉耆县出土，并由新疆博物馆收藏，所以季羡林名之为“新博本”。新博本内容相对集中，大都在27幕剧的第一、二、三、四、五幕。虽然剧本内容不全，但意义重大。早在1983年，有专家在《文物》上刊文指出：“这次发现吐火罗文A（焉耆语）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为研究吐火罗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对于我国民族史、戏剧史、宗教史等的研究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这么重要的古籍版本流传状况，季羡林是不会放过的。他对流存在各地的本子进行了介绍，其中对“德国本”作了重点分析，并将新博本与德国本进行了对照，使人们对两者的相互位置一目了然。另外，季羡林对弥勒故事在巴利文、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汉文中的情况作了介绍。其中对巴利文、梵文和于阗文的材料收集尤详。季羡林是梵文、巴利文专家，治梵文、巴利文资料自然驾轻就熟。在此，我要强调的是于阗文资料。于阗文曾流行我国古代新疆的于阗一带，于今已与吐火罗文、回鹘文等一样，成了一种死文字。关于弥勒的资料，保存在一部由一位名叫Ysambasta的官员命人撰写因而被称为《Ysambasta之书》的长诗中。此书共24章，其中第22章《弥勒授记经》的内容，季羡林根据Emmerick的英译本将全文译成汉语。这样使我们的汉文佛藏多了一份文学作品，同时为弥勒研究提供了新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季羡林如此看重《弥勒授记经》，是因为它的研究价值。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导言中，季羡林对《弥勒授记经》和鸠摩罗什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对这个于阗本故事在新疆及中亚弥勒信仰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亦作出精辟的论述。
第三，对弥勒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弥勒是佛教中的重要菩萨。他原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后来成为佛弟子，从佛授记（预言）将继承释迦牟尼位为未来佛（“当佛”）。弥勒救世思想传入中土，与道家某些教义融合，形成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在中国民间迅速传播。所谓三佛应劫救世，简言之为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时期应世救难。而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救苦救难，度贫男贫女回归彼岸，本是大乘佛教中一派的弥勒净土信仰，不但得到中土上层社会的诚信，而且得到中土下层百姓的追捧，一时势力大增，在一段时间里面几乎直追释迦。人们不仅翻译了大量有关弥勒的佛经，而且杜撰了许多拥戴弥勒的伪经。从造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弥勒信仰的情况。据统计，北魏时释迦造像103尊，弥勒111尊，阿弥陀15尊，观世音64尊，可见弥勒信仰之盛。从汉末到清代，弥勒救世思想在中国流传不绝，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朝廷对抗，形成了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然而，以前对弥勒信仰的研究，所据材料基本上以汉译佛经为主，对弥勒信仰在梵文、巴利文典籍中的记载以及在传播途中的有关情况，由于资料的欠缺而从未展开。季羡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则完全突破了这个局限。印度早期佛教中就有多数佛的概念。在巴利文佛典中，就提到了未来佛。弥勒（Metteya）这个巴利文词出现于巴利藏最早的经典之一Suttanip？ta中。佛教从小乘发展为大乘，弥勒信仰非但未受影响，而且势力愈来愈大。原因是大乘佛教冲破了小乘佛教的各种束缚，形成了“一神论思想”“救世主思想”“功德转让”“在家修行”“塑造佛像”等等众多特点，而弥勒集这些特点于一身。季羡林深刻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唯一的神；他在无数的菩萨中是一个特殊的菩萨；在小乘中他只是一个未来佛，通过弥勒Cult他成为一个救世主；他有像；他通过自己的功德最终普度众生，使众生皆大欢喜，来了一个最大的大团圆；他是他力的典型代表。”这段论述，不但道出了弥勒的风云际会、扶摇直上，而且道出了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的轨迹。
总之，季羡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特别是其中《巴利文、梵文、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一节中所论述的七个问题《巴利文和梵文中〈弥勒会见记〉与〈弥勒授记经〉的各种异本》《Maitreya这个字的含义》《Maitreya与Aajita》《Maitreya与伊朗的关系》《Maitreya与Metrak》《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发展》《弥勒与弥陀》，充满了对弥勒研究的新突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和新论点。中外学人再要研究弥勒，应从研究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开始。
影响意义是建立在学术意义之上的。
中国进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制度衰亡，积贫积弱，大量文化古籍被盗往国外，敦煌古卷便是典型的一例。于是，敦煌学研究渐渐兴起。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不管这种说法能否成立，总是中国学者面临的尴尬。新的吐火罗文残卷出土了，送到了中国唯一懂吐火罗文的学者面前，怎么办？季羡林经犹豫之后最终接受了任务。此事表面上是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突然造访，将新出土的44张88页吐火罗文残卷交给了他。而我认为，这实际是一种民族的重托，尤其是当弄清了这些残卷的内容及其学术意义之后。季羡林在迟暮之年所以花这么多心血和时间，除了译释工作的学术意义之外，我想不会不考虑其影响意义。现在我们看见的这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中英文合体本，是当今世界对《弥勒会见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我可以放言：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出土在中国，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也在中国。季羡林又为中国学术争了光。
季羡林对印度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不局限于古典文学，还包括近现代文学。
其中，推介最力的当数泰戈尔。大概由于文本的原因，季羡林对泰戈尔的推介不是将精力放在作品翻译上，而是利用各种集会发言和写纪念性文章的机会，全面深入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近代东方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在中国有不少好友和崇拜者，不少知名作家受他的影响，如冰心、郭沫若、许地山、徐志摩等等。但对泰戈尔评价最全面、最公正、最有见地的是季羡林。他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评价，是中国学者中最具影响的，其中不少已成不刊之论。中国学者研究泰戈尔，必须先研究季羡林的研究。
1961年，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中国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季羡林发表了四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以后又写了《纪念泰戈尔诞生118周年》（1979）《泰戈尔诗选序》（1984）《家庭中的泰戈尔》译者序言（1984）《简明东方文学史》之一节《泰戈尔》（1987）《泰戈尔散文精选》前言（1990）等等。他受黛维夫人嘱托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是为了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更真实、更亲切的另一面。季羡林13岁时在济南见过泰戈尔，高中又读他的作品，并模仿他的作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泰戈尔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季羡林说：“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60年来没有中断。”
季羡林不遗余力地推介泰戈尔，不是为推介而推介，而是为了促进对泰戈尔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印度现代文学的认识。只要是事关印度文学，请季羡林作序题字，无不慨允。他曾先后写了《舞台》中译本序（1980）《惊梦记》序（1981）《秘密组织——道路社》序（1983）《佛经故事选》序（1984）《薄伽梵歌》序（1984）《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序（1984）《摩奴法典》汉译本序（1985）《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序（1987）《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序（1988）《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1990）《北大亚太研究》序言（1991）《汤用彤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论文集》序（1992）《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词典》序（1993）等等。
季羡林耕耘和守望印度文学，达半个世纪，可谓摩顶放踵，吐哺握发，劳苦而功高。他开创了中国印度文学研究的新时代。
三、一代宗师学术圭臬——季羡林的治学之道
季羡林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骄傲。在大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焚膏继晷，完成了惊人的研究工作。先让我们看一看《季羡林文集》的情况：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及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及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一看目录就知道，除散文、序跋、杂文之外，他的学术研究极富有挑战性，不少内容（如吐火罗文）是少有人敢问津的世界难题，24卷1000万字，谈何容易。然而，这只是1994年前的成果，1995年以后的成果，还有待出版续集。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是辉煌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他的治学之道同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的学术生涯，漫长而丰富多彩，他的治学之道别具特色。综观季羡林治学，惜时如金为其成功秘诀，预流弄潮为其不死灵魂，用弘取精为其得心常法，学术道德为其立身之本。
惜时如金季羡林是个朴拙的老实人，为人做学问都一样。他所以能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者，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惜时如金、以勤补拙，是他的成功秘诀。故而他又是高明的。季羡林看重天才。有人认为：“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更符合实际一点。季羡林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分，所以他非常强调勤奋。他说：“无论干哪一行，没有勤奋，一事无成。”郭应德说：“在我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中午不回家休息。在办公室随便吃点东西，或同青年同志一起，去学校食堂吃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翻译、查材料或写东西。先生分秒必争，常利用会议间隙写作。他善于闹中求静，即使环境杂乱，也能专心致志属文。他宵寝晨兴，夜里三四点钟即起，夜阑人静，辛勤笔耕，数十年如一日。先生的鸿篇巨著，就是这样孜孜不息完成的。”